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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 政策开启北京K12教育均衡新时代

近几年北京启动了力度空前的K12教育改革，旨在推进教育资源平均化，缓解日益严峻的供需矛盾。本篇报告原创性地分析了改革的根源，并对北京K12教育新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逻辑梳理和详尽的细节阐述。我们认为长期来看北京公立教育资源最终会走向平均化，利好民办学校；培训机构规范趋严从长期来看利好大型培训机构；另外素质类培训机构也有较大发展空间。建议关注凯文教育、新南洋。

• K12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阻断马太效应，促进资源平均化

K12阶段的教育政策庞杂多变，是政府与家长、学校三方博弈的结果。理解政策的钥匙是探究其背后的核心矛盾：学校、家长的个体功利性导向与政府的社会公平性导向之间的矛盾。功利性导向叠加教育的内在规律，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产生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加剧教育焦虑，损害社会公平。因此政府的政策目标是通过抑制正反馈机制的形成要素，来阻断马太效应，促进教育资源的平均化。

• 供需矛盾加剧，北京教育资源日趋紧张

北京集中了全国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内部资源分布并不均衡。东、西、海三大教育强区优势突出，城区内各学区、学区内各学校之间也有较大差异。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难以复制，导致资源不均长期存在。同时，北京作为一线城市，一方面出生人口持续增长使得中小学学位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家长群体中高学历人才比重不断提高，教育期望普遍较高且趋于同质化，围绕头部资源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内，北京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的趋势不会改变。

• 政策力度空前，促进教育资源平均化

随着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日渐突出，近几年北京启动了规模和力度空前的教育改革，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新政是一套涵盖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三个学段的政策组合拳，主要包括免试就近入学、区内平均化、限制跨区三方面内容。三大内容包含了限制招生范围、限制生源筛选、平衡资源投入、调节升学率四类抑制正反馈机制的手段，目的是限制择校和促进教育资源平均化。本篇报告对新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逻辑梳理和详尽的细节阐述。我们认为长期来看北京公立教育体系最终会实现区内资源平均化，并缩小区间差异。在未来几年改革过程中，教育资源分布会持续动态变化。

• 政策对民办教育行业的影响及投资逻辑

北京新政推动公立学校趋于平均化，而民办学校在招生自主权方面更具优势，有望迎来更大发展机遇。全国范围看政策对培训机构规范趋严，抬高行业门槛和成本，冲击产品体系和运营模式，从长期来看利好大型机构。我们看好具备资源特色的民办学校、大型课外培训机构和素质类培训机构。建议关注A股相关上市公司凯文教育、新南洋。

风险提示：教育政策不确定风险、产品体系和业务模式变化风险、管理运营风险、教师及核心管理人才流失风险。

报告正文

• 教育政策缘何而来？从马太效应谈起

基础教育（主要指K12阶段）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领域，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围绕这一领域的教育改革常常成为社会热点话题。K12阶段的教育政策庞杂多变，是政府与家长、学校三方博弈的结果。理解政策的钥匙是探究其背后的核心矛盾。

我们认为基础教育的核心矛盾是学校、家长的个体功利性导向与政府的社会公平性导向之间的矛盾。功利性导向叠加教育的内在规律，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产生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加剧教育焦虑，损害社会公平。因此政府的政策目标是通过抑制正反馈机制的形成要素，来阻断马太效应，促进教育资源的平均化。

• 核心矛盾：个体功利性导向VS社会公平性导向

K12阶段的中小学教育，同时具备普及基础教育和为高等教育选拔人才两种功能，分别对应普惠性和竞争性两大特点。这两种功能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会因为学校、家长、政府三方各自的目标偏好不同而产生冲突，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 

从社会的角度看，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K9），主要目标在于普及基础教育，保障国民基本素质，同时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基础。政府更加重视教育的普惠性。维护义务教育的公平有序是政府的职责。

从家长的角度看，中小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让孩子获取下一学段更好的教育资源，为未来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铺垫一条成功的通路。而学校的考核机制以升学率（本文中的升学率是指在下一学段升入好学校的概率，下同）为核心。因此从家长、学校的角度看，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升学，更加强调教育的竞争性。 

家长、学校作为个体对升学这一功利性目标的追求，放大了教育的竞争性。功利性导向叠加教育的内在规律形成正反馈机制，产生马太效应，使得资源分布更加不均衡，这与政府的普惠性、公平性导向形成矛盾。这种矛盾是理解很多K12教育政策的钥匙。

• 教育行业的正反馈机制形成马太效应

教育行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属性，生源、师资、硬件、软件等共同构成其资源投入。这些资源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叠加教育评价的功利性导向，在学校运行过程中形成正反馈机制，导致马太效应，结果是优质资源不断集中。正反馈是教育行业一个重要的内在规律。下面我们用单一K12学校的运营逻辑来进行阐述（参见图表1）。

社会对于中小学校的评断标准以升学为核心，学校的口碑与升学率紧密挂钩，升学率则与成绩密切相关，成绩的体现方式包括升学考试成绩（中高考）、平时成绩、各类竞赛证书和荣誉等（小升初阶段）。 

成绩的形成包含生源和教育资源两大要素，生源相当于材料，教育资源相当于加工能力，优质的材料配合好的加工能力，才能实现好成绩这一结果。

生源的获取包含生源池和筛选机制两大要素。足够大的生源池配合有效的筛选机制，才能保证生源质量。例如中考通过全市范围的统一考试，在城市级别的大生源池中进行选拔，为重点高中输送最优质的生源。幼升小、小升初禁止考试，但通过变相考试进行生源筛选的行为一直存在。一些地区的民办学校由于在招生范围和生源筛选方面所受限制更少，相比公办学校在生源方面更具优势。 

教育资源主要包含师资、硬件、软件三大要素。其中硬件可以通过短期的资金和资源投入来快速建设；师资队伍可以通过提高薪酬待遇来快速组建，但优质高效的团队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来打磨；学校的软件，如教育、教学、管理、教师培养体系，乃至校园文化，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这些要素从长期来看构成了学校品牌的内核，形成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一所学校的口碑一旦形成，将吸引更多学生报名，从而扩大生源池，进而为学校带来更好的生源，形成生源方面的正反馈机制。另外，好的口碑也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源投入，比如民办学校可以提高学费，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等，这是教育资源方面的正反馈机制。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正反馈机制，口碑好的学校会获得更多资源，进而获得更好的成绩，进入良性循环，而口碑差的学校则可能进入恶性循环，由此形成了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

教育资源正反馈机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生源、师资、硬件、软件之间存在较强的协同性。这种协同体现了效率，让优秀生源与优质教育资源相匹配，实现升学成绩最大化。但从社会角度讲损失了公平，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具体来讲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影响：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学校之间优劣分化，经济不发达地区、家境困难的学生难以进入好学校，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竞争过于激烈加重学习负担和经济负担。为了争取进入好学校，学生被迫延长学习时间，进行强化训练，参加更多课外补习，加重了学习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过度强化训练也会损伤学习兴趣，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引发民众焦虑。教育属于民生领域，有较强的公益属性。教育资源的不平均容易引发民众的焦虑和不安全感，降低社会满意度。

正是由于以上不良影响，阻断马太效应、促进教育公平成为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

• 教育政策从三方面入手阻断马太效应

我们观察到很多K12阶段的教育政策，其最终目标都是阻断马太效应、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具体体现为限制招生范围、限制生源筛选、平衡资源投入、调节升学率四个方面的措施。参见图表1红色部分。

限制招生范围。通过限制招生范围来控制生源池规模，促进入口端的生源均衡是常见的教育政策手段。例如义务教育阶段普遍采用学区制，公立学校只能在学区范围内，以就近划片的方式来招生。民办学校在招生范围方面受到的限制通常比公立学校更少，但在资源矛盾突出的地方民办学校可能会受到更多限制。例如上海市新推出的“公民同招”政策，取消了民办学校在招生时间上的优先权，相当于缩小了民办学校的生源池规模。

限制生源筛选。义务教育阶段最典型的限制生源筛选的政策就是禁止入学考试。实际操作中学校会通过面试、简历、各类竞赛证书和荣誉等形式对生源进行筛选。由于民办学校具有自主招生的权力，在生源筛选方面相比公办学校更具优势。

平衡资源投入。优质学校由于较长时间的良性循环和积累，在资源条件上相对一般学校往往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一种非常立竿见影的政策手段是实行强弱联合的集团化办学，把强校的资源直接共享给弱校。例如北京市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学校实行大年级组制，把强弱校的师资、硬件和软件资源进行打乱混合，这是一种比较激进和彻底的资源平衡方式。 

调节升学率。升学率是社会评价一所学校的最终标准，也是学校的经营目标。调节升学率是对改变学校口碑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政策手段。例如北京市让弱小学对口直升强初中，让强高中向弱初中投递指标，直接提升了弱校的升学率，同时间接地打压了强校的升学率，从实际结果上看这类政策能够迅速改变学校的口碑。

以上四个方面能够大致概括很多K12教育政策背后的逻辑。实际的教育政策种类繁多，具有因地制宜和因时而变的特点：横向来看各地的教育政策各不相同，主要由于各地教育资源分布情况和供需矛盾程度不尽相同；纵向来看教育政策不断变化，这是因为学校、家长、政府三方会进行动态博弈，从而使教育资源分布动态变化，政策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调整。理解教育政策的关键，是要抓住政策背后的逻辑，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教育政策。

供需矛盾加剧，北京教育资源日趋紧张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作为一线城市，每年吸引大量年轻人才留京工作，基础教育需求旺盛。本章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对北京教育资源情况进行分析。

• 供给端：各城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各城区的教育资源分布并不十分均衡。西城、东城、海淀是北京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强区，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城区的教育资源相对薄弱。

东、西城作为自古以来的首都中心，在教育资源方面有深厚的积淀。很多学校拥有悠久的历史，例如西城区有成立于1904年黄城根小学、成立于1909年的实验二小、成立于1907年的北京四中；东城区有成立于1368年的府学小学、成立于1939年的史家小学等。另外，东、西城作为首都政治中心，也集中了一批历史上由政府特别投入资源而建立的学校，如西城区有1949年由北京市委亲自组建的北京小学、1959年创办的前身为财政部子弟学校的育民小学；东城区有1960年中央为推行教育改革而创办的景山学校等。这些学校从成立开始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且拥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积累了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 

海淀区作为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最集中的城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教育和科研资源。海淀区的很多名校为大学办学，如人大附中附小、清华附中附小、北大附中附小等，知名的中关村一、二、三小也曾经是中科院子弟校。大学办学除了拥有教育资源方面的优势，在招生、教学等方面相对于教委直属学校也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空间。海淀“六小强”（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首师大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上的“点招”，即面向全市范围招收优秀学生，获得生源优势，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另外海淀区在教学创新方面也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前列，例如十一学校和北大附中的教学改革闻名全国。 

从近年中考、高考的数据来看，海淀、西城、东城作为教育强区的资源优势较为明显。 

据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据，2017年北京市共有68所高中示范校（即通常所说的重点高中），其中东城区12所、西城15所、海淀11所、朝阳7所、丰台4所。据北京新思维博智教育统计，2017年北京中考招生中，各城区的示范高中学位覆盖率（示范高中招生计划除以参加中考的京籍生数量）依次为：西城73%、东城57%，海淀39%，丰台36%、朝阳34%。因此从进入重点高中的概率来看，西城、东城的教育资源更好。

根据北京新思维博智教育统计的数据，从2016年北京高考各城区一本率和本科率情况看，东城、西城、海淀的一本率和本科率均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其中东城、西城的一本率和本科率均高于海淀区，从一本率来看东城最强。因此从高考进一本的概率来看，东城区的教育资源更好。

而从高考650分以上高分段和清华北大录取人数来看，海淀区则以压倒性的优势位居第一，其次是西城。东城则明显偏弱，相比朝阳、丰台等城区并无优势。据北京小升初网统计，2018年北京高考各城区650分以上人数占北京市650分以上人数比例，海淀为52%，西城为30%，东城、朝阳、丰台分别为5%、5%、4%。据家长帮网站数据，从2016年-2018年清华北大高考录取情况看，北京进入清华北大人数最多的前十所高中全部为海淀、西城的学校。因此从高考高分段和进入顶尖学校的人数来看，海淀区的教育资源更好。

综上所述，西城、东城、海淀作为北京三大教育强区，在教育资源方面各有千秋。西城、东城的人均优质资源水平较高，整体优势较为明显；海淀内部差异较大，但头部资源优势较为突出。

• 需求端：出生人口持续增长，教育需求节节攀升

K12教育的需求端首先受人口数量影响。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必须保障每个孩子的入学权利，小学、初中的入学需求基本与当地适龄孩子的数量相一致。高中阶段的入学需求则受相关政策如户籍限制的影响更大，例如在北京非京籍学生基本上不能入读普通高中，普通高中的入学需求与京籍学生的数量相一致。

作为外来移民较多的一线城市，北京市的出生人口数量主要受人口结构性变动和外地人口流入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评估人口结构性变动因素的影响，可以参考全国出生人口趋势。从2000年以后的全国出生人口趋势来看，2000年至2003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之后基本围绕1600万上下波动，直到2012年起又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评估外地人口流入因素的影响，可以观察北京外地人口流入规模的变化趋势。1995年以来北京外来人口规模（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总体上呈持续扩大的趋势，2015年开始才略有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户籍人口的增长事实上也包含了一部分外来人口流入因素。从1995年以来的京籍人口自然增加（京籍人口出生数减死亡数）以及京籍人口净增加的对比情况看，人口自然增长对京籍人口增加的贡献并不显著，外来人口进京（通过进京指标获得北京户口）对京籍人口增加的贡献更大。不过随着近几年进京指标的收紧，2011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对京籍人口增加的贡献度逐渐提升。

由于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人数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我们先来分析京籍出生人口的情况。从2000年以后的京籍出生人口来看，2000年至2003年持续下降，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与全国出生人口趋势相吻合；但2003年之后京籍出生人口呈持续上升趋势，增长趋势明显快于全国，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受外来进京人口逐渐进入育龄的影响。图表8显示，2000年起外来进京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由于进京人口主要为高校毕业生和引进人才，这些年轻人大多处于育龄期，成为拉动京籍出生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图表7显示，北京外来人口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也呈快速增加的趋势，由于外来人口多以青壮年为主，我们推测同期非京籍出生人口也应该呈快速增长态势。两相叠加，我们认为2003年以来北京常住人口出生人数应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逻辑上讲，出生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会带来未来若干年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入学需求的增长。我们观察2004年以来北京学前、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情况，发现幼儿园、小学招生人数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而普通初中招生人数基本上沿水平略向下的方向波动。

如果把出生人口数量与3年后的幼儿园入学人数、6年后的小学入学人数和12年后的初中入学人数对应起来看，可以更明显地看到出生人口与未来入学需求之间的关联性。我们用京籍出生人口来代表北京出生人口趋势，可以看到自2001年起，京籍出生人口变化趋势与未来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入学人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上吻合。按照这一规律进行推测，我们认为未来3年的幼儿园入学需求、未来6年的小学入学需求、未来12年的初中入学需求，都将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

前面我们分析了北京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于未来基础教育需求的影响。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结构。北京作为国内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城市，2008年以来大学本专科毕业生人数基本维持在15万人左右，与2017年的小学招生人数相当；研究生毕业生人数自2001年起逐年上升，2017年达到8.5万人，远高于2017年普通高中招生人数5.4万人。这些高学历毕业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会留在北京工作（图表8显示2000-2016年每年进京人数大约在7-17万范围），而且这一群体大都处于育龄期，对孩子未来的教育有很高的期望，普遍存在的心理是希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比自己的更好、未来孩子上的大学至少不比自己的差，所以从孩子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对教育质量有很高的要求，也有很强的竞争意识。

综上所述，一方面，北京出生人口的持续增长使得未来对于小学、初中入学学位的需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年轻家长群体中高学历人才的比重不断增加，家长们对于基础教育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升。然而从供给角度看，学位数量的增长需要配套校园场地、师资、管理等，扩张速度有限；而优质教育资源更加难以复制。由于家长们的教育期望普遍较高且趋于同质化，围绕头部资源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出现了“学历不值钱而学区房值钱”的“怪”现象。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内，北京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的趋势不会改变。

政策力度空前，促进教育资源平均化

如前所述，由于出生人口数量增长以及高学历人口占比提升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北京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K12教育阶段的竞争性被不断放大，催生了学区房热、校外补课热等一系列问题，民众教育焦虑情绪不断上涨。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启动了规模空前、力度空前的教育改革，一系列教育新政陆续出台。从历史上来看，北京是全国教育改革的发源地，其改革方向对其他省份有较强的示范效应。 

北京K12教育新政的主要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是限制择校，二是通过强弱搭配等政策促进教育资源的平均化。新政涵盖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三个学段，是一套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免试就近入学、区内平均化、限制跨区，后面将做详细阐述。 

参照前面第一章介绍的基本原理，北京K12教育政策的三大内容包含了限制招生范围、限制生源筛选、平衡资源投入、调节升学率四类政策手段：免试就近入学既限制了学校筛选生源，又限定了学校的招生范围；区内平均化采用强弱搭配的方式，从平衡资源投入和调节升学率两方面平衡教育资源；限制跨区是从城区角度限定招生范围，禁止一些教育强区的优势学校跨区掐尖。总的目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来阻断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促进教育资源的平均化。

• 幼升小按房产户籍就近，推进学位与学区房脱钩

北京幼升小的主要原则是依据房产和户籍免试就近入学。由于户籍往往与房产相关联，所以幼升小的核心问题是房产。在教育资源不均衡且严格执行就近入学的情况下，学区房成为家长主要的择校手段而受到追捧。解决学区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教育资源平均化，但这一过程较为漫长，因此推进学位与学区房脱钩成为短期更有效的政策手段。

北京幼升小阶段的教育新政主要就是推进学位与学区房脱钩，主要包括三大政策：多校划片、租房入学、六年一个学位。政策的目的是通过这三大政策削弱学区房的择校功能，实现学区房的降温。

（1）多校划片：

关于多校划片政策，2017年北京市教委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提出“积极稳妥探索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2018年的《意见》则提出“稳妥推进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入学方式”。多校划片政策最早在朝阳区和东城部分学区进行试点，2017年起其他几个城区开始推进试点。

多校划片的一种落地方式是设定一个基准日，在此日期之后完成登记过户的房产，在孩子入学时不再对应一所小学，而是对应多所小学，通过随机派位方式决定最终上哪个小学。各城区多校划片设定的基准日各不相同，如朝阳区为2017年6月30日（后来取消），丰台区为2017年9月1日（后改为在部分学校实施），东城区为2018年6月30日，海淀区为2019年1月1日。 

多校划片的另一种落地方式是依据顺位决定是对应一所小学还是对应多所小学。例如朝阳区在取消基准日方式后，新的政策是每所小学给出一定的单校划片名额，根据房产登记时间先后顺序，排名靠前的单校划片，排名靠后的多校划片。西城区优先保证房产由父母持有的京籍孩子单校划片；房产由四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持有的京籍孩子根据学校热门程度决定单校划片还是多校划片；其余情形全部都是多校划片，如集体户口、非京籍按京籍对待、非京籍等。 

另外西城区还有一个特殊的登记派位政策：2017年西城区三个热门小学（西师附小、皇城根小学、育才小学）新增了部分学位用于登记派位，只要家庭在三个小学所在的街道有房产或户籍，孩子就可以自愿到对应学校登记，每人只能登记一所小学，摇号决定是否入学。登记派位在正式派位之前进行，对于参加的孩子来说多了一次提前摇号机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多校划片。

（2）租房入学：

2018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中提出稳妥实施本市户籍无房家庭在租住地入学，具体文件内容为：“本市户籍无房家庭，长期在非户籍所在区工作、居住，符合在同一区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夫妻一方在该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等条件的，其适龄子女可在该区接受义务教育。具体办法由各区人民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租房上学是北京市租售同权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落地，也是政策上的重大进步。但租房上学在审核细则上规定较严，使得实际符合的家庭并不多。具体规定包括：租房者三年内连续在所在城区交社保，补缴无效；家庭在京没有任何房产，且三年内不能有交易记录；所租房子正规合法，车库房、过道房、公租房等无效；严审户口，全家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情形无效。另外北京六大城区租房入学都只能多校划片。

（3）六年一个学位

六年一个学位主要是指一套房产在六年之内只能为一个孩子提供学位（二胎除外）。该政策最先由石景山区推出，之后海淀、西城、朝阳、东城、通州跟进，目前是六个城区在实施。 

六个城区的具体实施办法也有所不同。海淀区是“认房不认人”：一个房子的入学名额只要使用过一次，未来六年就不能再使用。朝阳区是“先认人后认房”：租户通过房子入学和房主自己孩子入学没有关系，分别独立计算六年时间。其它城区还未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在海淀的落地方式下，六年一个学位政策会使得租房上学变得更加不可能，因为房东的配合意愿会下降。

• 小升初按学籍就近，限制主动择校

北京小升初的主要原则是依据学籍免试就近入学。在过去北京小升初存在很多考试或者变相考试的做法，包括曾经盛极一时的坑班点招，而目前北京市贯彻免试原则，严格禁止初中校以组织考试、坑班点招、依据竞赛成绩选拔等方式来进行小升初招生。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北京小升初的途径可分为主动择校和被动择校两大类。主动择校主要包括推优、特长生、寄宿生、考民办校等方式，被动择校主要包括直升、就近登记、全区派位、学区派位等方式。近几年政策的趋势是不断压缩主动择校的比重，不断提升被动择校的比重。 

（1）主动择校比重不断压缩

推优：特点是面向区内，不分户籍。推优资格实行百分制，由各种荣誉项目加分（如三好生、竞赛获奖、学生干部等）经加权平均得到分数。小学排名靠前的学生获得推优资格，可以面向全区初中填1-5个志愿，按照志愿由系统派位产生录取结果。近年来推优的比例一直在减少，直至2017年起，北京小升初推优已经全部取消。

特长生：原则上面向区内，不分户籍。近几年特长生比例一直在压缩，从最初的无限制逐年缩减。2018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规定：“严格规范特长生入学工作。除市教委批准的可招收体育、艺术和科技特长生的学校原则上面向本区招收特长生以外，其他学校一律不得以特长生的名义招收学生。特长生招生项目和数量要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倾斜。各区教委要向社会公布特长生招生计划并统一组织特长生入学。2018年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要严格控制在本区初中招生计划的4%以内。2019年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因此2018年小升初特长生招生是最后一届。 

寄宿生：寄宿招生名为寄宿，实际上是一种小升初变相点招的途径，学校可以利用这一制度来优选生源。寄宿招生近年来不断受到限制，例如从原来的面向全市招生限制为只能面向本区招生；减少寄宿招生的学校和招生名额等。2018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规定：“城六区逐步降低公办学校寄宿招生数量和招生比例，到2020年寄宿招生将实行登记派位入学。公办学校寄宿招生要对招生范围、招生名额、招生方式、录取名单进行公示。”2020年起寄宿招生实行登记派位制之后，其点招功能将完全丧失。

考民办校：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主要的差别是可以自主招生和自主收学费，考民办校是未来唯一可行的主动择校途径。目前北京市对于民办学校的监管趋严，在招生时间、招生范围、生源筛选方式等方面给予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或者加强了政策引导。但总体来说民办学校在招生范围和招生方式上仍有比公办学校更大的空间。2018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纳入属地区教委统一管理。严格执行民办中小学招生简章、广告备案制度，公开公示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方式、收费标准等，以招收其审批机关所在区域内学生为主。对于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民办学校，各区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可以引导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2）被动择校比重不断提升

九年一贯制：即一到九年级直升，不存在小升初择校环节。九年一贯制直升学校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学校最初办学时就包括了小学部和初中部，实行九年一贯制；另一种是原本没有关系的小学和初中之间进行100%比例的对口直升，这种情况一般是弱小学对口强初中，来达到扶持弱小学的目的。各城区都有一定数量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且九年一贯制学校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东、西、海三区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名单参见下一章图表21-图表23。）

对口直升：是在小升初环节实行强弱搭配，让弱小学一定比例的学生直接对口升入强初中。本质上是通过提高弱小学的升学率来提升其口碑，阻断其恶性循环和马太效应。享受对口直升的条件是连续六年小学学籍，符合条件的学生按比例随机派位决定哪些人升入对口初中。虽然不同城区的对口直升学校数量和对口直升的比例存在差异，但总体的趋势是对口直升学校数量逐年上升，直升比例也逐年上升且达到一定比例后封顶。

根据各城区教育考试中心公布的历年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西城区对口直升校的对口直升比例，从2015年的30%逐年递增10%，2018年对口直升比例为60%，2020年达到80%后封顶；东城区对口直升比例从2016年的15%，提升到2017年的20%，2018年的情况是部分学校20%、部分学校30%，未来东城区除个别学校对口直升比例达到50%封顶之外，其余学校都将达到100%；海淀区自2016年起对口直升比例为部分学校30%、部分学校40%，2018年部分学校对口直升比例提高到50%，未来实现全部对口直升比例达到80%封顶。（东、西、海三区的对口直升学校名单参见下一章图表24-图表26。） 

从数据表现出来的趋势看，随着对口直升比例的提升，未来对口直升越来越接近于九年一贯制。 

就近登记：也叫一派。就近登记是2016年推出的新政策，与中考定向招生中的校额到校政策相匹配。本质上也是通过升学环节的强弱搭配来提升弱校的升学率。就近登记是让弱初中对口强高中，强高中直接把指标投放到弱初中来，吸引家长在小升初的时候来弱初中登记入学，中考时就可通过校内选拔方式享受校额到校指标，有较大概率进入优质高中。按照各区教委公布的数据，2017年参与就近登记入学的初中，东城区有10所，西城区有14所，海淀区有37所。

全区派位：也叫二派。在这一批次所有本区学籍的学生都可以填报全区所有的学校，每所初中提供固定的指标，派位决定录取结果。 

学区派位：也叫三派。是指没有通过前面各种择校方式完成小升初的学生，与学区内初中剩下的学位指标，统一按照就近原则进行随机派位匹配。学区派位是北京小升初最为主流的一种方式，例如2017年西城区小升初学区派位占比为70%（参见图表13）。

通常所说的小升初派位主要分为登记派位、全区派位、学区派位三个批次。如果再算上九年一贯制和对口直升，相当于是五个批次。

• 区内平均化：多层次、多维度深化资源调配

受限于行政管辖范围和能力，北京的教育资源平均化是在城区内部推进的，是区内的平均化，而不是全市范围的平均化。区内平均化配合限制跨区政策，使得各城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处于隔离状态。而由于东、西、海三区的教育资源优势长期存在，区内平均化、限制跨区政策会使得各城区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存在。但由于限制跨区政策使得区内优秀生源留在本区，限制了教育资源优势区跨区掐尖，在生源回流的作用下，从长期来看各区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有望缩小。 

区内平均化在K9阶段包含学区内平均化和学区间平均化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从学区内的平均化开始，从横向（强弱小学之间，强弱初中之间）和纵向（弱小学和强初中之间）两个维度实行学区内学校的强弱搭配。学区间的平均化主要靠学区划分和跨学区投递指标来实现，同时也存在一部分跨学区的强弱校联合。学区划分除了以地理位置为基础，还会尽量考虑到教育资源的强弱搭配，让学区间的差异不至于太大。同时随着教育资源的变化，每年的学区划分会进行动态调整。（各城区学区划分情况见下一章图表18-图表20。）另外在小升初阶段一些资源优势较强的学区中的优质初中，还会通过跨学区投递指标的方式来平衡学区间的教育资源差异。

由于高中面向全区招生，并没有学区的概念。高中资源的区内平均化主要通过定向招生来实现，即中考通过“名额分配+校额到校”方式，使得不同资源水平的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学生比例基本一致，切断“好初中-好高中”的逻辑链条，以促进教育资源平均化。

（1）横向强弱联合：

横向强弱联合的原则是让同一学段的强校和弱校联合办学，达到以强带弱的目的。 

小学阶段主要采取的措施是集团化办学。例如东城区著名的史家小学，联合另外5所学校成立史家教育集团，进行师资、硬件、教学资源的深度联合。集团化办学按照合作深度的不同存在不同的落地方式，最浅层的合作方式是挂牌，硬件、师资、教学、管理变化都不大；最深度的合作方式是大年级组制，强弱校所有的师资、教研教学完全混在一起，各种资源完全共享，原来的不同校址成为校区，一个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校区里。这种方式能够迅速实现强弱校资源的平均化。

初中阶段也可以采用强弱校联合的方式。例如东城区在部分初中之间推进联盟一体化，强弱校同址上学，联合培养，实施一体化管理。

（2）纵向强弱对口：

纵向强弱对口是指在升学环节让弱小学的学生对口升入强初中，改变弱小学的口碑，切断“好小学-好初中”的逻辑链条。主要方式是小升初的九年一贯制和对口直升，前面已经介绍过，不再赘述。 

（3）学区间优质指标支援调剂

学区间优质指标支援调剂政策，是指在小升初的学区派位阶段，由优质初中提供一部分学位给临近学区进行支援调剂，来保证每一个学区的初中优质学位比例基本一致。当初中优质学位资源在各学区间实现平均化之后，幼升小阶段根据哪个学区好初中数量多来选择学区就变得没有意义。目前该政策在东城区已经试点成功，我们预计未来其他区可能会跟进。

（4）中考定向招生

北京中考录取的基本原则是中考成绩+定向招生。目前的定向招生方式是2016年推出的，相比以往改革力度很大。

与高考录取采用志愿优先原则不同，北京中考录取采用的原则是“分分清”。“分分清”即按分数依次清检。将所有考生依据中考成绩做一个从高到低的大排名，由高分向低分依次录取。每一个学生有八个统招志愿，这八个志愿依次检索，如果第一志愿校名额尚未录满，那么第一志愿校就必须录取这个学生;否则检索其第二志愿，看第二志愿校是否录满，只要没录满就必须录取……依次重复这个流程直到第八志愿检索完毕，这个学生的录取工作才完成，才会进入到下一个学生的录取流程。

定向招生主要包括两大途径：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另外还有少量的市级统筹。名额分配是指各优质高中把一部分学位指标拿出来形成指标池，统一面向区内的所有初中进行投放（另外还有小比例的跨区投放），强初中投放少，弱初中投放多。录取时全区学生不再按成绩一路大排队，而是分优质初中和普通初中两路排队，学生在路内竞争排名，在校内竞争指标。校额到校是指优质高中直接把一部分学位指标投放到具体一所普通初中，该政策与小升初就近登记政策相配合。市级统筹是指优质高中跨区向普通初中投放指标。在定向招生政策下，最终优质初中和普通初中分配到的优质高中学位指标比例是一样的，学生不再是在全区范围内竞争，而是在初中内部竞争。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来平衡普通初中和优质初中的升学率，以达到平衡高中教育资源的目的，切断“好初中-好高中”的逻辑链条。

目前的北京中考分三个批次：一是提前批次（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和其它提前招生），二是名额分配批次（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可填8个志愿），三是统招（可填8个志愿）。据新思维博智教育统计，2017年在名额分配批次，东城区普通初中被分配到的优质高中名额占到名额分配批次招生总量的50%，西城和海淀普通初中被分配到的优质高中名额占到名额分配批次招生总量的60%以上。

• 限制跨区：阻断生源跨区流动

限制跨区政策目的是限制教育资源优势区跨区掐尖，从本质上讲是限制招生范围的一种手段。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小升初、中考环节通过一系列政策限制学生跨区择校。

小升初跨区主要分为两类途径：一是按房产或户籍跨区，也叫做回区升学；二是考全市招生的学校，包括寄宿、民办校和特色校。小升初跨区会导致失去对口直升、就近登记的机会，而未来对口直升的学校会越来越多，直升比例会越来越高，小升初跨区损失较大。

中考跨区也是主要分为两类途径：一是按房产或户籍跨区，二是牛校跨区投递指标。但是各城区之间的跨区政策是不一样的。西城、东城、海淀三个区的学生中考不允许出区，被称为“东西海中考锁区”。其他城区的学生中考可以跨区进东西海，但是由于名额分配、校额到校的条件是三年连续学籍的本区应届京籍毕业生，跨区生只能参加第三批次的统招，不能参与定向招生，相当于少了一半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这实际上限制了外区学生跨区进入东西海。 

牛校跨区投递指标是指西城、海淀、东城的一些重点高中向朝阳区投递指标，这与限制跨区掐尖的原则相矛盾，因此数量非常少。

综上所述，限制跨区政策是通过在小升初和中考阶段设定一些限制，来抬高跨区成本，使得绝大多数学生都不会选择跨区，达到让各区生源留在本区的目的。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幼升小一旦进入某个城区，未来12年就大概率不会出区。在各区之间教育资源差异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幼升小择区就变得非常重要。

• 北京K12教育新政对未来教育资源分布影响几何？

从近几年的政策变化来看，本轮北京K12教育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强前所未有，显示出北京教育主管部门实现教育资源平均化的决心。我们认为长期来看北京公立教育体系最终会实现区内资源平均化，并缩小区间教育资源差异。而在未来几年改革推进的过程之中，原有的强弱格局会被打破，教育资源分布会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

由于从入口生源变化到出口升学率变化，再到口碑变化有几年的迭代周期（小学六年，初中、高中三年），通过口碑来判断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存在一定滞后性。换句话说，口碑只能代表历史，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未来。

东西海三区部分教育政策细节盘点

• 入学标准存在差异且动态变化

每年各区教委都会通过官方文件的形式发布本区小学入学标准。各区的入学标准存在差异，从东西海三区2018年小学入学标准来看，西城最为严格。例如东城、海淀都是只要户籍在本区就可以入学，而西城要求西城户籍的孩子还要实际居住在西城，特别是2018年还增加了法定监护人在其他区无房产的条件。另外纵向来看入学标准还会动态变化，例如2018年西城区在2017年的基础上，把西城户籍和集体户的情形都加上了法定监护人在其他区无房产的条件，并对非京籍情形另行制定了审核办法，入学标准变得更加严格。

• 学区状态各不相同，重新定义学区房

学区是为了适应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的原则而存在的，同时也是实现教育资源平均化的基本单元。北京各城区的学区总体上依据地理位置来划分，每年会做局部的动态调整。 

各城区比较来看，东城的学区划分最早，较为成熟和稳定。事实上学区制度就是从以前的东城区开始试点，然后推广到其他城区乃至全国的。西城的学区还处于发展过程中，每年会有一些微调，例如2017年月坛学区去掉了月坛中学，增加了161中学。这一类微调主要目的是动态平衡各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海淀的学区和东西城差别比较大，因为海淀区面积非常大，学区面积也非常大，学区之下又分为各街区，派位基本上以街区为单位，但街区的划分在不同年份可能有变化，同时为了调配资源也可以跨学区投递指标。所以海淀的学区更多是为了行使行政管辖的功能。 

虽然学区划分会尽量考虑到教育资源的平衡，但是具体到各个学区还是会存在资源不均的情况，学区内不同的学校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家长在择校问题上都是风险厌恶者，避免进入差小学成为家长择校的重要原则之一。未来多校划片政策全面实施后，学区房的择校功能被弱化，但是择学区功能还是存在的。我们认为未来的学区房将不再指向某所热门小学，而是指向某个资源较平均、没有差小学的学区，学区房有望真正成为“学区”房。

• 小升初直升校数量和直升比例各不相同

不同城区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数量存在差异。根据北京小升初网及中国教育在线数据，2018年九年一贯制学校东城区有16所，西城区有3所，海淀区有10所。

不同城区的对口直升学校数量和对口直升的比例也存在差异。根据北京小升初网数据，2018年西城区对口直升小学有15所，对口直升比例均为60%；东城区有8所，其中一所对口直升比例为30%，其余7所为20%；海淀区有15所，其中3所对口直升比例为30%、9所为40%、3所为50%。

政策对民办教育行业的影响及投资逻辑

北京K12教育新政主要针对公立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对于公立教育系统内的教育资源分布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认为未来北京的公立学校会越来越趋于平均化。由于民办学校天然享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在招生范围、生源筛选等方面受到的限制比公立学校少很多，而且采用较为灵活的市场化机制，在公立学校严格执行均衡化政策的背景下，民办学校的制度性优势将会更加明显。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民办学校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北京K12教育新政对培训机构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严禁与中小学招生挂钩方面。坑班点招作为一种小升初招生方式已经被明令禁止，但是一些培训机构“打擦边球”的行为仍然长期存在。近几年北京配合教育新政加大了这方面的监管力度，彻底斩断了培训机构与升学之间的利益链条。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影响最大的两个文件是今年8月10日由司法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以及8月22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其中国务院《意见》对于K12校外培训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和规范，例如必须“先证后照”通过审批，生均面积不得低于3平米，培训教师应有教师资格，学科类培训内容不得超纲、超进度，培训时间不得晚于20：30，不得留作业，不能提前收超过3个月的费用等等。《意见》新规大大提高了培训机构的办学门槛和办学成本，限制了培训内容，我们认为这将对K12课外培训市场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可能会加速中小机构的淘汰出局，并深刻改变培训机构的产品体系和运营模式。大型培训机构由于规范性好、资金雄厚、产品研发能力强，且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市场的洗牌过程中可能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目前K12教育实现资本化的细分领域主要包括民办中小学校和K12课外培训机构。基于前述逻辑，我们看好具备资源特色的民办学校、大型课外培训机构和素质类培训机构。涉及到的A股相关上市包括凯文教育、新南洋等，建议关注。

风险提示

教育政策不确定风险。我国K12教育领域目前正处于改革期，政策庞杂多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民促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给予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目前实施条例终稿尚未发布，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民促法修法后续过程尚未完全结束，各地实施细则还在制定过程中。行业面临较大的政策不确定风险。

产品体系和业务模式变化风险。国务院《意见》新规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原有产品体系和业务模式产生较大冲击，如果培训机构不能很好地完成转型，可以对其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管理运营风险。K12教育是政府重点监管领域，管理运营风险点较多。例如不能出现学生安全问题，不能出现涉及师德问题的事件，不能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等。如果出现了某些影响较大的突发事件，可能对学校的品牌声誉产生不良影响。 

教师及核心管理人才流失风险。师资和核心管理人才是K12民办学校的核心资源之一。如果不能给教师和管理人员足够的激励，可能会造成人才流失的风险。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飞凡中小盘”，作者王莎莎、孔凌飞。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