芥末堆文，近日，“聚智堂事件”愈演愈烈。从最开始董事长杨志被人举报“跑路并携巨款潜逃”，到后来杨志独家回应“我没跑路、欠老师、家长的钱会还上”，再到后来聚智堂发表公开声明称“资金链断裂”并将用旗下的东星时尚广场抵债。一天之内，整个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环环相扣，风云四起。

“如果聚智堂真的倒了，对我们又是灾难性的影响。”在聚智堂“跑路”传闻在业界传个遍后，一位培训机构创始人这样说道。

事故之后必是监管的问责，相信过段日子中国的培训行业监管方（教委、工商局）将推出更严格的准入甚至是保证金体系，不可否认，此次事件将对中国的培训行业是一个地震。

“聚智堂”事件发生后，芥末堆第一时间联系了多位一线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及老师，询问他们对于本次事件的看法。

教培行业现状：竞争非常激烈，利润低，资本介入让行业更加浮躁

沈沉老师物理工作室创始人、中学物理老师沈沉认为，本次“聚智堂事件”或将对培训行业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小型教培机构。他认为，鉴于此事件后部分家长会更倾向于选择办学时间较长的机构和信誉良好的老师，会导致中小型机构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且部分教师也许会倾向离开原先的中小型教学机构，从而加速家教老师的“独立化”进程。

来自in-talk出国留学(课程)考试培训的国际总经理张樱露认为，目前整个教培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且利润过低。再加上近两年资本的介入，让整个行业变得非常浮躁。面对这个现状，不少机构选择了选择借助家长之手，用资本推动公司在模式上的转变。同时，有小部分机构还利用资本布局其他领域的产业，从而打开盈利的另一扇窗户。

“教育的本质是教书育人，所以要同商业化运作之间做好平衡。”张樱露说，“本次事件中，聚智堂和一些家长都把利益摆在了孩子受教育的前面。家长在面对机构返利的情况下选择了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促进了事件的发酵。”

在张樱露看来，“聚智堂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环环相扣、长期积累和量变的过程。日积月累，问题越来越多，自然事件在资金链断裂时就爆发了。

有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初，教育支出在中国已经超过其他生活费用成为仅次于食物的第二大日常支出。中国教育培训产业的总需求达到1.8万亿元，除去正规的学校教育（大约占60%，折合1.08万亿）之后，市场化培训需求达到7200亿元。且《2014-2018年中国教育与培训行业市场供需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分析指出，中小学课外辅导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全国大约有1/3的家长愿意拿出上万元为孩子进行课外辅导，且有73%的中小学生选择用课外辅导的方式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然而，尽管教育培训市场发展的市场空间巨大，但能够站得住脚、在行业里稳居不败之地的依然是口碑好、发展时间长的大型培训机构。 前精锐联合创始人、轻轻家教创始人、私塾家创始人胡国志表示，教育培训行业目前还不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领域，加上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应试教育依然强劲的大环境还在等原因，都为“行业黑箱子”创造了条件。“因此，我能够给予家长的建议就是：相信成熟品牌、相信熟人推荐，选择口碑较好的教培机构。”胡国志说。

预付费制度本身并无错，应建立良性规则减小其风险

谈及本次事件，让人顿生疑窦的便是所谓的“预付费制度”。“聚智堂事件”中，不少家长都被“感恩套餐”里眼花缭乱和极具诱惑力的条款所吸引，轻信“交了‘感恩套餐’后，75％学生都能达到重点中学'小升初'的要求”的宣传语，并忽视了“预付款必须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付清，中途不可以取出”这样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一次性投入大量预付款，导致目前款项如泥牛入海，覆水难收。

看到这里，相信不少读者不禁想问，本次事件是否揭示了预付费制度的不合理性？广大教培机构是否应摒弃现有的预付费制度，采取对家长和学生相对风险较小的“一次一付”模式？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普适于培训行业的“预付费制度”形成的特定原因。

从事教育培训多年的沈沉老师表示，对于班课模式而言，预付费的收取，是对学生和家长的一个比较有效的约束。相反，如果不采取预收费的方式，学生请假或者中途退出班课的事情将会时有发生，这会使得班课的进程难以把控，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

而对于一对一模式而言，预付费的收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学生流失、防止老师“跳单”（即偷着把学生从机构带出去上课）的手段。另外，培训机构的规则下，一次性预收的学费越多，家长会获得越优惠的价格，咨询师会获得更高的业绩提成，这也是预付费机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个层面上，心灵之翼负责人张禾强和高考语文名师董腾也同意沈沉的观点。同在教育机构任职，两位均认为预付费制度本身并无错处，且在全球范围内的校内校外教育都是适用的。“我认为，问题不在预付费机制。所有的教育培训理论上说都是预付费的，你上大学也是一样先交了一年学费人家才让你学，要不然上完了不给钱谁也拦不住。我曾因为这样的事损失过几十万，作为教师，我觉得预付费制度很合理啊。”董腾说。

关于预付费机制，原杰睿学校执行董事常文平认为，关键在于具体到教育行业或教育机构，预收多长周期和多少额度的学费需要探讨和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教育机构的身份界定清楚，明确教育分类管理的职责。

然而，面对正处在风口浪尖的“聚智堂事件”，不少业内人士都建议应当建立良性的规则，以减小预付费制度带来的风险性。“教育机构的财务体系一定要极为规范，资金管控要严格比例化，这样才能有效管控退费风险。当然，最核心的是做好教学服务，提高教学质量将退费率降至最低，这才是一个教育公司运营的关键。”京翰教育研究院院长赵晓林向芥末堆表示。

那么，配合托管和交付保证金两种方式是否能有效减小预付费机制带来的风险呢？创智教育负责人马永刚认为并不见得。“有人说托管，托管其实不现实，教培行业不是P2P。而交更高的保证金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就把机构的发展路子直接堵死了。如何能建立一个良性的规则让预付费的风险更小才是根本，降低预付费周期和金额是比较可行之路。”马永刚说。

聚智堂事件不是“特例”？达摩克里斯之剑终将落下

在“聚智堂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教育界也围绕此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业者对此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聚智堂事件”仅是特殊个案，不能代表整个教培领域的整体生态。而其余从业者则认为“聚智堂事件”并非特例，仅是“冰山一角”，教培领域依然存在类似机构，且无一例外地被敲响了“警钟”。

轻轻家教创始人胡国志认为，聚智堂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与特定企业的特定经营方式和团队路径选择相关，不能代表教育培训行业的全局。

而子轩教育创始人岑少栋也表示，“聚智堂事件”属于偶发性事件，同老板的处事方式和做企业的理念有关系，相信绝大部份教育企业都不会这么做。“这个收费机制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行业内都是存在很大质疑的。一个教育公司完全商业化进行运营，结果可以预料。”岑少栋说。

然而，其他人则秉承了不同意见。创智教育负责人马永刚就认为，聚智堂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事件，它反映了整个1对1行业的问题所在，只不过聚智堂因为金融方面问题给放大和加速了。“1对1行业的问题积疴很深，而且是多方面的，报大单、报长单是所有问题的根源。现在1对1行业普遍过于依靠前期的咨询，教学方面反而薄弱。依靠咨询的必然结果是报大单，预付费用越来越高，使用户被机构绑架，很难在后期拥有话语权，也没法对服务有效监督，想退出又很难。从长远上来说，这种模式是非常不正常的，也是不健康的。”

面对“沉疴”式的“聚智堂事件“，如何才能预防甚至规避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呢？沈沉认为，单单用道德来驱动行业自律是彻底的伪命题，法律法规的监督机制和竞争环境也许才是缓解此类问题出现的有效之道。

“法律法规的监督机制发挥着筛选和纯化队伍、防范和激励的多重作用，完善的监督机制不仅向教育行业的从业者明示违规行为面临的高风险，而且会提高违规行为曝光的概率。另外，对于教育行业而言，我们也要认定“竞争环境驱动自律”这一信条。竞争环境的作用在于迫使教育行业的从业者“视信誉为生命”，使不自律的行为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看成为一种得不偿失，使自律者成为多数“理性经济人”在外界约束下唯一理性的选择。”沈沉说。

常文平也向芥末堆表示，没有基础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前提，谈自律没有现实意义，他说，“其实前前后后出现过很多此类事件，在‘英特老板失联’事件中，我看到的是政府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和踢皮球，组织我们民办培训机构接盘的行为是为了赶快平息事件，减少舆论带来了压力，而不是通过事件的爆发汲取教训，完善法律法规防止类似的覆辙重蹈。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来做大众消费者的保护伞，那也是不可能不可行的。” 

除却法律法规约束和竞争环境的驱动，不少从业者认为还应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升教育企业的自身文化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做好教学服务，并依靠新兴机构主动做出改变，才能更大程度上改变现状。“教育毕竟不同于其他行业，十年树木百年数人，她是一个可以延续百年的产业，那到底要名垂青史还是要遗臭万年，需要每一个教育企业家时不时的给自己敲警钟了。”

虽以盈利为目的无可厚非，但作为培育、影响下一代的教培机构们，不忘初心、并将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利益放在首位，才是保持“长青”、屹立不倒的关键。此次“聚智堂事件”是高悬于每个教育从业者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警醒教培机构们不要忘记从业的责任和本分。而唯有从本质上发生变革，才能彻底解决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