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们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只增不减，而且这一趋势正扩大到英国。英国《金融时报》马斯特斯认为，亿万富翁开始回馈社会固然是个好消息，但随着巨额支票而来的也有巨大的风险和艰难的抉择。捐赠的资金大多集中在已经得到了良好的资助且服务于精英的大学。这种捐赠经常会加剧而非缓解不平等的情况。

回想我进入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时候，我碰到的比较古怪的毕业条件之一是参加一项强制性的游泳测试。我们被告知，这个要求是埃莉诺•怀德纳(Eleanor Widener)的一项遗愿。她捐资兴建了哈佛的主图书馆以纪念她的儿子，她的儿子1907年毕业于哈佛，在泰坦尼克号上溺水身亡。

这个故事后来被证明是杜撰的，但我们都信了。我们的生活由这些逝世的捐赠者亲手打造。我们用来睡觉和吃饭的这些大楼是为了实现爱德华•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想要在美国复制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梦想而建造的。我们在科学中心上课，而这栋楼是由宝丽来(Polaroid)相机发明者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资助的，该楼的外形与他的发明很像。甚至于，我们毕业时要求游50码所用的泳池都是以捐赠者约翰•布洛杰特(John Blodgett)的名字命名的。

自那以后，富豪们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力只增不减，而且这一趋势正扩大到英国。上周，黑石集团(Blackstone)的老板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向牛津大学捐赠了1.5亿英镑，此前不久，量化投资人戴维•哈丁(David Harding)向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捐赠了1亿英镑。

考虑到近年来我们社会的顶层聚集了多少财富，一些亿万富翁开始回馈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苏世民捐赠的数额创下了牛津大学现代史上的最高捐赠纪录，但它甚至没有进入《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汇编的全球捐赠排行榜的前50名，与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 2018年捐赠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18亿美元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这甚至不是苏世民数额最大的一次捐赠：去年，他向麻省理工学院(MIT)捐赠了3.5亿美元。

在这方面，这位私人股本巨头是在追随“强盗贵族”的脚步。后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捐赠帮助改造了众多高等教育机构，范围大到覆盖芝加哥大学和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许多研究型大学如今之所以伟大，要归功于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卡内基家族(Carnegies)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过去的慷慨。

但随着巨额支票而来的也有巨大的风险和艰难的抉择。校友的忠诚度和希望影响学校事务的愿望意味着，捐赠的资金大多集中在已经得到了良好的资助且服务于精英的大学。这种捐赠经常会加剧而非缓解不平等的情况。商学院总是比师范学院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且，哈佛大学共得到390亿美元的资助，是美国得到资助最多的传统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所得资金的60倍。

一些大额捐赠者正试图通过瞄准贫困学生而非捐赠建筑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布隆伯格的捐赠将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能够在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开展录取工作，以助学金而非贷款的方式完全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另一位私人股本亿万富翁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最近承诺，将还清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毕业班所有学生的贷款。香港大亨李嘉诚(Li Ka-shing)将资助广东省汕头大学(Shantou University)的整届新生。

但大部分捐赠者想要一些能够夸耀的、具体的东西：一栋建筑、一个项目或一个他所钟爱的专业的教授职位。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录取，这就造成了持续的不公平。苏世民正在为麻省理工学院新的苏世民计算学院(Schwarzman College of Computing)、牛津大学新的人文中心和一个人工智能研究所买单。

大多数大学的管理者认为，他们能够将捐款资金用于他们本来就想要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在20年、30年或60年后会有多大用处呢？我们应该牢记美国费城巴恩斯基金会(Barnes Foundation)的教训，这家基金会最终诉诸法庭，才打破了其创始人在1922年设立的限制。

批评人士担心，我们是否应该让商业巨头左右我们的思想。科技企业家玛莎•莱恩•福克斯(Martha Lane Fox)上周在Twitter上反对苏世民向牛津大学的这笔捐赠，称这笔钱应该用于应对气候危机。“这些慈善活动的模式出现了问题。”她对我说，“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10年后我们是否还拥有一颗星球。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件事背后更广泛的背景。许多大学迫切需要捐款，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的经费。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之所以资金匮乏，正是因为许多公司和亿万富翁尽其所能减少纳税。

苏世民就是“附带权益”减税政策非常坚定的拥护者，这一政策让他这样的企业富裕了起来。而且别忘了，许多此类捐赠是可以扣税的。所以我们都帮忙出了一些钱，让苏世民的名字响彻牛津。如果他缴纳更多的税，或许会更公平一些。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作者 |英国《金融时报》 布鲁克•马斯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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