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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上海共有20588名小学毕业生没有正常升入到初中，他们究竟是谁？他们后来去了哪里？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十年前。

十年前，上学并不是难题

2006年，上海市杨浦区江湾镇国权北路以东，三门路以北，也就是今天的新江湾城地区，何婷一家四口就住在那里，父亲开了个修车铺，一家人以此为生。

那一年上海的常住人口为1815万，其中外来人口467万。何婷一家就是这467万中的一份子，她们来自安徽蚌埠，1996年落脚在江湾镇外来人口聚居区。在这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数千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其中，又有1000多名孩子分散在五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

何婷是我认识的最早一批农民工子弟。2001年起我成立了一个服务这片地区农民工子弟的志愿者队，孩子们将我们的活动称之为“久牵”，也就是“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前身。彼时的农民工子弟，上学还不是问题。问题仅仅在于，能够去哪里上学。当然，对于他们而言，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通过一些非常规渠道入读上海的公立学校，而绝大多数孩子就只能去上那些条件很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

条件有多差呢？比如有的学校教室里连块黑板都没有，更不用说图书馆、电脑教室，以及合格的教师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巨大的入学需求，当时上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仅是在江湾镇地区就有五六所，它们相互之间激烈竞争，甚至为了拉生源不惜采取作弊的方式，为了让家长觉得学校好，学校将学生的考试成绩都改为90分、100分。

在这种形势之下，2001年上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竟然达到519所！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06年全上海的小学也只有626所。不过，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管理混乱，不但教学质量，甚至连学生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上海市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对其进行监督和整顿，到2006年，上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减少到277所，一方面是学校间的竞争和兼并所致，另一方面是上海市政府加强管理的结果。

不过，对于何婷以及其他居住在江湾镇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孩子们而言，他们的生活直到2006年也没有什么动荡。无论如何，他们总归还是能够上学的，虽然学校不太稳定，孩子们往往要不断转学，有的孩子甚至在短短三四年内走马灯似地把江湾镇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都上了一遍。那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很糟糕，跟农村老家的学校其实也差不多，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呆在父母身边。

因此，无数的孩子就在那些摇摆不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当然，幸运如何婷，她还发现有一个叫做“久牵”的地方，可以在课余时间去那里玩耍，跟一群大学生哥哥姐姐学点好玩的东西，如摆弄照相机，用天文望远镜看月亮上的环形山，以及在电脑上打泡泡龙。

2006年，无论是对江湾镇的外来孩子们，还是对久牵，都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久牵成立了由36个随迁子女组成的合唱队“放牛班的孩子”，孩子们不仅走进上海市中福会少年宫的宴会厅演出，也在江湾镇农民工聚居区的一间废弃的仓库里为他们的父母演出，我们还租借了一套位于殷高西路上两室一厅的公寓，作为久牵的儿童活动中心。不过，在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随处可见的拉起的横幅，还是在提醒着路过的每个人，这里即将拆迁！

改变从学校关闭潮开始

当时间走到2007年，上海市教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善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卫生和安全等办学条件的意见”（沪教委青【2007】1号），该文件表面上是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改善设施，然而事实上也恰好是对全市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整顿的切入点。所以就在这一年初，农民工返乡之前，有一则新闻突然将教育局与农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的冲突凸显了出来。

那是位于普陀区丹巴路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建英希望学校。2007年1月5日，大量民警和协管涌入该校并强行关闭了学校。该校的近2000名学生由教育局统一安排进入附近的曹杨小学分部就读。当时的新闻指出曹杨小学接纳的民工子弟达到1890人。然而，2013年，普陀区曹杨小学易名为曹杨实验小学，目前其学生容量仅有700人。并不清楚建英的孩子们后来是否都有学上，是否都在上海完成了义务教育。不过当建英希望学校被关闭之后，普陀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仅存两所。也就是说，对于那时候的农民工子弟而言，他们开始面临能否上学的问题了。

2007年开始的这场关闭潮同样也发生在杨浦区江湾镇，同样也影响着何婷们的生活。那时候久牵主要支教的民工子弟学校——蓝鹰小学——已经几乎是一边拆一边继续上课。你会看到合唱队的孩子们只能在拆除之中的校舍里上学，每周六下午的例行排练结束后，我常常会跟他们在学校门口的水泥地上玩游戏，而在我们旁边，拆迁工人们正在掀掉原先学校教师办公室的瓦片。不过对于何婷们而言，这一切并不陌生——他们早就习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她们照旧没心没肺地跳着橡皮筋，玩着捉迷藏。然而我们突然意识到，整个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里的学校都将要关闭了！

我开始和志愿者们一户户地家访，告诉家长们他们的孩子即将面临的困境，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回老家，要么进公立学校。当时进公立学校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被关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提供孩子的就读证明、父母的户口本和暂住证就能够顺利申请到名额。所以到2007年夏天江湾镇的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都只剩下废墟的时候，久牵的孩子们几乎都进入了公立学校。

这一切当然并非只是发生在杨浦或者普陀，这是发生在全上海范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潮。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2007年上海小学生总数为533280人，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一跃成为590561人（见下表），激增11%！考虑到之前连续三年上海的小学生数量都在萎缩，因此2008年突然多出来的近6万人，只能是来自被关闭的民工子弟学校了。

30万学生消失了

到2012年，全上海有53.8万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那时不再用农民工子弟这一被认为有歧视性的称呼了），其中74.72%在公立学校就读，剩下的则在157所政府认可的民办小学（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名称也不再用，而一律称为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就读。

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当时并不存在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中学，也就是说，随迁子女只能进入到上海市的公立初中就读，或者换一个好看的说法就是100%的初中阶段随迁子女都在公立学校就读。那么，这种可能性究竟又有多大呢？

2007年，何婷恰好是六年级，她必须进初中。当时杨浦区统一分配的是三门中学，不过，何婷的父母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宝山区的高境三中，因为这个学校就在家门口。与何婷有类似需求的还有很多孩子，在久牵的帮助下，他们向高境三中提出申请，并且最终有7个孩子被录取，其中包括了何婷。应该说，2007年上海市的学籍管理工作还不是那么严格，尤其是对于宝山区而言，因此区教委默许学校自由行事，招收一些计划外的学生。所以何婷们可以完全不需要父母的社保，不需要父母的工作证明，仅仅是凭借自己的学习成绩，便成功地进入了公立学校。而且，何婷和她的同学侯月还先后当上了班长，成绩进入年级前三名。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初中阶段的随迁子女来说，进入上海的公立学校，应该是一个越来越难以逾越的坎。从前面的图表可以看出，从2006年到2015年，上海的小学生数量一直在增加，从53万多一直到80万。而且，上海的小学数量也从2006年的626所，增加到了今天的764所。然而，如果看同期的初中生数据的话，你会发现随迁子女的初中梦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从上图可以看出，上海这十年来的初中生数量基本维持在42万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减少中！相比小学，初中学校的数量这十年来也增长甚微，仅仅从338所到了362所。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六年级学生的数量，这十年来也没有增加，一直在11万左右。那么问题就来了，从小学阶段毕业之后的随迁子女们到哪里去了？这十年来上海多出来的这近30万小学生跑哪了？

答案很残酷，他们消失了！

我们再来看数据，2006年上海小学一年级数量为108874人，这群孩子应该是在2011年升入初中。而2011年的六年级学生数量为116477人。这个数字反而增加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在这五年里，每年都有处于小学阶段的随迁子女插班生，所以2010年的五年级学生数量是129088人。这批孩子是2011年读六年级，而2011年六年级学生数量是116477人，2011年的六年级学生数量较上一年五年级少了12611人，结论是其中一部分随迁子女流失了。

照此算法，我们就可以用某一年六年级的学生人数减去上一年五年级学生人数，于是得出每年流失的初中阶段随迁子女数量。一般而言，因为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正常情况下五升六的流失应该是极少的。如2005－2006年的流失仅为675人，而2007-2008年则反而增加了2918人（2007年大量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上海公立初中不得不接收部分五升六学生）！2008-2009年减少3406人（这勉强还算是正常的五年级随迁子女学生返乡流失），而2009-2010年竟然减少12949人，这显然是政策收紧所致了！之后每一届五年级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时都会减少，而且流失量越来越大， 2014-2015年的那届竟然少了2万余人！详见下图：

2015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数是历年最高，接近15万。而每年初中六年级的学生数量基本稳定在11万多，结合上图，基本可以断定，2016年，全上海大概有近3万五年级阶段的随迁子女数量无缘上海公立学校。

综合以上三张图表可以得出如下事实：

1、从2008年开始，由于上海大量吸纳农二代进入上海的教育体系，所以小学生数量迅速激增，2014年达到最高峰80万多人，但从2015年开始回落。

2、尽管小学生数量一直在增加，但是上海的初中生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始终维持在42万人左右，甚至2015年跌到了最低412345人。

3、由于第二点，2007年开始大量进入上海小学的农二代们并没有多大的机会入读上海的初中，所以从2009-2010学年开始，每年有一万多农二代不得不返乡或者辍学。这个返乡或辍学的数字正在逐年扩大。

4、由于2013年上海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数量达到最高点181210人，这群学生将在2018年毕业。根据上海六年级学生数量始终保持在11万多的水平预测，2018年将有6-7万随迁子女被迫离开上海。

因此，在2007年进入高境三中的何婷们是极其幸运的，并且，她们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随迁子女的学习能力丝毫不亚于上海同龄人。后来，当年这一批进入高境三中的学生，三个分别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三个则在上海读完了中专后留沪工作，还有一位读到初二回到老家安徽继续读高中，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上海工作。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们已经知道我在一开始所提问题——2015年的消失了的2万名孩子去哪里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回老家，辍学，或者以一种官方无法统计到的方式继续在上海求学。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悲哀。是的，十年之前，对于随迁子女们而言，上学并非问题，问题仅仅在于去什么样的地方上学。然而十年之后，他们面对的则是一个能否上学的问题了。

中职不是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的另一扇窗

不过，对于那些幸运地进入上海公立初中的随迁子女们，是否依然还有追逐梦想的空间呢？

2008年，上海市教委发布“在本市部分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试行自主招收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的通知”（沪教委职2008【16】号），在该《通知》中，随迁子女不仅可以报考列出的32所中等职业学校（部分专业），而且还享受补贴，除了可以免除学费外，还可以额外得到1000元每年的国家补助。

2008年，也是汶川地震的一年，2008年，久牵正式在浦东唐镇开办第一个儿童活动中心。那一年，有个叫做李英的四川孩子来到我们中心。和大多数随迁子女一样，刚来的时候她内向、腼腆、不爱说话。但是当那一年久牵浦东中心的一位大哥哥要离开时，她哭的最凶。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是2010年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小世博会的活动，她和几个同学负责模拟日本场馆，她兴高采烈地做了好多寿司，不停地招徕其他同学和老师去品尝，最后她所“卖”出的寿司是当天销售最好的食品，当时她的自豪与得意劲，与她刚来久牵时的拘谨判若两人。

2014年，她从唐镇中学毕业，面临读职业学校的选择。然而，相比2008年，虽然2014年的随迁子女有65个学校可以选择，但是，2014年的报名条件也要严格得多。2008年只需要暂住证和户口簿，可是到了2014年，就需要《上海市居住证》或者《上海市临时居住证》与来沪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失业登记证》。李英的父亲是给人打零工的，母亲长期卧病在床，她无法符合报名条件。

因此，在久牵的推荐下，李英报名了另外一个公益组织“海上青焙坊”的面包烘培师培训项目，并且在2015年后成功毕业，现在就职于威斯汀饭店。她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满意，想起2010年在小小世博会上李英的笑容，我知道做一个面包师，就是她最大的梦想。

上海从2008年开始执行的鼓励随迁子女就读中职学校的政策，尽管没有能够帮助到李英，那么是否帮助到其他随迁子女了呢？事实上，不断提高报名门槛，同时又限制随迁子女进入初中，单单这两点已经可以推测这一政策的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数据。2006年，当时上海中专职校的数量为118所，在校学生数19.03万人。到2010年，学校数量减到了91所，学生数量则只有14.68万。显然，2008年开始的鼓励政策并没有出现随迁子女纷纷涌入中专职校的现象。而且，上海的职业教育一直在萎缩，到2015年，中专职校数量跌到了78所，学生数量仅9.56万。详见下图。

不断关门的职校，不断减少的学生，这一切都清晰的证明了上海并没有想要为随迁子女打开一扇职业教育之门。事实上，从上海对这些孩子关上初中大门之际开始，所谓的“新上海人”这一称号，便已经不属于随迁子女。作为农二代，他们已经被上海的教育政策所抛弃，被牺牲。也许其中会有一些个体，凭藉自身的努力，加上几分运气，以及类似久牵这样的机构的帮助，可能突破政策的囚笼，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眼中的成功者。然而作为群体而言，从一开始，上海，就没有准备给他们机会。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上海本应具有包容开放的心态，本应给予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同等的尊重与机会，本应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得到应验。不过现在看来，分裂远比融合要来得更为猛烈，更令人无从选择。

这个城市其实远比十年前更加离不开农民工。记得十年前，我所认识的家长们还在烈日下摆摊，在风雨里蹬着三轮车，同时他们时刻要提防着城管和交警，他们常常会被冲摊子，被罚没收车。

然而今天，许多家长以及他们的孩子成了门卫，成了物业，成了保安，甚至也成为了城管，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警卫、巡逻，甚至驱逐着新来的异乡人。这个日益堕入物欲和享受的城市已经需要依赖当初被自己驱逐的人成为新的驱逐者，并且，这个城市还在不遗余力地驱逐着那些驱逐者的孩子。这是何等难以为继的循环啊！

到2020年，这个城市宣称要将常住人口数量控制在2500万，这意味着它必须继续驱逐农二代，即如同上文所推测的，接下去每年平均5万读完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将离开上海。而那些孩子的父母，依然还在这个城市承担着虽然最底层，却关系着我们最为基础的日常的工作。

然而，无论政策如何，对于久牵而言，我们始终希望能够给予孩子们三样事物：源于内心的梦想；自主自立的信心；安放心灵的归属。

何婷和李英们并未被政策所束缚，他们也并未抱怨这些政策压制了他们的发展，事实上，当拥有上述三样事物时，他们便已经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超越政策的壁垒。

所谓梦想，必须依托于自我的兴趣和天赋，也即获得认识自我的自由。所谓信心，则必须依托于凭藉努力摆脱无助无力的处境，也即独立自主的自由。所谓归属，则必须依托于有着共同价值与文化的家园，也即安身立命的自由。

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早已不再是学校乃至政府可以垄断的事物，所以，教育对于社会的裨益需要被重新考察和审视。

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的核心问题其实都不是因为缺乏知识技能的传授，而是在于缺乏健康的文化共同体环境而导致的精神上的不自由。因为无法认识自我而不自由，从而沉湎于各种游戏玩乐；因为无法独立自主而不自由，从而会走上各种违背本性的道路；因为无法获得群体的认同而不自由，从而很容易迷失在欲望之流中。

这个城市还在继续奋力关门，并以美好生活为理由。但显然这不是我们的目标，甚至它与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相悖。毕竟，上海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她是因为能够接纳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尽管前路看上去依然荆棘满地，但我还是希望，这个城市的未来，将由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大人和孩子共同创造。这个城市的梦想，不在那些制定所谓什么五年计划的大人物脑海中，而是在每个真心渴望幸福、热爱生活的人们心中。

*作者张轶超系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文章主要数据来源：上海教育。文章选摘自《风中的蒲公英：中国流动儿童生存报告》（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8月）。此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农二代在上海的十年”。此为未删节版本。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可乐妈咪的札记”，作者张轶超。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