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孩子，似乎总是特别苦。

不知多少年前开始 ，学前班就呈现爆发式增长。一个3岁的孩子，日程早已被英语课、智力开发班等排得满满当当。

教育产品的多样化，似乎让孩子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然而，他们变得更好了吗？

同样的疑问，早在几个世纪前，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就已发出相似的探讨。

在他看来，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往往是“灌输式”，“教条”的，而非一种理性教育。

这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教育情况，无不类同——今天的教育，只关心让孩子们的头脑里装满知识，却不再关注理性的判断力和品德教养的重要性。

长期缺乏这样的教育，会使整个社会都处于「非理性」的状况，所以你很容易见到以下情况的出现： 

一个杯子，一夜间被炒到几千块，人们为它大打出手。商家为了招揽顾客，雇人到店里来排队，制造出“网红店“的假象。在各类“养生产品”广告中出现的“专家”，竟是演员。 

处于这样的教育形态下，人将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失去批判思考能力，就像一群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猎物。

01.身在“轻信”的时代

2012年8月，英国《卫报》有一则报道：

上海有一个叫做“赢在右脑”的暑期培训班，收费10万元。这个暑期班声称，只要接受了他们给孩子的右脑训练，孩子就能在20秒内读一本书，而读书的方式，甚至都不需要真正用眼睛和手去翻看。

他们可以只看书的封面，或只听翻书的声音、嗅书的味道、用手摸，甚至用额头感知，就能认出扑克牌或者识别文字。尽管10万元的收费非常高昂，但还是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家长。

这些家长大多是企业家、律师、工程师等等，可以说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人”。至于培训的结果呢，报道说：“后来家长发现，孩子受训后并没有获得什么特别的技能，只是学会了一些作弊的手段。”

上个世纪20到60年代初的苏联，有这样一个例子，当时的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用来对抗西方“基因理论”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我们知道，要培育能耐寒的小麦，就得找那种有耐寒基因的小麦做种子，但李森科否定遗传基因的学术，而夸大环境决定论。

例如，他提出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加速种子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他推广这个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而主要靠浮夸的说辞和弄虚作假。

正是李森科这套理论大行其道，让苏联的生物学比西方落后了几十年。

“非理性科学”，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却是前苏联许多人思维心态的一个缩影。

法国历史文化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生物学这样的非理性科学，能在苏联存在是有特别原因的——

“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

他引用一位苏联哲学家的话说，“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问你到底是什么。……这样，凭着一个如此的制度，当想法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看出，“轻信”并不一定等同于愚蠢呆笨、文化程度低。相反，往往是太有想象力而没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才是最容易轻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像是“亩产超万斤”、“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这种话——会轻信这种话的人，一定不是老实巴交在农田和工厂里埋头干活的农夫、工人，而是一些成天想入非非的政客和知识人士。

这样看起来，让那些轻信的人上钩，似乎十分容易：只要按照各类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们喜欢的诱饵，便都能收到“请君入瓮”的效果。不过，这种“轻信”的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不是偶尔上当受骗，而是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被骗。这说明社会中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

集体的轻信现象，是许多人都共同拥有一些、特别容易被欺骗者和蛊惑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势、道德偏差、心智弱点。这些认知和心理因素，就是我们长期缺乏理性教育的结果。

02.不必神化权威

今天，我们在说起“哲学家”的时候，不单单指那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而且也泛指各路精英、知识分子或理论权威。哲学家们智力超强，善于思考，也善于理性分析。

蒙田虽然也很聪明，并且善于理性分析，但是，他并不把自己当作是哲学家，也不那么高看哲学。他认为，人们对“学者”有一种夸大了的、不切实际的敬畏。那些迷信学者的人，宁愿把时间花在那些读起来似懂非懂的著作上，也不愿意研究一下自己。

蒙田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以为的更加丰富有趣。如果你能过上一种“追求智慧但又离愚蠢不远”的普通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在《随笔集》开卷处，他就写道：“我的书没有别的素材，我写的就是我自己。”

今天，我们许多家长也老觉得不能让孩子输在知识的起跑线上，拼命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跟今天一样，和蒙田同时代的很多人，也都十分推崇智力和智慧，认为孩子头脑里的知识塞得越多越好。

相比之下，蒙田对智力教育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讨厌学究式和灌输式教育，认为那不过是为了满足父母的虚荣而已。他一再强调人的智力有限，主张“学以致用”，并认为一个聪明的人一定会用自己生活需要的标准，来衡量知识有没有用、值不值得学习。

蒙田自己就很坦承，他说：“要是书太难懂，我就把它搁到一边，而不是绞尽脑汁，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如果我不喜欢读一本书，那我换一本就是了。” 比如柏拉图的书，对他来说就过于沉闷了，所以他宁愿找一本更有趣的书来读。

03.教条，是对儿童最大的危害

蒙田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怀疑主义者」，他最不信任的就是教条，尤其是思想教条。

教条总是自以为是，把自己说成是绝对的真理。蒙田认为，世界上的许多问题，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绝对的答案。对于“教条”，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也应该理智地去辨析质疑。如果一个人不去质疑，只是一味地盲目顺从，他就会变成连什么是幸福都不知道的可怜虫，更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所以，他特别强调对儿童的教育：从小就要培养他们自己的“判断力”。

蒙田对当时的教育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特别是教学方法。他说：

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尽管学生和先生都饱学诗书，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

在有学问之前，有一种大字不识的无知；在有了学问之后，还会有一种满腹经纶的无知。

比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想当然地说，男人的牙齿比女人多，这就是满腹经纶的无知。在16世纪的学校里，一群庸才教师，把伊拉斯谟的那种知识渊博、视野宽广的人文主义教育，硬生生地变成了毫无生气、东施效颦式的教条和机械操作。

比如，当时的学校要求学生写作必须按照固定的程式来进行，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札记本”（common placebook），用来随时记下警句格言、名章摘句、精华观点，以备写作的不时之需。

这种写作没有自己的想法，通篇都是繁复的引用，装腔作势，假装自己博闻广记，学富五车，谙熟古人智慧。这种“札记本”式的教育方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也不陌生。

蒙田认为，灌输式的教育是一种“学究”教育，但学习古典不是为了让学生变成一个古板的学究，而是要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人。

他说：

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再没有其他的用处。“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

蒙田向人们警告说，人们可以用修辞手法来说谎，因此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危害，“用三段论繁琐的诡辩伎俩来折磨我们的孩子，……如果那些愚蠢的诡辩，那些‘晦涩难懂、难以捉摸的诡辩’，要是让孩子相信一个谎言，那是危险的。”

04.社会，需要怀疑主义

在《随笔集》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蒙田对那种自以为是的哲学和理论的嘲讽，他用生动有趣的文字提醒读者，人们的所作所为经常是愚蠢的，不像他们自以为是的那么高明。人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傻瓜。用蒙田的话来说，“哪怕你是坐在世界上最高大的帝王宝座上，你也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是一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都保持一种冷峻的、审视的眼光。

在蒙田写作的时候，文艺复兴时代已经进入尾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大多赞同古代哲学家对人类理性的观点，那就是：理性是人类独有的、近乎神力的力量，理性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伟大，让人可以主宰世界。

这种对“理性”的理解让蒙田很怀疑。

他曾经跟许多学者和哲学家打过交道，结果发现，跟这些学者和哲学家相比，乡下的农妇反而过着一种更平和宁静、有人情味的生活。蒙田不是说理性不重要，只是他认为，如果太过崇尚理性，人就会变得非常傲慢，意识不到自己思考能力的局限——而这，也正是大部分学者与哲学家的通病。

他写道：

人有智慧的部分，也有疯狂的部分，人既不完美，也不全能；“人定胜天”根本就是一句疯话。

他认为人总是生活在力不从心的状态中，就算心气再高，也只是一副臭皮囊，都会衰弱、生病、变老，最后死掉。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讨论蒙田的怀疑主义时说：“怀疑主义是坏时代的好哲学。在十六世纪晚期的宗教战争期间，‘怀疑主义’对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

在蒙田的随笔里可以看到，他对前人的想法非常有兴趣，也很熟悉，但他并没有全盘接收，而是以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为基础，把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与前人进行对比。

在《随笔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蒙田从古代怀疑主义者那里找到了一种能帮他实现日常生活解放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不为日常琐事所羁绊，也摆脱日常习俗和陈规的束缚。对什么都既不偏听偏信，也不贸然否定。凡事都用自己的大脑来想一想，这是一种晚期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古典怀疑主义”（classical skepticism）。

蒙田推崇的这种的古典怀疑主义不设任何教条，或规定什么不存在，什么不可知。蒙田的怀疑主义，是把人自己变成一个活人，而不是一块石头。要人学会用理智，思考他自己的生和死。所以他说，需要教育儿童，首先就是“教他认识自己，教他如何死得其所，并活得有价值”开始。

500年前，蒙田就已经在强调怀疑精神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怀疑精神无疑变得更加重要了。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他们批判思维的能力。

长期缺乏理性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得没有批判思考能力，就像一群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猎物。没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很难称得上是合格的现代公民。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

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

我们不能改变人性，所以“轻信”的现象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但我们至少可以用怀疑精神和理性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分辨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我们又该如何思考。

*本文内容整理自徐贲在看理想App节目《自由的黎明：文艺复兴经典》之《蒙田<随笔集>》，有删减编辑。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作者 徐贲。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