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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是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之一。聚焦于性别和院校类型对读博结果的影响，对2016年全国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超过10%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且性别、院校类型显著影响读博结果。在控制院校类型、年龄、硕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数量等因素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理学和医学学科中女性读博的概率明显低于男性。在医学学科中，来自高层次院校的硕士毕业生读博概率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选择读博时更容易受到年龄制约，也更容易受到对导师满意度的影响。

关 键 词

性别；院校类型；博士生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是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本科教育层次的入学机会问题。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研究生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因此也开始更多关注其入学机会问题。不过，分析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且大多采用读博意愿来预测学生的最终读博结果，这些文献主要分析了家庭背景、种族、性别、院校类型等因素对学生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本研究希望从学生读博行为的实然结果出发，重点关注两个因素，即性别和院校类型对硕士毕业生读博结果的影响。

博士生教育的入学机会不仅关乎高等教育公平，同时对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学术型博士授予数量最大的国家，在规模扩大的背景下，博士生的生源质量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在调研访谈中，不少被访者提到存在“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现象，如何吸引优秀且适合读博的硕士毕业生选择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关键环节。要吸引足够的优秀生源，必须打破博士生招生中可能存在的性别歧视和院校出身歧视，使真正具有学术兴趣、具备学术潜力的学生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从历史发展来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显著提高，但在追求更高学位的过程中，女性仍然面临较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不断提高。1995年，我国在读硕士生和在读博士生中女性的比例分别为30.57%和16.40%。2010年，我国女性在读硕士生数量开始超过男性。截至2016年，女性在读硕士生数量已经明显多于男性，超出约10.29万人。但在博士生教育中，女性比例仍然显著低于男性，2016年中国高校在读博士生约为34.20万人，女性占39%，低于男性7.77万人。（见图1）也就是说，男女比例在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分布出现明显“倒挂”现象。本研究试图分析这种性别倒挂现象的影响机制。我们希望了解，在控制学术兴趣、学术参与状况、学术发表等因素的情况下，读博结果的性别效应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希望了解，对于女硕士毕业生和男硕士毕业生，影响他们是否读博的因素是否有所差异。由于不同的高等教育成就可能导致不同的职业机会和职业成就，博士生教育对个人和社会日益重要，表现在带来更高的收入等益处，女性在参与博士生教育中表现出的劣势可能会阻碍其进一步的职业发展。

另外，教育背景对研究生教育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已有学者证明，本科院校质量是影响研究生入学的重要指标。在高质量公立高校毕业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研究生项目，不同学科的学生读研机会也存在差异。对于博士生入学而言，不仅是本科教育质量，硕士就读院校的教育质量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我国高校教育质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层次化特征。院校类型作为院校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反映学生能力水平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定位功能”，在学术市场上同样具有导向作用。从“985工程”“211工程”到“双一流”建设，日益增加的师资生源差距与财政投入差距拉大了高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不同高校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因此分析本科、硕士就读院校背景对博士生入学结果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已经达到34.20万。本研究试图采用2016年全国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硕士生毕业后继续读博的基本情况，以及性别和院校类型对读博结果的影响。研究问题具体为：①硕士毕业生的读博结果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在不同学科中是否有所不同？性别对读博结果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②硕士毕业生的教育背景，特别是院校类型对其读博结果是否具有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影响攻读博士学位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类：个人背景特征、大学经历特征和个人目标。个体特征包括种族/民族、性别、家庭背景、经济负担情况等。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显著影响了学生追求更高教育层次的意愿与决策。性别与种族差异是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因素。大学经历特征包括专业、院校类型、学术专业表现、教师同伴影响等。个人目标方面，主要包括读研动机、读博收益、读博期望等因素。

与男性不同，在传统观念中，女性被认为是各种社会和家庭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女性角色的社会化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使得女性把家庭功能视为人生头等大事。这些模糊的界限，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女性在家庭内外的复杂角色中选择的局限性，过分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责任以及劳动力市场潜在的性别歧视，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不同性别的角色期望以及社会规范的局限性导致女性比男性可能具有更低的教育抱负。这种性别差异明显地表现在学科中，女性更容易集中在传统专业领域，如人文社科领域。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不同学科中男性与女性的读博概率具有差异，且人文社科领域的性别效应显著低于其他学科领域。

是否选择攻读博士学位与个人本科教育相关。有研究发现，本科就读于四年制大学的学生，其读博概率明显高于本科两年制院校的学生。除此之外，精英私立大学的毕业生更可能选择读博。另一项研究在控制家庭社会地位、性别、种族等因素后，仍然发现本科院校质量对学生读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还有研究指出，院校类型作为重要变量，对学生选择是否继续研究生教育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受到家庭变量的间接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与本科背景为非“211工程”高校的学生相比，本科院校类型为“211工程”高校的学生，读博的概率更大。

除本科教育外，硕士生教育是学生从本科到博士生阶段的过渡时期，是培养学生学术规范，进行相关学术积累的重要过程，也可能对学生读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生阶段院校学术水平越高，将来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更加明显。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硕士毕业院校学术水平越高，学生读博的概率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次硕士研究生毕业调查的对象为2016届毕业硕士研究生群体，调查时间为2017年6月到8月。在调查样本选取上，本轮调查采取在2015年下半年开展的3所院校预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扩大规模抽样调查，设定以院校（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最终有17所院校返回了问卷，涵盖“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非“211工程”高校等不同类型层次院校和东西部等不同地区院校。本次调查共计回收学术型硕士有效问卷11329份。

（二）变量说明及描述

因变量为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读博结果，即该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录取结果），选择读博赋值为1（包括在海外学校读博与国内学校读博）。核心解释变量为：①性别（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②院校类型，包括硕士就读院校类型与本科就读院校类型。本科院校分为“211工程”高校与非“211工程”高校，硕士就读院校分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非“985工程”高校及非“211工程”高校三类。本研究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控制年龄、经济压力、学术成就、学科、导师满意度、课程满意度、专业学科及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所在高校的地区分布等变量，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以硕士毕业生是否选择读博为划分，分别对两类群体进行描述统计。（见表2）从调查来看，有12.4%的硕士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其中女性占比约40%，与未选择读博的硕士毕业生群体存在显著差异。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平均年龄在28.4岁，高于未选择继续读博的硕士群体，两者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论文发表情况方面，不论是期刊的发表数量，还是参与国际会议的情况，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群体都显著优于非读博群体。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中，超过50%的人表示读研动机为学术兴趣。未继续读博的硕士群体所承担的经济压力显著高于选择继续读博群体。学校选拔性方面，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所在的本科学校、研究生学校层次显著优于未继续读博的硕士生。

（三）估计方法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离散非连续变量，数据呈两点分布，并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非线性模型二元logit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估计，其累计分布函数服从（1）式，其中F(x,β)为“连接函数”（link function）。本研究因变量为是否攻读博士学位，当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取值为1，当硕士毕业生未攻读博士学位，取值为0，用π表示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概率，可构建模型（2）式。其中，β0表示截距项，β1、β2、β3分别表示相应影响因素的回归参数，分别代表性别、院校类型和其他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性别、院校类型与读博结果

表3报告了硕士毕业生是否继续读博的logit回归分析结果。调查样本中，有12.4%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接受博士教育。为了更好地解释性别及院校背景的影响，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加入性别、院校类型、经济压力、学术成就等不同变量，并在模型6中一同检验。模型1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男性选择继续读博的几率是女性的1.849倍。控制年龄变量后，性别效应有所下降（模型2）。硕士毕业生的经济情况对是否选择读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模型3），这说明硕士毕业生面临的经济压力越大，越不可能继续读博。为了解释院校类型对硕士生读博结果的影响，模型4纳入了院校类型变量，来自“985工程”高校硕士生选择读博的概率是“双非”高校硕士生的0.761倍。另外，加入学生学术成就控制变量后，性别对学生读博结果的影响明显下降。国内外期刊发表量每增加一篇，学生选择继续读博的概率增加24.2%；参加过国际会议的学生继续读博的概率是未参加国际会议学生的1.19倍；毕业论文选题来源于正式科研项目的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发生概率是毕业论文来自于非正式项目的学生的1.365倍。模型6为完整模型，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模型拟合度提升，性别因素对学生选择继续读博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男性读博概率远远大于女性，是女性读博概率的1.797倍。但院校类型的影响不再显著。

考虑到博士生入学存在的学科差异，表4进一步考察了理学、工学、人文、社科等7类学科中硕士生读博的情况。人文学科中，性别对学生选择继续读博的效应更加显著。即使是在女性占明显优势的传统人文社科领域，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读博的概率是女性的2.5倍。需要注意的是，教育背景对学生选择读博并不具有显著作用。另外出于学术兴趣读研对学生读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科领域中，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男性读博的概率是女性的2.37倍。而学生的本科就读院校背景、硕士就读院校背景仍然对学生读博不具有显著影响。管理学科中，性别效应、教育背景因素均对学生选择读博无显著影响，仅有期刊发表数量、硕士就读院校所处地区及读研动机对学生读博具有显著影响。期刊发表数量越多，硕士毕业生越可能选择读博。理学学科中，性别效应显著，在控制学生院校背景、学术成就、读研动机等条件下，男性读博概率是女性的1.89倍。值得注意的是，“985工程”高校硕士选择读博的概率较低，理学读博的吸引力对该类型高校学生的吸引力有所不足。工学的情况比较特殊，性别、教育背景因素对学生读博不再具有显著影响，期刊发表数量、课程满意度、读研动机及所在地区对读博选择影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工学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性别、院校类型已经经过层层筛选。农学学科中，学术发表、院校类型等筛选效应均不显著，仅有课程满意度、导师满意度及读研动机对学生读博具有显著影响，学术成就也无显著影响。这从侧面说明，农学读博的吸引力不足。医学性别差异最大，在控制其他条件基础上，男性读博的概率是女性的3.4倍。本科类型效应依然不显著，但硕士教育背景对读博具有显著影响。硕士就读院校为“985工程”高校的学生读博概率是“双非”高校的2.66倍。学术成就的作用不再显著，说明医学并不以发表形成筛选机制。

（二）读博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以上分析说明，除了管理学、工学、农学这3个学科领域外，硕士生的读博结果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那么，在获得读博机会方面，男性和女性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否也存在差异？表5通过分样本回归方法进一步检验这一影响。对于男性而言，经济压力会对个人的读博决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教育背景中，硕士就读院校为“985工程”高校会显著降低学生的读博概率。对于男性而言，可能会具有更大经济压力，而具有高质量硕士文凭的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竞争力，读博的吸引力反而下降了。另外，男性的本科教育出身效应不显著。学术成就、出于学生兴趣的读研动机对学生选择读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女性的年龄效应对读博结果作用显著，30岁及其以下读博的概率是30岁以上的1.875倍。女性较男性可能会面对更大的婚姻压力、生育压力和家庭压力，又或者年龄较大的女硕士在博士面试时会处于劣势，所以读博结果与年龄之间具有相关关系。经济压力依然会对女性读博产生负向作用，但其影响程度小于男性（0.763）。对于女性而言，教育背景不再对读博具有显著作用，而学术成就仍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未攻读博士的女硕士相比，攻读博士学位的女硕士对导师的满意度也更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师满意度对女性读博结果具有正向显著作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较男性而言，更加重视与导师之间的人际关系。

五、讨论

和之前的研究相一致，我们发现，性别、教育背景、经济压力、学术成就、读研动机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学生的读博结果。

之前的研究表明，良好的教学行为（如及时的反馈、与教师的密切互动等）与本科生的读研期望显著正相关。与之类似，本研究也发现教育行为与效果对硕士毕业生的读博选择有影响。但和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这一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相对而言，与男性相比，女性硕士生在选择是否读博时，更加受到其教育感受（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的影响。

在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性别分布出现明显“倒挂”现象，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当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以为这种“倒挂”现象提供解释，特别是我们分析了年龄因素对女硕士生读博结果的影响。之前也有有关博士录取性别差异的研究纳入了年龄变量，但并没有对这一变量进行深入分析。我们的分析显示，女性的年龄效应对读博结果作用显著，30岁及其以下读博的概率是30岁以上的1.875倍。之前的质性研究发现，婚姻和生育对女性考虑是否读博有很大的影响，而年龄越大，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就越不占优势，而且面临的生育压力也越大。另一方面，从博士生招生的实践来看，很多导师出于各种考虑也会倾向于招收年龄更小的女博士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年龄对读博结果的显著影响。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也有一些局限性，如我们只有硕士生是否读博的数据，没有他们是否申请读博、考博的数据，因此无法完全清晰地说明，女性读博比例较低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如可以获得读博机会，但主动放弃），还是被筛选的结果。另外，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我们也无法区分硕士毕业生最终在何种类型的高校读博，以及硕士生进入不同类型高校读博的机会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六、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一）结论

通过对硕士毕业生毕业去向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回答了性别、院校类型如何影响硕士毕业生的读博结果问题。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发现。

1. 从性别效应来看，女性读博概率低于男性。不同学科中，只有在工学、管理学、农学中性别效应不显著，医学的性别效应最为突出。在传统人文社科类专业男性博士仍然占据优势，而且性别的影响显著高于除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假设1没有得到证实。相比男性，女性的年龄、对导师的满意度对硕士毕业后的读博结果具有显著作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硕士年龄更小，对导师的满意度也更高。对于男性硕士生群体而言，硕士毕业于“985工程”院校会降低其读博的概率。

2. 与性别效应相比，院校类型对读博结果的影响相对更小。本科背景是否为“211工程”高校对于硕士毕业生的读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和假设2不一致。不同学科中，仅在医学中，“985工程”高校毕业的硕士生会明显倾向于选择读博，假设3被部分证实。

（二）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发现对博士生教育的招生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 在博士生招生中，教育背景的筛选性相对变弱，在学科中，仅有医学中教育出身还会对学生读博具有显著影响，反而学术成就，尤其是学术发表对学生读博具有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相对比较公平，出身歧视问题表现不明显，博士生选拔标准相对公平，主要是以学术发表情况来衡量。

2. 与以往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同，本研究观察到对于女性而言，会更加关注对导师的满意度，这对其读博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相比男性，女性对人际关系更为重视，尤其是在当前师生关系紧张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导师应该更加重视与学生形成良好和谐的互动氛围。同时，院校方面也应引起足够重视，建立健全学生申诉制度与导师灵活调配制度，提高学生对导师的满意度。

（三）研究展望

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本研究也存在研究不足，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解决。

1. 限于数据原因，本研究未能控制家庭背景因素对硕士生读博选择的影响及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

2. 截面数据的性质使得本研究无法考虑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如就业形势、政策影响等因素对硕士生读博入学决策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还需要考察在不同时期下硕士生群体读博选择的变化及其影响机制问题。

3. 由于数据的局限，我们无法得知女性读博比例不如男性是因为更多女性主动放弃读博，还是因为招生过程中筛选机制所导致的（其中可能包含性别歧视的因素）。如之前有研究指出教师在招生时对女性的能力判断存在偏见。 这一问题在我国是否也存在？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定量或质性方法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12期第65-72页）

作    者：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刘凌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高教研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