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看见热闹，往往躲得远远的。可有些时候，你不看热闹，热闹却非要找上你，这个时候，我就认为，与这热闹有缘，不可不热心一下了，比如这次因童话大王郑渊杰怒怼曹文轩所引发的热闹，我本来是不关心的，可因为酷爱读书的凌宗伟老师在朋友圈分享了这篇码字民工写的《郑渊洁其实怼错了：曹文轩赚大钱的原因揭秘！》（刊“骚客文艺”2019.5.6），故不可不瞧上一瞧了。

文章开头便说，“4月19日，童话大王郑渊洁怒怼‘著名儿童文学大师’曹文轩，称大师打着讲课的幌子，和书店、学校勾结，向学生兜售童书。对这种涉嫌违规违法的不要脸行为，大王誓与之划清界限……大王遂主动退赛，告别了中国作家榜。但大王的告别宣言有个前提，中国作家榜要区分‘进校卖书作家’和‘非进校卖书作家’，否则不跟你们玩儿”。

码字民工则认为，“这事儿大王没看透。中国作家不应该这么分类”，“而要区分的是‘教材作家’和‘非教材作家’”。他的根据是在某电商平台，按评论数降序排列，“大王的童话作品评价数却不到1万”，而“大师的作品（《草房子》），评论数稳定地保持在35万+”，“35万人评论，说明至少35万人买书”。

作者进一步调查发现，“35万+是个神奇的数字。这是个分水岭，没达到这个数字的，不是算大师”。而能达到大师级别评论量的，分别是《猎人笔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人传》《湘行散记》《白洋淀纪事》，全都是35+，其作者分别是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罗曼·罗兰、沈从文、孙犁。

此六部作品，内容各异，作者分属中国人、俄国人、苏联人、法国人，可为何他们的作品在此电商平台的评论数竟然全都是齐刷刷的35+呢？

作者更进一步调查，发现上述六部作品，全都入选人教版语文教材，而其中曹文轩不但是作家，还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小学部分的主编之一。作者最后得出结论：

“大师身兼教材的主编，把自己的作品写入教材，一旦成为‘教材作家’，狗爪子绑个笔都能成大师，这就是我们的判断。”

一

看完这场热闹，脑子中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在作家（限本国）、作品、语文课本与校园之间，可得出如下四种排列组合：

1. 作品进课本，人也进课堂的作家，如曹文轩等；

2. 作品进课本，人不进课堂的作品，如李白、杜甫等；

3. 作品没进课本，人进了课堂的作家，有许多，不列举；

4. 作品没进课本，人也没进课堂的作家，如周作人等。

上述四种情况中，第一种最好，作家、作品与学生来个亲密的接触；

第二种次之，第三种又次之，最不济者当属第四种。

处于第一种情况者，电商平台当有35+左右的评论量，其作品的销量一定十分可观。

第二种情况，虽人不进课堂，但作品为学生们所熟悉，对作品之销售影响应该也不是太大。

第三种情况，因为作品没能进入课本，所以覆盖面十分有限，但如果人足够勤快的话，多跑几所学校，对作品的销售就也是有好处的。

最惨的当属第四种，人和作品都与中小学生无缘。从以往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国人群的阅读状况，最能读书者当属中小学生，一旦参加工作，步入社会，除了专业用书与纯粹消遣的书外，许多人就根本不看书了，如此说来，处于第四种情况的作家与作品，岂非极为“悲惨”？他们的作品，许多人恐怕终身无缘以知了，更遑论去买来阅读。

行文至此，猛然想起一件事来，前年，朋友之子对我说，正是语文课，扼杀了他阅读严肃作品的兴趣（《郁土：“语文课扼杀了我阅读严肃作品的兴趣”》点击可看），此文在微信推出后不久，多有转载，于是《新读写》杂志专门组织了师生进行专题讨论。从讨论中可知，大多数人对目前呈碎片化的语文课本颇多微辞，而美、加诸国，则是在进行整本书阅读；而在课堂之上，教师对课本所进行的过度解析，也是导致学生不喜欢语文课的重要原因。

此次讨论也引起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李又顺先生的关注，出于对语文教育的关心，他说服我组织老师、学生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编写了《喜欢阅读不喜欢语文》一书（真话︱《喜欢阅读，不喜欢语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点击可看）。今天我突然想到，学生们不喜欢语文课的诸多原因中，除了碎片化阅读、过度解析外，是否还存在着选文不当这一因素？

二

老实说，我是强烈主张整本书阅读的，即提供给老师们一个经典读物的选择范畴，在此范畴之内，由老师们自行选择，一个学期，和学生们共读两到三本文学作品，如此以来，初、高中六年下来，每名学生当可深入阅读二十四本文学名著。如此的整本书阅读，对于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及欣赏能力，岂不比目前的学习碎片化的语文课本收获更大吗？

然这在目前还只能是个理想。那么，在一时无法改变碎片化语文课本的前提下，什么作家与作品能够进语文课本，什么作家与作品不能够进语文课本，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了。叶开先生有感于此，就编了本《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收录了许多语文课本中没有收入的作家与作品，包括周作人、龙应台、刘瑜、柴静、李承鹏、朱大可、轩辕孤坟、潘向黎等人。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标准，“最好”也有问题，且此书也只是对现行语文教材的补充，算不得正式的语文课本的。

而什么作家的作品能进语文课本，什么作家的作品不能进语文课本，肯定都是有标准的。因鄙人不了解教材编写事，不知当前教材编写的取舍标准。但读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她曾兼任台湾编译馆教科书组主任。

“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的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

她顶住各方压力，最终完成了新教科书的编写。“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齐邦媛《巨流河》第八章）。

三

让我们将目光集中到第四种情况上，即“作品没进课本，人也没进课堂的作家”。以现行的上海版初、高中语文课本为例。本地作家中，便有秦文君、赵丽宏、陈丹燕、余秋雨、简平的文章入选。

然同为上海作家，其作品在全球华人中曾产生广泛影响，并影响了台湾一代作家如白先勇等人的张爱玲（１９２０～１９９５）的作品，却一篇也未入选，我不知道是何原因。

再来说木心先生（１９２７～２０１１）。好多年前，当许多人还根本不知道世上竟然有这样木心这样一个奇人时，陈村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他的《上海赋》敲入电脑，放到网上供大家欣赏， 并坦诚自己在读到木心的作品《上海赋》时，

“如遭雷击”：“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他说：“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徐颖《陈村称木心为“中文写作的标高”》，刊《新闻晨报》）。

而陈丹青也认为，“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写作者。”（同前）

我至今犹清楚地记得，一口气读完《上海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之种种风情，栩栩如生地矗立在我面前。后来当木心先生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出版时，我马上买了两本，一册赠友，一册自己阅读，还推荐许多人去读。我敢断言，《上海赋》可以不朽矣。然就是这样一篇佳作，却无由进入上海的语文课本，让学生们失去一次了解老上海的机会，岂不可惜。

另外一位便是黄裳先生（１９１９～２０１２）。他的文章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年轻时，知堂的文章每发表一篇，他便剪贴一篇。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收监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他去收集。公事毕，他拿出纸笔，请知堂老人为他题字。你能否想象一下，一位记者，请一名犯人来给他题字，这是怎样的一种热爱啊！黄裳先生的文章，得到有香港文化半壁江山之称的董桥的认可。然他的文字，也无缘进入语文教材。

放眼全国。现代散文的两座高峰，一位鲁迅，一位其弟弟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周作人因为后来做了汉奸，所以其作品一直未能入选各种版本的语文课本，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其作品的好处我不多言，还是让张中行、鲁迅与胡适先生出来说话吧。

曾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而风靡读书界的张中行（１９０９～２００６）先生，在《周作人文选·序》中这样写道：

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在第一位……我多年杂览，喜欢翻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看作介绍古典作品的宝库；翻检周氏著作则进一步，总是把它看作介绍多方面知识的宝库。

这座知识的宝库，你不走进去，又怎么能识宝与淘宝呢？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第七章《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中这样写道：

但鲁迅最后一次公开谈到周作人，却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公正而客观地肯定了周作人对于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当著名的斯诺夫人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问他：“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出的名单中居第一位的就是周作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

……

周建人后来又回忆，鲁迅在病危热度很高的时候，还在看周作人的著作。

陈之藩先生在《剑河倒影》之《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中这样写道：

在这些白话文学家里，我们也是谈不来。胡（适）先生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

我如果说：“不要打呀，苍蝇正在搓搓手搓搓脚呢。”他似乎就想起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忆的茫然的眼光里，我看出胡先生对朋友那份痴与爱。

“七七事变”离开北平后，他劝周作人：

藏晖先生昨夜做一梦，

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这是胡先生劝周作人南下的一首名诗。及胜利后，胡先生为他辩护，为他洗刷。给法院的证词中，比较了北大的藏书，比较北大建筑的今昔。把周作人说得不仅不是汉奸，而且是个功臣。周作人坐监时，他去探监。我并未问过胡先生，但在话里，他似乎对周作人现在的情况依然很清楚。

当我听完他每次说周作人以后，即想起：“你们之中谁觉得自己无罪，可以出来打死他！”

除非是个圣人，不会有胡先生那种慈悲、那种热爱、那种原谅、那种同情。

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教材编写者，就仍然缺乏胡适先生那种“慈悲、热爱、原谅、同情”，不肯让周作人的作品走进课本，虽然他有鲁迅、胡适、张中行先生的大力推荐。

此外，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先生（１８９１～１９６２）的文章，也未能进入语文课本。正在翻看台湾散文大家王鼎均先生指导中学生写议论文的《讲理》，他在其中就专门全文引用了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论》，以为它“比较雄辩、举例密集”。假如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也能把此文选入课本，对中学生的议论文写作，岂不是个很大的帮助吗？

除此以外，我们选了舒婷的诗，却不肯选同为朦胧派诗人之代表的顾城（１９５６～１９９３）与北岛（１９４９～  ）的诗进课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些触动灵魂、掷地有声的诗句，注定只能与学生们无缘相会了！

小说方面，王小波（１９５２～１９９７）、白先勇（１９３７～  ）的都无由入选。至于齐邦媛、王鼎均的散文，也不能入选，不知何故。

四

并且，一个有趣的现象，高中生要写作议论文，至于议论文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语文课本，无论是人教社的，还是上海版的（其他省市版本没有看到），所提供的范文很少，不知是何缘故。比如龙应台、柏杨、李敖的当代杂文作家，还是被周作人称为中国古代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三盏思想界的明灯王充、李贽与俞正燮的文字，都未能进入语文课本，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假如语文课本中多有这样的“猪”跑跑，对学生们练习写作议论文，肯定好处多多。

现在，人教版部编教材已经开始在全国推行了。我上网浏览了一下目录，新增了不少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对于拓展学生们的知识面，应该是件好事。然上述作家的作品，就依然难觅踪影。并且，在高中课本中，议论文的入选比例就依然不高。

教与学都离不开课本，而任何课本，包括那自称“最好”的，都会有其局限性。正因如此，惟愿一线的老师们，能够不局限于课本，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将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尽可能多介绍给学生们；惟愿中学生们，能够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多多阅读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之作品，而不受课本之局限。

而事实上，正有许多优秀的老师，为此而埋头苦干，据我所知的，西安交大苏州附中的陈兴才老师，带领学生们于每周五晚开展“夜读小组”活动。

复旦附中的王召强老师，致力于整本书的阅读，他向学生们推荐沈从文的《边城》，余华的《活着》，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杰罗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十二本文学作品。

而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校区的成龙老师，则年复一年地向学生们推荐哲学、历史、心理学、逻辑学等方面的书籍，如罗伯特·所罗门、凯恩特·希金斯合著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伯纳·派顿的《身边的逻辑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钱穆的《中国思想史》，周非的《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刘再复的《思想者十八讲》等。

我想，这样的热爱读书与思考，并能带动学生一起埋头苦读的语文老师，一定还有不少。他们的努力，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语文教材之局限，令无缘进入教材的作家与作品与学生们见面，从而将学生们引向无比广阔之人类精神之天空！

向他们致敬！

二O一九年五月八日上午

补：文成，请凌宗伟老师过目，他提出两点意见：一、作品能否进教材，并不能代表一个作家水平的高低。二、作为教师与家长，应该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广泛的阅读样本，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判断。

二O一九年五月九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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