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齐鲁大学（1904-1952年）校园，该校是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差会联合开办。 ©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大学的宗旨是给予良好的教育，包括对人的各方面的教育。它（燕京大学）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

燕京大学逐渐取得成功以后，司徒雷登曾说过一句非常谦虚的话，大意是，他在学校里的启发作用特别小，只是给学校创造了一种环境，让教师们得以安心地按照他们的思想去发展学术，以及他们对于学生的教育。这其实是非常了得的。

“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民国整个的教育格局是“一体两翼”。一翼是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教育，主要针对没有上过学而又已经步入社会的平民；另一翼则是正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是成体系的。正规教育体系内，大学则存在一个三足鼎立的弹性差序格局——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

在这个格局之内，民国的整个大学教育基本上是良性发展的。

其中，国立大学因为有国家力量支持，无论是财力、师资，还是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比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好一些；相对来说，后二者在起步时状况非常差。在人们的印象中，因为有教会作为支撑，教会大学经费充足。其实不是，教会的支撑很有限，而且教会给的每分钱都会有要求要怎么用。

以燕京大学为例，司徒雷登收到燕京大学校长的正式聘书后，他身边的几个朋友都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只有他的老朋友亨利·卢斯（Henry W. Luce，即《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Henry R. Luce）的父亲）说可以去，但是，他也提醒司徒雷登，要注意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1919年初，司徒雷登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重新考虑校园选址的问题；二是他不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但是，他才一上任就发现，自己不可能不为学校的财政问题头疼。当时，燕京大学只有五间教室，符合大学教书条件的老师只有两个中国的博士，学生不足百人，而且经费很不充足，招聘够资格的教师、购置教学设备和图书、建设新校舍等各方面都面临很大困难。

筹款、选择新校址

在司徒雷登的构想中，燕京大学将来要成为可以跟世界其他一流大学比肩的学校。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资金保障，这一设想根本没法实施。为此，他不得不认真对待募捐问题。

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请亨利·卢斯担任副校长，主要负责在美国为学校筹集资金。卢斯曾参与齐鲁大学的创办，主要负责为校园和校舍筹集资金。他上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后，很快就回到美国募捐。当时一起在美国募捐的洪业（史学家，后曾出任燕京大学教务长）后来回忆，卢斯常常一早就醒了，花费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慢慢整理捐款人档案，并计划什么时候要去见什么人。

司徒雷登自己也参与筹款。一方面，他在十五年内十次赴美募集资金。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在中国结交政商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为学校捐款。1924年，燕京大学制订了一个发展中国资助人的计划。1924年到1936年间，这一计划先后在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展开，在每个城市都建立了一个对燕京大学怀有良好愿望的人组成的核心，其中就有杜月笙、孔祥熙、蒋介石等。

经过努力，燕京大学的募捐有一些成果。据资料记载，卢斯、洪业、司徒雷登在美国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为燕京大学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在充足的办学经费之外，司徒雷登认为，要把燕京大学建成能赶上美国哈佛、英国剑桥的大学，还需要为它重新选择一个适宜发展的校址。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他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但久久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产。

直到有一天，他应约去清华，有朋友推荐了清华园对面的一个园地。那个园地本来是清朝一位王爷的，后来转到了一个叫陈树藩的陕西督军的手上，而陈树藩买下来时为了给他的父亲养老。

司徒雷登下定决心要买到这个园地来建新校园。于是，他发挥自己“中国通”的能力，先是找到了陈树藩父亲的朋友，了解到老人喜好秦腔。然后托同样是秦腔迷而又与老人交往频繁的朋友做“中间人”，并在有了成交的希望后，前往陕西会谈。司徒雷登漂亮的京腔和周到的礼仪，在会谈过程中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陈树藩及其父亲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园子卖给燕京大学，并把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奖学金。

经过六年建设，建成了后来的燕园，也就是今天的北大校园。司徒雷登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园林景致和楼宇风格来建筑校舍，并且结合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燕园建成后，一度被评价为“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甚至“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

1926年的燕京大学校园。 © Yenching University

今天的北大校园也很美丽，但是，一些老人们讲，在燕京大学时期，那里比现在还要美。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侯仁之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校园里散步，侯老边走边向我介绍校园各处过去是什么样的，当时侯老还表示：“哼，哪里像现在（这样）？”但是，说完似乎觉得不妥，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

充足的资金和适宜发展的美丽校园为燕京大学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司徒雷登对办学宗旨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更为关键的原因。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三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大学、汇文大学以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它们的根本目标都是为基督教服务，而非为教育。在这三所大学计划合并为燕京大学时，办学的整体方向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的校长才有所突破。

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强烈的宗教情结，但是，他并不像父辈传教士们一样，希望燕京大学仅仅成为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一部分。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曾写到：“它（燕京大学）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时也受当时国内正在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司徒雷登不硬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艺术。同时，跟教学人员明确提出，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能给那些拒绝信教的学生制造障碍。

到燕京大学工作的几个月后，司徒雷登与另外两位同事，郭查理（C.H.Corbett）、博晨光一起为燕京大学制定了校训——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在后来的三十几年历史中，这个校训演化为燕京精神，成为燕京人的一种气质。

1949年以前，每一个学校都跟另外一个学校不一样，北京大学的学生跟清华大学的学生不一样，燕京大学的学生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不一样。那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里就分辨出他出自哪所学校。北大人是那种拂袖而去的精神，清华人是务实的精神，燕京人身上则有一种强烈的服务社会的精神。司徒雷登想培养的正是心怀世界的人。

1925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私立学校立案条例之后，燕京大学甚至把宗教课也改为了选修。1929年，燕京大学被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定名为“私立燕京大学”。

事实上，燕京大学向政府立案，当时在教会内部是存在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为了立案，燕京大学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宣教方面的代价，除了前述的放弃强制参加基督教活动、把宗教课程改为选修，最重要的则是宗教学院被要求分离。面对质疑，司徒雷登的回答是：

“大学的宗旨是给予良好的教育，它包括对人的各方面的教育。经验似乎表明，由于实行这种政策，燕京——因此也包括与燕京相关的整个基督教事业——得到了中国各阶层的尊敬和友谊。与其明确宣称我们即是一个宣传机构又是一所真正的大学，从而使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地位相比较，这种做法（立案并获得批准）传播福音的价值要大得多。”

燕京大学的学术崛起

最早，燕京大学有家政专业、制革专业、护士专业，等等，主要是一些职业技术型的课程。从学术上来讲，这些专业没有太多学术含量，主要是为了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

1940年代，一名主修社会学及儿童福利的学生和一对母子。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于1922年，1925年改称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这一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开启了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 © voc.com.cn

但是，随着中国的局势在1920年代的急剧变化，司徒雷登认识到文史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希望燕京大学能培养出可以管理国家、发展工业、改革社会和推进教育的人才。由此，燕京大学开始走向综合学术体系的建设，尤其是人文科学，例如社会学系、新闻系，等等。

燕京大学是什么时候确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的？我认为1928年是一个关键点。

这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京大学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此外，这年还发生了一个最为标志性和影响深远的事件——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哈佛大学是公认的美国第一流大学，学术名声极为响亮，有良好的教学、研究条件，是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1928年1月，在美国霍尔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目的是“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资助出版有关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对于两所大学的这一联合，司徒雷登说过一句很有水平、很有艺术的话，大意是，“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他每个字看着都很谦虚，但是其实是非常高明地要把燕京大学突出。

哈佛燕京学社本部设立在哈佛大学。不久，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也在1928年2月宣告成立。1928年起，两所大学也开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当年那些被燕京大学派往哈佛的学者，后来都成为了各领域内的“学术重镇”。比如，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专家齐思和；人类学和民族学专家林耀华；魏晋南北朝史及日本史专家周一良……

而被哈佛大学派往燕京大学的学生之后的成就也非常大，其中就有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费正清于1932年至1933年间接受哈佛燕京学社邀请来华研究深造，后来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这些由哈佛燕京学社造就的人才，使得它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两所大学大学的这一联合，也让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燕京大学一跃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创建的edX线上课程平台有一门名为《ChinaX》的公开课，邀请了十余位哈佛教授讲述中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政治、艺术……其中之一的汉学家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即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所长。 © ChinaX

那个时候，燕京大学的学科设置的重点转到了人文科学，也是成绩斐然。

尤其是历史学科，我特别佩服洪业先生。他在建设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时候，特别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他培养出了许多后来的学术大家，尤其是在断代史方面，例如研究春秋战国史的齐思和、研究汉代史的瞿同祖、研究魏晋六朝史的周一良等等；此外，还有后来在佛教史、宗教史、制度史、服饰史等领域做出巨大学术贡献的一批学者。我认为，历史对于洪业先生的评价远远不够，他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历史教育学家，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最伟大的历史教育家。

燕京大学的启示

燕京大学的成才率为什么那么高？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启示。

第一，得财。司徒雷登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教学经费。如果没有经费支持，这个学校就会慢慢枯萎下去，尤其是在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方面。

在民国八年、九年的时候，教育系统财政非常匮乏，北大就发生过欠薪事件，教授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而恰好是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在亨利·卢斯和司徒雷登等人的努力下，有比较充足的经费，而且给教授的月薪也比较高。这就吸引了一大批在学术界的大师来到燕京大学，包括洪业、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陈垣、周作人、顾颉刚、钱穆、朱自清等等。此外，燕京大学还吸引了一批自己培养的学者，包括冰心、许地山、齐思和等。这些名教授的加入使得燕京大学本来比较薄弱的文史专业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为它后来取得的较高的学术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得才。司徒雷登特别注意延揽优秀人才，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除了前面讲到的那些教授，我觉得要着重提出的是他对傅泾波的招揽。和司徒雷登认识的时候，傅泾波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转到了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傅泾波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1920年，为了帮助司徒雷登打开在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局面，他专门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的住宅内安排了一个12人参加的宴会，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当时教育界的大佬。在司徒雷登与中国当时政商界人士的沟通中，傅泾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司徒雷登对教师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燕京大学逐渐取得成功以后，司徒雷登曾说过一句非常谦虚的话，大意是，他在学校里的启发作用特别小，只是给学校创造了一种环境，让教师们得以安心地按照他们的思想去发展学术，以及他们对于学生的教育。这其实是非常了得的。

第三，借势。司徒雷登特别善于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

1922年，针对教会大学，中国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和回收教育权运动，对于教会大学就像是“灭顶之灾”。但是，司徒雷登恰恰是通过对这两个运动的回应，在中国获得了较高的认可。他的回应的核心，就包括前面讲到的一系列去宗教形式、改革办学宗旨等举措。

燕京大学是中国所有教会大学中最早向政府进行教育备案的学校，这和司徒雷登从一开始就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一个中国的大学有关。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原标题《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根据陈远于2018年5月在“知不知沙龙”上的发言整理，经本人确认。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