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特网上，日语标签“不上学并非不幸”正在收集话题。标签的说明写道：8月19日，一场“不登校”学生聚会在日本100个地点举行。

活动发起人是24岁的小幡和辉，他希望此举能让社会对不愿上学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杀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写道，“你不必到学校赴死。”

“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

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18年度《问题行为/拒绝上学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该国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达13.3万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按一个班级30人计算，这意味着超过4300个班级空无一人。

近20年来，日本中小学就学人数持续下降，“不登校”情况以每年增加近1万人的速度连年恶化，小学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过初中生（4.9%）一倍；13万名逃学者中，超过一半是长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个独特的概念。根据文科省的定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到30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不登校”是学生主动地长期逃学。

早在1941年，教育学家就提出了“学校恐惧症”概念。上世纪50年代早期，“拒绝上学”现象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彼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贫困不再是孩子上学的阻碍，“不登校”背后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

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7种类型的“不登校”：

母子分离造成不安型、情绪混乱型（情绪低落，头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对学习提不起兴致）、人际关系型（恐惧校园霸凌而拒绝上学）、应激性精神障碍型、发育障碍伴有学习障碍型。

过去，“不登校”只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现在高中和大学生也会“不登校”。

不上学的孩子们在干什么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头于动漫和游戏。

30岁的山口真央对日本雅虎新闻网回忆道：

“那个时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觉。我看电视剧，看深夜动画，在网上和人聊天。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白天就在房间里待着。”

相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稳。不少孩子沦为“隐蔽少年”，流落街头、无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于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走上了自杀的末路。

校园霸凌与“黑色校规”

面对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起初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学？打一顿就好了。

那时，家长和老师都相信不上学是因为懒散或者不够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压力，结果适得其反。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开学季都有学生自杀的新闻传出。

日本政府和社会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发现，很多孩子不愿上学并非是厌恶学习，而是受制于种种外部因素，其中校园霸凌首当其冲。文科省的报告显示，近80%的“不登校”学生有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处理不好与教职员工的关系；33%的孩子无法适应学校的社团活动，为躲避这种半强制性的集体活动，干脆不上学；少部分人因为在读期间怀孕而被学校劝退。

与校园霸凌不相上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过严苛的校规。在日本，“黑色校规”已成为社会问题。一些学校禁止学生吃午餐时交头接耳。

广岛县一所初中规定，午餐剩饭的人要被全校广播点名批评。虽然文科省竭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岩手县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师欺负而自杀，而该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

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报道，2017年9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发色被学校劝退，一怒之下将学校告上法庭。这名女孩的头发天生是棕色，老师要求她染黑，否则就退学。

一些学校甚至对学生内衣的颜色进行规定，并且由教职员工监督检查，结果导致了不少性骚扰案例。

据“不登校新闻”网站报道，今年3月8日的一项调查显示，1/6的日本初中对内衣颜色有要求，其中相当一部分学校会进行检查；曾受到教职员工性骚扰的学生比例为1.9%，这意味着每两个班级中，至少有一人曾被教师动手动脚。

试图获得父母更多关爱，也是孩子们“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很多父母既无时间也无精力照顾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的方式获取关注。“我想多看看父母，我一天也没机会跟他们说上几句话。”曾经的“不登校”儿童棚园正一告诉日本《朝日新闻》。

还有些人纯粹反感上学。“学校就如此重要吗？”有人在“不登校新闻”上匿名写道，“我现在30多岁了，依然不理解为什么必须上学。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我总是很痛苦。当然，我知道学校存在的意义，但我不适应学校的‘框架’……为什么我不能做想做的事，要像个奴隶一样被困在学校里？”

他们为帮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

讨论“不登校”问题的同时，日本社会积极探讨解决之策。教师家访、单独辅导等措施是“标配”。枥木县宇都宫市从2007年开始实施“缺勤一天就打电话，连续两天就家访”政策。

名古屋市在网上公布了详细的“不登校对策基本构想”，目标是在追踪孩子心理状态的同时，减少父母的焦虑并给予支持。

▲为了帮助“不登校”的孩子学习，教师工藤拓哉开设了带小隔间的活动室。

一些人尽其所能，为救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据《朝日新闻》8月7日，43岁的教师工藤拓哉在石川县金泽市开设了名为“每个人的位置”的活动室，配有平板电脑、无线网络，还有从小学到高中的试卷和习题册。房间隔出了一个个独立空间，孩子们不必与他人接触。

小幡和辉对“不登校新闻”说：“为了告诉孩子们“你不是一个人”，减少他们的孤立和绝望感，并提供更多出路，我们建立了很多专门的信息渠道。

就算不去学校上课，也能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样的先例很多。我认为，得知这一点会令你的焦虑消失。”

很多人呼吁社会给予更多的宽容。东京地方议员海津敦子在美国《赫芬顿邮报》日本版上发表《逃学不是问题行为》一文，她写道：“我们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开开心心的吗？谁都有沮丧的时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样……让他们返回学校并非唯一目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路。”

宽容和理解对孩子至关重要。“当我不上学时，最不愉快的事就是听到母亲问：你今天想做什么？”山口真央说，“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会情绪失控地说，我知道我必须去那里！但又没有勇气对母亲发火，只能尽可能不去看她的脸。”

24岁的楢崎唯对此感同身受。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就不上学了，最糟糕的回忆是受抑郁症折磨时，父母却告诉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不只是你。”“哦，连父母都不承认我的痛苦……我哭了。”她对《东洋经济》说。

“自由学校”成为纾困之道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民间团体把“不登校”的学生集合起来，通过私人教育让他们得以继续读书。政府肯定了这种做法，并帮助其转型为财团法人，以便获得财政补助，就读的学生也能取得有效的学位证明。

进入2000年，这类机构愈发勃兴，被统称为“自由学校”。它们培养的一些学生经过短暂磨难后重回正轨，甚至有自由学校的毕业生考上了东京大学。

日本第一所自由学校是奥地圭子于1985年创办的东京新宿学校，后来“转正”为东京新宿葛饰中学。该校在日本名声卓著，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到该校访问。

距离葛饰中学不远的新宿大学也是自由学校，小幡和辉就毕业于此。该校校舍是一栋普通的两层小楼，大学部在地下一层，二楼是中小学，一楼则是办公室和活动室。

大学现有4名职员，40名学生从16岁至23岁不等，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当学生们需要学习某一专业时，新宿大学就邀请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前来指导。

这所学校学生不多，课程范围广泛，包括哲学、人类学、音乐、戏剧、法律、历史、电影等。不过，新宿大学的毕业资格不受政府认可。

这里没有固定的学制和毕业年限，校方运营除了收取学费，还要靠学生各尽所能，比如学习戏剧的学生定期演出剧目，售卖门票。

“那些学生非常闪亮和活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署名“息子”的母亲在博客中写道。

然而，自由学校非万用灵药，首要的问题就是供不应求。日本约有3万所小学和初中，自由学校则不到500所，远远满足不了“不登校”学生的需求，费用也不菲。

据“不登校新闻”调查，自由学校平均每年收取学费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何况，相当一部分孩子根本不愿出门见人。

在日本，“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不登校”的孩子在升学和求职中都会遭遇重重歧视。“不上学是不被允许的”“去自由学校的是弱者”“除非你回去上学，否则没有未来”，这些声音都在折磨孩子们本已脆弱的神经。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参考”，作者袁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