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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学而思报名的疯狂使课外教育培训再次成为全国讨论的焦点，是学而思的饥饿营销还是中产阶级的过度焦虑？在与诸多从业者和投资人的频繁交流中，我们发现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教育的本质说起，它是什么，要做什么？

一场目的性极强的自觉行为

教育是什么？教授与学习一套或几套话语体系的全过程。这里的话语体系可能是语言的、技术的等，或称之为“知识”，即：切实的信息与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形成某些结果的逻辑。它构成某个系统内交流的基本工具。我们把人类对知识的处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学习传承、掌握应用、研究创新（研发新逻辑，捕捉新信息），教育旨在完成第一个阶段，同时为后两个阶段导流。

学习是自发的，而教育从产生开始就是自觉行为，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原始社会的教育以基本的生存和生产为目的，因而弱化了竞争；但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多元化，不同岗位之间差异不断加剧，有的劳心，有的劳力，进而产生了回报上的悬殊差别。加之，一段时期内，社会对人力资源的总需求相对确定，不同工种的权重或结构变化微乎其微，因此产生了针对某些高回报岗位的竞争。这就导致社会必须通过教育对人力资源进行选拔和分流。

如果我们把古今中外的教育摊开，那么不论是为了选官或其他何种目的，教育的形式都是围绕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展开： 

如果说教育是为了选拔和分流人口，那么选拔标准就格外重要。上面这张教育谱系图表，所有要素背后都明里暗里关联着同一个核心要素：钱。谁出钱直接影响了选拔学生的标准，究竟是靠钱还是靠学业等级考试？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政府出钱的教育为保证公平和效率通常会以学业等级考试来选拔学生，这也是历史上几乎任何一个统一国家都会做的事。而关注某国统一的教育选拔系统，至少还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各个阶段的师资成本如何？

如果我们把教育内部分成不同的阶段，会发现由于对师资的要求提高，成本也不断增加。低成本师资价格低，市场容易快速复制其替代品而盈利，代表性的例子就是K12教育。相比之下，高成本师资，比如大学教育，则难以被市场化教育机构替代。

（2）如何制定教学内容？

教育对人力资源的选拔和分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教授某一类人特定岗位的技能，更多表现为职业教育。但人们认为这并不公平，“为什么他就可以直通，而我连起码的机会都没有？”为了保证机会平等，人们通过学习统一内容，然后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学而优则研究、学而优则被给予各种机会。这样虽然延长了考察和选拔时间，但更公平、更高效。如果统一学习做木匠，那么筛选之后，不能做木匠的人怎么办，岂不是没有退路了？为了尽可能保证，即便在选拔中失败的人也可以快速转行，于是人们把交给所有人的统一的内容确定为最基本的内容，各行各业的交集，就是所谓的通识，通识教育之后接受统一的考试。

（3）选德or选才？

选拔有智慧的人还是选拔有道德的人？历史上进行过大规模实验，从西汉开始推行以孝顺、廉洁为标准的察举制，到隋唐变革到统一考试的科举制。这场持续了 1300 多年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①道德没有统一标准，既会产生利益勾结又会导致伪善，因为撒谎的成本太低；②智慧有相对明确的标准可以确保公平，有智慧的人比有道德的人会带来更高的效率；③权衡之下，优先选拔有智慧的人，但道德太差的不行。

教育的本质：财富、师资与社会分工的轮动[i]

我们假定社会的智力和财富分布是两条正态分布的曲线，这两条正态分布曲线必然不完全重合，即有钱的人不全聪明，聪明的人不全有钱。因而出现了一笔交易，即富人用钱购买师资以保证在社会分工的竞争中取胜，进而获取更多财富。但极端富人在社会分工中天然占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干预社会分工，不参与选拔；次一等，可以干预选拔标准；与之相对，另一个极端人群分别会不参与选拔、不主动参与社会分工。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本文主要讨论对象，我们称之为中间阶层[ii]），他们不得不参与这场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教育和选拔，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财富来干预师资分配，其中越有钱的人越不会满足于使用跟其他人同样的师资，他们要用自己更多的财富来获得更好的师资[iii]。财富对这种边际师资的需求，催生了学而思这样的课外培训机构，如下图[iv]：

在财富购买师资以获得社会分工主动权的这笔交易中，推动学而思这样的课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基于此框架下的中国现状分析

（1）财富变化的指标分别可以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数。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公认在持续增长，但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争议很大。在下方面积代表人口数量的示意图中，静态看，图1的结构优于图2，因为中间阶层的消费能力更强，教育投入更多。如果动态看，假如人们感觉到基尼系数变大（可能实际上没有），即感觉从橄榄型（图1）在向金字塔（图2）变动，感受到竞争压力的中间阶层A为防止自己下滑，会把原来积累的大量财富投入教育，投入的力度取决于他们认为“教育是否有用”。（当然，教育教育投入会给中低阶层提供财富积累的渠道进而避免了基尼系数进一步恶化，这是教育本身的正外部性。）所以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同时又感觉基尼系数在变大的时候，是教育投资的黄金时期。

（2）在中国师资供需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师资低效显得尤为突出。师资低效并非教师本身质量差，而是对于竞争的帮助降低。如果公立学校无法帮助学生赢得竞争，一定会催生新师资。这就是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强制减负”一定会推动课外培训机构发展。

（3）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新增就业岗位不足，以及信息透明情况下的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差距的加大都造成了中国社会对师资的边际需求。现实的例子是，IT 和金融作为高薪行业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影响。如果中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家长会在孩子参与工作之前的很多年就开始布局教育，加剧对教育的需求。

中国是否处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同时人们又感觉基尼系数在变大的状态呢？似乎是这样，但后者难以证实。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中国的公立教育提倡淡化应试教育而开始减负，那么课外培训的新风口到了；当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相对于人口的新增就业岗位不足，或者岗位间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那么激烈的竞争更会创造出巨大的教育需求缺口。这就是当下的中国。

教育市场：寻找多余财富

• 如何寻找新市场？

最好的教育市场在基尼系数最大、师资效率最低的省市，但在操作过程中对于某个省市的基尼系数和师资效率难以找到数据比较。但寻找教育市场的本质是相对优质的师资寻找多余财富的过程。假定市场对师资公平定价，多余财富=消费能力-现有师资价格。当统计学上某地方的师资价格难以实现准确定价，我们可以用其他指标来比较哪里有“更大量的多余财富”，比如对于 K12，城市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考上 985 or 211高校的人数的比较。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考虑对品牌的影响，我们熟悉的上海教育机构花费不菲试图进军北京市场的“北伐运动”，是战略上的失误吗？

• 如何吃透已有市场？

当学而思已经占有了某地区的教育市场，如何进一步渗透？学而思应根据自有的师资存量进行分层定价，以满足“更有钱的人”的师资需求，帮助他们赢得竞争。相反，如果学而思的学生全部接受相同师资，用财富换取教育资源、追求边际的行为就会在学而思失效。那么更有钱的消费者一定会寻找新通道，于是其他教育机构必然产生。

这两个过程类似消费领域常说的渠道下沉和消费升级，尽管本质并不相同。

学而思的天花板在哪里？这涉及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教育企业是难以长大的小作坊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留下诸多开口供后续讨论。

2017年，伴随《民办教育促进法》方向慢慢清晰，教育产业会持续升温，尽管路不明朗但一级市场的格局逐渐清晰，二级市场也会继续教育资产并购重组的热潮，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议题需要讨论，比如：一级市场的题库导流这个赛道真的存在吗？它后续该怎么办？ 二级市场偏好“更有格局”的教育信息化，那么赚完政府的钱它们如何兑现业绩？

注释：

[i] 生活中干预教育和社会分工的要素很多，比如权力、关系，抽离出“财富”是因为它的影响最广泛、最普遍，更便于讨论。

[ii] 由于有动力并有能力购买师资的人群范围实际大于中产阶级，所以我们采用中间阶层的概念而非中产阶级。

[iii] 零和博弈背景下，师资水平的好坏，因比较而存在。没有好师资，只有更好的师资。师资也必须通过对社会分工的影响程度来体现自己的质量，比如通过相对排名或者列举知名校友。

[iv] 财富、师资、社会分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向和逆向循环都成立，限于篇幅，以后再讨论。 

本文来自投稿，作者李洪胜。作者对教育的思考始于高中，在北大上学的六年，我们尝试了教育行业里的各种身份：1）独立开班授课；2）在教育龙头企业任教；3）参加教育创业；4）在PE覆盖一级市场的全部教育企业；5）做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教学实验；而今是二级市场的教育行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