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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 田园  6月27日

近日，贵州毕节“孤儿院幼儿疑遭性侵”事件引发热议。今日上午，贵州省公安厅公布，已初步查明网上传播的“毕节、凯里有未成年儿童被性侵”照片，均为发帖人赵某某从网上收集，信息系其编造，目前赵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整个事件虽已暂时告一段落，但依然牵动人心，农村留守儿童、孤儿等弱势群体亟需被关注、被重视。

回顾往年发生的案件，2012年毕节5名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案、2015年宁夏一村庄12名幼女被性侵案、2018年湖南沅江12岁小学生弑母案……每一次发生在留守儿童、孤儿身上的惨痛事件，都如浪潮击打着人们的内心。当海浪冲到海面时，人们为之愤怒呐喊，可当浪潮褪去，情绪宣泄过后，面对问题总是要难的多。

据2013年妇联调查统计，我国有6102.55万留守儿童，接近英国的全国人口。他们被称为是“父母双全的孤儿”。据民政部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孤儿34.3万人，他们是真正的孤儿。

他们有些已经长大，有些正在长大，但问题却一直存在着，涌动着，直到爆发。

留守儿童被社会广泛关注

我国留守儿童群体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从1984年开始，政策的松动让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进入城镇。但由于户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只好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

我国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提出，由于各种社会事件频发，留守儿童这一群体被大众熟知和关注。

作为留守儿童的“重灾区”，仅贵州毕节，就曾发生过多起不幸。2012年3月，86名学生营养餐中毒；2012年11月，5名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2013年12月，交通事故致5名孩子死亡；2014年4月，毕节教师强奸案，至少12名儿童受害。

直到2015年6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启刚等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致死。死时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元，其中低保金786元。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孩子的死亡并非因为经济层面的穷困，而是长期与父母的疏离导致的心理问题。

因此，“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又被称为“父母双全的孤儿”。这种表述不仅是对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情感及心理状态的描述。可以说，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贫困程度比物质贫困更为严重。

从数量来看，留守儿童的总数也十分庞大。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达205.7万。 

除了农村留守儿童，我国孤儿的现状也值得关注。据民政部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孤儿34.3万人。

留守儿童已是全社会之痛 

2017年7月，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对2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14868多份针对留守儿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完全留守儿童中，一年与父母见面次数在1-2次的占42.3%，另有13.6%的孩子一年与父母没有见面。见面次数超过9次的，城镇地区达到47.1%，农村则为19.3%。

在学校里，67.8%的留守儿童因学习成绩明显退步而受影响。而在个人因素中，数据反映出，留守儿童受影响最大的是被他人欺凌，有45.8%的孩子选择了这项，占比最高。

“父母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更善于将真我的一面掩藏。”在2018年进一步的调查中，北师大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亦菲表示，孩子怨恨的不是父母的离家，而是内心的忽视。

即使是年终的相聚，也常常显得短暂而粗糙，补偿性质的礼物已无法弥合心灵的距离。这种监护的缺位和心灵的空白，有可能促使儿童的逆反期提前来临，也有可能让部分孩子将情绪隐藏起来，压抑自我，这可能会留下隐患。 

除此之外，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50％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2011年发生的“甘肃校车特大事故”，死亡的20个孩子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仅2013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共有15个留守儿童意外溺亡。

意外伤害之外，留守儿童面临的另一危险是“被性侵”。

据不完全统计，2013-2014年间，媒体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达192起，其中留守女童受侵害案件占55.2％。在2018年4月，媒体盘点了中国十大留守儿童被性侵的事件，这十个案例中，被侵犯女童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

2015年相关媒体报道显示，宁夏一村庄12名幼女被性侵，其中有11人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已是全社会之痛，而这种不健康的成长环境便直接影响了留守儿童的成长轨迹。 

湖南女作家阮梅曾历时近两年，深入看守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等地，接触了900多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走近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90%以上是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的孩子。” 

同时，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的新来源。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曾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他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作为进城务工大潮的暗流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隐痛，留守问题亟待解决。 

政府帮扶、疏解责无旁贷

留守儿童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政府予以“兜底”的问题。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文件，提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总体思路，并第一次明确了责任部门。

《意见》提出：

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 

县级人民政府要完善控辍保学部门协调机制，督促监护人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教育行政部门要落实免费义务教育和教育资助政策，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并会同公安机关做好法治宣传和安全教育，帮助儿童增强防范不法侵害的意识、掌握预防意外伤害的安全常识。 

中小学校要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情况实施全程管理，利用电话、家访、家长会等方式加强与家长、受委托监护人的沟通交流。 

政策虽然早已发布，但距离建成完善的留守儿童保护机制仍然较远。直接表象就是，目前父母无法留在留守儿童身边，留守儿童也无法跟父母在城市中生活。

此前，《探索与争鸣杂志》曾分析，基于成人社会的需要，农村发展要大力开拓“劳务经济”，城市社会则实行“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制度安排。而政府试图通过安排留守儿童父母返乡就业创业或为加强留守儿童监管而返乡的解决问题的措施，这在大方向上是与市场规律下自发自主的城市化潮流背道而驰的。

文中建议，应依据儿童权利视角，有问题的其实是生产大量留守儿童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留守儿童本身有问题。解决产生留守儿童的社会结构问题，需要实现城乡协同、权利平等。

具体来看，政府应先从构建制度和完善政策角度入手，一是“常住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覆盖到常住人口；二是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在人口流出地（特别是农村），要增加对于农村儿童（特别是针对留守儿童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对于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产生的公共服务需求，特别是教育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该在中央财政中有配套的支出。三是“多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给予农民工足够的支持让他们能都携带子女进城读书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