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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 田园 9月29日 报道

信息技术变革教育是近几年教育行业舆论的焦点，包括一向沉稳的体制内学校，似乎都要掀起一场变革的巨浪。

2011年，教育部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中按不低于8%的比例列支教育信息化经费，保障教育信息化拥有持续、稳定的政府财政投入。”

根据教育部去年更新的统计快报，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3.88万亿元，按照8%的比例测算，2016年国内的教育信息化经费已超过3000亿。 

在政策支持的大环境下，从最初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到现在的“三通两平台”、智慧校园、移动学习、虚拟现实、网络教研，信息技术不断渗透到学校的教务管理、教研教学中。

可当浪花褪去，热闹看尽，信息技术到底给公立学校带来了多大改变？在信息技术作用于公立校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问题？ 

学校顶层设计薄弱，产品使用周期短 

信息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技术建设，包括网络搭建、信息采集、通知发布、资料存储、无纸化办公等；一类是教学教研应用，如班级管理、考试测评、学科类软件。

郑州市某重点中学教师李昊认为，目前基础技术搭建已经基本完成，至于其他信息技术产品虽然买了不少，但只有偏教育管理、场景比较简单以及针对单一学科的资源性平台比较好用，其他多是“为了追求先进技术”的摆设。

信息技术产品被大量堆砌，这是公立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根源多是顶层设计出了问题。

“（学校领导）想走捷径，选择那种什么都有的智慧校园平台，但买过来后什么都有，什么都不能用。”李昊介绍，在各地学校大兴教育信息化的氛围下，很多领导层为了面子没想清楚就开始做，不仅造成大量产品堆积，还忽略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需求。                                 

“至今为止没有使用超过3年的。”李昊笑着说，在他的从教生涯中，没有哪个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周期超过3年。至于原因，他笑道，“三年一换校长，三年学生一毕业，这都是理由。”

那么，为什么更换校长、新生入学，原有的产品就不能再继续使用呢？ 

“新买的还没用呢。”李昊苦笑说，信息技术产品在学校的使用周期短是其次，还有很多产品是买回来后就从来没用过。他举例，自己学校曾购买的学生创新人才实验系统，就从来没人用。

对此，上海市某重点中学的姚国强表示有强烈同感。“学校丢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姚国强介绍，学校推动教育信息化已经有十几年了，但除了黑板、投影仪和实物展台，其他产品基本都是使用1-2个月就废弃了，有的只是在公开课上亮个相。

“自己家钱肯定不会这样花。（国家）每年在这块都有预算，不花就没了，花了下一年才有。”李昊说，很多时候，学校是为了获得下一年的财政预算才购买产品，至于信息技术对教学教研的改变，似乎没那么关心。

部分省市在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上的资金投入情况，芥末堆整理

部分省份在省级“全面改薄”资金上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情况，芥末堆整理

整体信息素养不足，示范课作秀成分多

“学校整体的信息素养不够，领导更不够。”李昊认为，虽然国家将信息素养作为教育部门领导、学校领导的重要考核指标，但在真实培训中，大家学习到的最常见的东西，是通过示范课、公开课等形式，了解其他学校有什么系统、能实现什么功能，还只是停留在表面。

“示范课太虚了。”姚国强是上海某市重点中学教师，从教近十年。他告诉芥末堆，在他参加过的近百场教学展示活动中，没有一场公开课、示范课是可以常态化的。

“示范课要么推技术，要么给专家名师站台，没有去关注人，这就是问题。”姚国强说，领导层只是看到演示的效果，却没考虑技术背后的数据采集、互动管理、教师教研等具体问题如何解决。

换言之，虽然信息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一定影响，但目前作秀成分居多，缺乏常态化应用的可能。

姚国强以电子书包举例，根据教育主管部门的介绍，电子书包不仅能实现教材与教学工具的数字化整合，还能给师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帮助教师有效备课，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 

但他在私下里与教师交流后却发现，不少电子书包项目的运行并不如宣传中那么美好，除了设备维护、资源更新等硬件设施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教师对于“电子书包”的使用方式并不感冒： 

明明可以用PPT教学做展示的，却要经过电子书包内置的程序进行转换才能播放，多此一举；明明可以手写数理公式发布习题的，却一定要使用复杂的公式输入器才能完成输入；明明可以让学生通过纸笔完成的课堂笔记，却因为使用电子书包而不得不增加导出打印的成本。

那么，学校为什么还要购买呢？

“大多数学校在申请经费时，领导还是喜欢买一些能看见的东西。”姚国强认为，目前学校对信息技术产品缺乏判断力，有种“被厂商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中对四个试点地教育信息化支出的统计

产品服务跟不上，缺乏稳定保障

产品故障、授权到期、售后无人，缺乏稳定保障是信息技术产品落地到学校的另一突出问题。

姚国强回忆，2013年那会儿流行Smartboard电子白板，上海市整个区县统一购买，但使用效果却大相径庭。因为有的公司是一锤子买卖，有的公司比较负责，可能会附赠半年或一年的服务期，但是过了期限就没人管了。同时软件一般都是有有效期的，过了有效期便无法使用，硬件也就废掉了。

姚国强介绍，如果是互动产品类的工具，包括平板电脑、答题器、手写板、互动板等，问题在于日常管理，比如充电、更新系统。有些公司是派专人到学校服务，但服务期一般不超过3个月。从学校的角度看，一般不会配备专门的人员来管理，因为没有这个岗位配置，所以责任很难落实到人。 

“其实这些产品使用的频率不高，只是用在大型公开课里。日常老师最实惠的还是投影仪、PPT和黑板。”姚国强补充说道。

“购买很多，但是不好用。我们学校正在推智慧校园，但是推不动。”广州南武中学的谢老师介绍，据他观察，平板和微课的使用情况不佳，估计使用率不超过10%。教师更喜欢用一体机，因为可以实物投影，并且和手机实时连接，学生的作业一拍照，就投到屏幕上了。 

情绪识别入课堂惹争议，是否侵犯学生隐私

图片来源：好未来AI Lab的表情识别

信息技术被应用到学校的另一场景是人脸识别、情绪识别等。关于这类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存在很大争议。

今年5月，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的课堂上，安装了一套名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的设备，该设备通过摄像头抓取，可以识别、收集学生的表情和动作，在后台进行一系列大数据分析，比如课堂实时考勤数据、课堂专注度偏离分析、课堂行为记录等。

同时，系统每隔30秒会进行一次扫描，针对学生们阅读、举手、书写、起立、听讲、趴桌子等6种行为，再结合面部表情是高兴、伤心，还是愤怒、反感，分析出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状态。

网友将这一系统称为“天眼”，并引发了学校是否对学生管制太严、是否侵犯学生隐私的讨论。

有网友表示，“科技用来服务人的，不是用来监视人的吧？”“如果全天课程都集中精力，那学生一定会大脑疲惫，上课时在自己懂的地方开点小差也是一种休息，要不然谁受得了啊。都用一个标准监视起来，受影响大的反而是成绩优秀的学生。”

从行业来看，目前使用情绪识别、表情识别的产品多用于对公服务和双师课堂上，包括好未来、新东方、高思等。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提需求，保持产品连贯性

之前芥末堆曾报道过北京十一学校的智慧校园建设情况，与学校普遍的“决策层和使用层信息分离”的情况不同，十一学校提倡效率优先，优先解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使用的信息技术产品小到企业微信这样的APP、大到覆盖整个学校的教学系统。那么，这种情况能否在普通学校复制呢？ 

李昊告诉芥末堆，学校曾使用过企业微信等产品，但仅限于小范围使用，因为这类产品没办法形成项目，不是项目就很难拿到财政预算。 

“好技术也会因为非教学层面原因被拒之门外。”姚国强告诉芥末堆，自己曾引进清华推出的一款关于课堂互动的软件“雨课堂”，但在公开课展示之前，领导通知他不能用，因为那个里面带有公司的logo，有做广告的嫌疑。

“教师在学校的发言权是很弱很弱的。”姚国强无奈说，“现在最大的矛盾是上层买的东西你感觉不好用，你感觉好用的东西他不买。” 

而对于教师来说，要么不做，因为不做不错。要么自己私下里用，不要过度去宣传。

“教师的意见传达不到上面去，只能被动的接受。”姚国强认为，信息技术变革学校教育，应该是学校基于现实问题提出需求，然后再去市场上寻找相应的产品，而不是现在这样的被动接受。

除了真正基于学生和老师的需求出发，芥末堆了解到，产品之间的连贯性也十分重要。 

“我比较青睐于数据能相互打通，用户体系做得非常完善的产品。现在产品与产品之间是隔离的。”姚国强建议，系统与系统之间、数据与数据之间应该相互打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信息孤岛。

信息技术能否改变教育？信息技术能否改变学校教育？ 不知道未来的答案如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尚未改变。

在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今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中也提到，当前公立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已经完成了“搭环境”的起步阶段，开始将技术应用于教学，但仍旧处于提升水平的阶段，尚未达到与课程和教学的融合，教育科技企业在与学校和政府合作中举步维艰。

同时在这些初步发现的基础上，他们倾向于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变革促使新型教育服务模式发生发展的影响力、促使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力，虽然已经初见端倪，但是仍然是局部性的。换言之，教育技术尚没有成为中心性、主导性的改革力量。

（应收集对象要求，李昊、姚国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