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教育公平议题上，中产阶级子弟常被认为是与学校教育相契合的文化资本持有者，但其在进入精英大学后是否如鱼得水、事事顺遂，这背后的生存图式却是我们所忽视的。本研究通过民族志方法，对两所精英大学的16位中产阶级子弟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状况进行深入访谈和观察，编码得出三类不同中产阶级子弟的生存图式，即文化资本的“顺产儿”、假面的“文化贵族”、努力的“守位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到宏观对中产阶级子弟文化资本继承和断裂的原因、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校场域的迁移及背后的逻辑、中产阶级惯习与精英大学培养模式的契合性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产阶级;精英大学；文化资本；场域；惯习

巴特勒和萨维奇曾说：“社会的、科学的眼光历来不是去关注劳动阶层就是去关注富人和权贵，而始终漠视那些支离破碎的中产阶级”[1]。中国的中产阶层以相对富足的经济资本、优厚的社会资本和夯实的文化资本较于底层农工子弟，成为教育公平问题被批判的一端。而相较之下，“寒门贵子”则成为研究者们呈现阶级流动正向功能的最好佐证。但正如鲍尔所说，“不对中产阶级的教育经历给予足够的关注，阶级问题就得不到适当的澄清”[2]。因此，对于中产阶级子弟的教育，尤其对连接学业生涯和职业生涯的大学教育阶段的研究，将有利于进一步澄清阶层与教育之间存在的矛盾问题。

一、中产阶级子弟的素写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通常以五条标准区分:一是不同的特权;二是把专业、行政和管理人员划为所谓的“服务阶层”，而把非体力劳动者和小规模所有者等小资产阶级划为“中间阶层”;三是根据就业率、岗位安全系数和职业晋升前景所决定的市场环境;四是工作环境，特别是工作的自主性和监督程度;五是可以传给后代的固定资产或“资本”[3]。本文是以最后一条可传承的文化资本作为区分标准的。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解释特权合法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布尔迪厄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关系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融入学校教育之中。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容易与体制相合从而取得学业成功[4]。关于文化资本的继承，最好的佐证是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对中产阶级孩子童年生活的描述。中产阶级的儿童相比于工人阶级的儿童，生活在经济资本丰厚、文化资本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上学有父母的接送，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培训、保持着自信和优越感，与人能平等地交往对话[5]。

布尔迪厄在《区分》中，将这种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中产阶级称为“文化贵族”，他们在艺术欣赏、音乐品味、生活体验等方面与工人阶级呈现出鲜明的区分。这种趣味和审美配置是由教育再生产出来的一种历史产物。中产阶级子弟身上看似自如的东西其实是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家庭文化资本中生成。他们无意识中获得了知识储备、审美配置、协作精神、自信与优越感[6]。这些“惯习”意味着对一种专断的文化标准的内化，这种内化首先发生在家庭中，而后又在学校里得以强化。学校教育与其说创造象征资本，不如说将其置于更为精致的形式之中，并且它使个人获得了通向特定职业和社会圈子的通行证[7]。

我国的中产阶级子弟同样也呈现着“文化资本”的优势，相较于底层的寒门子弟，他们享受良好家庭氛围的渲染，高等知识分子的民主教育，拥有认知世界和实践社会参与的机会、优先且多样的学习途径、高雅趣味与审美的滋养。他们从小是班里的“优等生”，学生群里的“社交家”，“十项全能”的精英分子，轻松考入名牌大学的“幸运儿”。“文化资本”在他们的身上不仅以学历的象征方式呈现，而且也体现出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优越性和厚实度。因此，相对于底层阶级，文化再生产使得中产阶级子弟在基础教育中熠熠生辉。

然而，当进入精英大学后，我们仔细拨开这层笼罩在中产阶级子弟身上的霓裳，却发现中产阶级子弟并不像理想的那样顺畅和如鱼得水。他们顺应而生、举步维艰、寻游迷惘，状况不一，甚至有的辍学退出。文化资本在其进入大学后分流而至，并未完全地符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底层工农子弟在经过高考的独木桥后，冲破了文化资本的“金钟罩”，使其在精英大学中的角色扮演发生了重新洗牌。“寒门子弟”争取到了“资本”的多种形式，中产阶级子弟的“文化贵族”爵位却在维系和失守之间徘徊。

二、中产阶级子弟在精英大学中的图式呈现

社会学家认为，精英大学宛如中产阶层的堡垒，文化资本相契合的中上阶层学生入学后将事事顺遂。但是，中产阶级子弟在维持其教育优势的过程中是否轻松自如，其背后呈现的复杂的生存图式反而是我们更为关注的。因此，本文试图以16位精英大学的中产阶级子弟为研究对象，通过民族志的方法来探究中产阶级子弟在精英大学中的适应和生存问题，并寻找其背后文化资本的继承或断裂的原因之所在。

• 1.文化资本的“顺产儿”

中产阶级子弟在精英大学中最常呈现的图式便是文化资本的“顺产儿”，这也是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完美符应的成果。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父母对其家庭教养和知识教授、生活趣味的熏陶在早期便已赢在起跑线上。因此，文化资本带来的是他们对生活品质的高标准，对学习任务的高要求，对科研工作的热情探索，对社交活动的游刃有余。他们以消费心态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其目的是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增添专业知识之余的趣味，从而追求自如而高趣味的生活状态。所以外显的生存图式是高效、精准且力求完美，对于时间的管理和自己的未来目标清晰且诸事顺遂。因此，他们被冠以“大牛”“大神”“学霸”的称谓[8]，这一类拥有文化资本优势且在进入精英大学后依然如鱼得水的中产阶级子弟，被称为文化资本的“顺产儿”。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帮我报了钢琴班、击剑班、芭蕾舞班。周末会带我去看歌剧演出或者去博物馆、科技馆。假期全家会去国外旅游，父母常鼓励我帮他们办各种手续，我出国时的沟通还有一系列流程都可以轻松搞定。上大学期间，我是班长，还担任学生会主席，自己喜欢音乐所以创了一个爱乐社团。(选自C访谈1)

文化资本的“顺产儿”C同学通过他的学习经历向我们呈现出家庭资本对其教育的影响。包括通过智力和知识储备的早期投入，使其在学习成绩方面遥遥领先;课外艺术的培养，使其从小就具有高雅的“品味”和“审美配置”;对孩子的独立训练使其在协同沟通和个人规划方面都能游刃有余。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后，这类孩子将文化资本带来的益处发挥得更为精致。他们是学习的领先者，科研的明日之星，人际圈的社交家，各类活动的领导者。一切看似很有难度的事情，他们都能以完美的姿态完成且毫不费力。布尔迪厄对于拥有文化资本的“精英分子”给出这样的解释:出身于上流阶层的学生能够更轻松地通过期末考试，让人们信服他们的才能。如今，关于才能的定义更需要展示卡里斯马神功与英才勃发的品质[9]。因此，这种卡里斯马的天赋异禀使得他们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后，越发地凸显。似乎努力学习是不聪明的表现，而花极少的时间完美精准地完成工作才是绅士的表现。因此，他们身上带有优越感式的随意为之与底层寒门子弟的持之以恒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 2.假面的“文化贵族”

“文化贵族”是布尔迪厄用来形容拥有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者的称谓。但是，在精英大学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文化贵族”的特质，即优厚的家庭背景、高学历的父母受教育背景、书香门第的文化氛围、从小接受的课外辅导。这群孩子从应然层面理应如上述文化资本的“顺产儿”一样，在合法性的契合之中进行着顺理成章的文化再生产;实然层面却在入学不久发现自己不适应精英大学的教育培养，他们被同样进入精英大学的底层农工子弟冲散到了学业成就的底端。丰厚的文化资本并没有带给他们在学业上的如鱼得水、轻松自在，反而在学校教育中出现挂科、逃课，甚至辍学的反差现象。我们将这一类人群称为假面的“文化贵族”。“优势的文化资本”和“挂科、辍学”之间的强烈反差何以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文化贵族”的爵位和领地失守?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A学生的文化资本是丰厚而有优势的，有高学历的父母，又有知识涵养深厚的祖辈，在基础教育阶段也进行了艺术熏陶、课外辅导班训练。然而，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后，A学生却呈现出对所学专业的抵触，学业的失意、时间规划的紊乱，最终导致辍学的结局。

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住，父母都在国外。小时候父母给爷爷奶奶转钱，然后给我报各种班，钢琴、奥数，吉他是我自己学的。上初中的时候，妈妈才回国到高校任教。(选自A访谈1)

终于考上好大学，但我的专业是我爸选的，我并不喜欢。所以考上大学后，我花时间在音乐上，组乐队，弄厂牌，落了很多课。当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补不回来，最后只能辍学。(选自A访谈2)

在A学生身上体现出应然的“文化优势”与实然的“辍学”形成的强烈对比，从访谈的话语中折射出家庭亲疏性对文化资本传递的影响。儿童在学业早期与父母的分离，致使没有得到应有的家庭社会资本投资。父母与子女缺乏交流在进入大学前专业选取的分歧上得到体现，这也成为A荒废学业的原因之一。Coleman认为时间形同是教育投资，欠缺密集的亲子互动，中产阶级家长无法借此社会资本以移转自身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到下一代，致使其子女的学习表现也不尽如人意[10]。可见，一方面，即使父母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并为孩子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提供了帮助，但是由于亲子之间的沟通缺失，包括父母以自己意愿帮助子女选取好的专业，却最终导致其对学习兴趣的丧失。虽然表面上是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但实质是缺乏沟通的“地位型”家庭。另一方面，父母的文化资本只是在形式上外显的“象征资本”或者子女出生自带的光环，但未从实质上把父母的教养过程渗透到子女的日常惯习中。因此，即使父母是“学霸”，但在学习方面的时间规划、自主学习、坚韧吃苦、学会选择的能力，并没有通过日常滋养其子女的惯习，反而更多的是给予其自由的空间和消费性的享乐意识，从而造成“文化贵族”的假象。

• 3.努力的“守位者”

介于文化资本的“顺产儿”和假面的“文化贵族”之间，还有一类中产阶级子弟，他们既没有“顺产儿”天赋异禀的加持，也没有“假面者”在被揭开面具后的仓皇坠落。这一群人即使拥有文化资本，却依然在精英大学中像寒门子弟一样努力，或许正是通过努力表现出高贵的外表和智力强大的样子(尤其是在他们同类人面前)，他们不仅要表现出自信的举止和作为高贵的人最显见的特征，而且还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而这种感觉能够将他们引向极大的野心和最有声望的事业，无论是在他们生活中，还是在他们使命中[11]。因此，我们看到B在精英大学中的生存图式是努力的“守位者”。

我父母都是高校老师，他们曾经不仅在名牌大学就读，还在国外留学深造过。他们对于我来说是无法超越的高度。尽管他们只是希望我能生活的快乐，我自己却倍感压力。因此，即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很聪明，却要假装很轻而易举就拿到高分的样子。事实上，我要去付出多少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持“精英”的标签。我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做事更加认真，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段位。(选自B访谈2)

从访谈的话语中不难看出，B在“成为精英”过程中被赋予紧张与压力，苦行配置使得他们为其自身标签的稳固提供了保证。布尔迪厄也曾说，对于“认真”，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优胜者他们往往比其他阶层出身的学生更经常地赋予自己顽强的品行，此时他们清楚地表现了自己学业实践的客观真实性—处于这样一个勤奋而紧张的状态中，他们不得不持续不断地付出努力，才能够维持自己在学业体系中的位置，牢牢钩住，以免掉队[12]。萨利·鲍尔在《教育与中产阶级》中同样提到这一类努力的“守位人”，他们常常比底层劳工阶层子弟付出更多。因为他们承载的压力并不是怕失败，而是怕没有更成功[13]。因此，这一类中产阶级子弟并非在精英大学如鱼得水，只是在日常呈现的“前台”外显出游刃有余的生存姿态，但实际生存的“后台”是压力、期望、努力、挣扎中维持不掉队的艰难守位。

三、文化资本、场域、惯习理论下的再反思

• 1.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与断裂

从中产阶级子弟在精英大学的生存图式中，看到的是同样拥有文化资本的“精英分子”在进入大学之后不同的生活轨迹。有人继承了家庭文化资本，做到了与学校教育的完美契合，从而生活、科研、学习、社交如鱼得水;有人在进入大学后，家庭的文化资本便被阻隔在象牙塔外，一切外显的招式都不起作用，因而举步维艰。为什么优势的文化资本会产生继承和断裂的不同效应?

事实上，布尔迪厄看到了文化资本的占有者的文化优势，却没有考虑到文化资本在传递过程中的联结性。这种联结性是文化资本符应过程中的桥梁。如同A即使拥有高学历的父母，父母各自忙碌自己的事业，对于子女的生活干涉较少。因此，亲子之间的联结性较弱导致文化资本的流动出现断层，父母的高才学识并没有给予其子女直接的熏陶，相反，由于亲子的沟通有限，导致父母在子女的选择上的主观臆断和参与性的减少。科尔曼针对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文化资本使亲子之间如同封闭性网络，它对子女学习的影响取决于家长对教育孩童的责任认知，此种责任左右他们与子女的互动时间。欠缺密集的亲子互动，家庭内的网络结构便会出现断裂而达不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中产阶级家长无法将文化资本转移到下一代，因此，家长的时间投入是影响子女教育成就的主因，而非社会阶级[14]。

因此，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我们看到真正的文化资本的符应是建立在协作培养的基础上的。外显既有的文化资本是父辈的“财富”，他们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从而为儿童争取到了其中产阶级的“爵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子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坐享其成，当文化资本以象征形式客体化时，也就失去了流动传递的功能。要将它传递给下一代，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构建亲密关系。因此，“精英家长”通过沟通和交流，参与孩子的成长，并将自己的学识、处世哲学、审美配置、生活体验传递给子女的过程，才会间接地在其身上看到文化资本符应的效果。

• 2.步入象牙塔前后不同“场域”的迁移

中产阶级子弟在进入大学之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但进入大学之后，却出现了不能适应大学生活的“迷惘者”，或者是努力捍卫文化资本的“守位者”。这与布尔迪厄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会帮助其在学校中取得成功理论相冲突。

伯恩斯坦用分类和架构来对教育知识进行编码。其中，分类包括(结构关系):教育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状况、机构/部门之间的区隔程度、学科/课程或内容本身的分化程度。架构包括(互动实践):社会控制的状况、知识授受情境的形式、教师与学生特定的教学关系、可选择的教学法范围、教学内容边界控制的程度[15]。进入象牙塔之前的基础教育相对而言是强分类、强架构型，它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清晰的学科划分、系统的教学管理、成绩取向的评价体系，同时知识结构分类清晰，教师和学生之间互动密切频繁，更有班主任的监管指导。中产阶级子弟在文化资本的培养下，通过家庭教育、课外补习及学校教育的协同作用已经深谙其考试之道。因此，他们在单纯的应试教育取向的场域中早早地拿到了“入场券”，并通过一次次优异的成绩来实现场域空间内的趋中心化移动。

但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必须将某一场域空间内部的移动与场域之间的移动区分开来，前者是与构成竞争的特殊利害关系的资本类别的累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种竞争能够确定已有资本的特性;后者是与资本类别的转换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由某一特定类别转换为能够在另外一个场域流通的另一种资本类别[16]。因此，当中产阶级子弟从基础教育的单向场域迁移到高等教育的场域中时，其资本类别发生了变化。单纯地掌握学科知识并获得优异成绩，已不能完全作为大学场域的“资本”衡量标准。这里是一个弱分类、弱架构的教育体系。知识之间的交叉融合式学习和科研创新成为考量因素。师生互动实践相较于基础教育阶段减弱，更要求个人自主地规划和安排学习任务。精英大学致力于培养专才和博才兼并的精英分子，天赋异禀与自我努力相结合的人才。场域中的入场券从“成绩”变为“能力”，不仅是学习的能力，还包括研究能力、自主能力、社交能力、管理能力为一体的多元化人才。因此，场域之间的迁移，是资本类别的转换。拥有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子弟是否能将既有的文化资本优势转换为进入大学后的能力资本，是其在精英大学场域内部空间移动的关键。

• 3.中产阶级子弟的“惯习”与精英大学教育的契合度

我们需要反思，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与中产阶级下滑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的家庭教养的惯习与精英大学教育之间契合度的问题。“惯习”是布尔迪厄提出用来解释深刻存在与性情倾向系统中，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17]。布尔迪厄在《区分》中，呈现出中产阶级在家庭生活中的惯习。他们拥有良好的文化意愿，从容、自由、高雅的趣味;通过消费产品的性质和消费方式来把握有教养的配置和文化才能;通过享受生活和拓宽自己的趣味和审美领域而达到对文化资本的提升[18]。因此，中产阶级的子弟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无意识的自信心、自由而民主的生活哲学，独立而从容的处世态度，享受生活与多重选择的人生路径。

但精英的本意就是极少数人，精英的产生正是以对多数人的严苛淘汰为前提的。其中精英大学的评价体系是考评权力的科学与细密与表现技艺的理性与灵活的相结合。因此，当中产阶级子弟进入大学后，生活惯习的从容自如被课程数量的膨胀、知识的庞杂、时间的紧张打破。精英大学并没有成为脱离高考后的“享乐场”，反而忙碌与竞争使其与“闲暇”相去甚远[19]。在高考的大军中，希冀通过努力学习实现文化流动的寒门子弟更深谙考试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的恒毅力使其在考评中依然名列前茅，而一部分的中产阶级子弟却不愿再次被考试规训而选择逃离。他们的逃离是因为其自由的家庭教育模式与严格的考评制度之间的冲突，是其从容自信形象与刻苦追赶不相符形象的冲突，是自由和享乐的惯习与严格的课程编排的冲突，也是相比于寒门子弟的单一路径与其多样化的人生道路选择的差异。因此，中产阶级本身所携带的自由与自如的趣味和生活态度在进入大学后被压抑，便会出现对规训的突围和反抗。

四、结语

总的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子弟在精英大学的生存图式并不是单一地顺流而上，如鱼得水，在激烈的精英大学场域他们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形态，既有文化再生产的成功范例，也有在寻游过程中迷惘的坠落者，还有努力维持标签的守位者，因此，其教育和生活的经历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再生产。透过中国中产阶级子弟在精英大学生存的“前台”和“后台”，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我们看到文化资本继承和断裂背后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转化问题。从中观层面，呈现出基础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学校场域背后资本和逻辑转换的不同之处。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层面而言，我们需要反思当前的中国中产阶级滋养的惯习是否适合精英大学的培养模式、评价体系以及在未来职业发展中的需求。毕竟中产阶级作为中国逐渐壮大的群体，其成功或失败的案例背后都折射着中国发展中所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作者刘祎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