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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中山媒体对外发出消息：“中山科技大学已成立筹建办，面向全球招聘校长。”

这不是广东自大湾区政策出台以来首个新建的大学。在此之前，城叔已经相继关注了东莞大湾区大学、佛山理工大学等城市建校的消息。这两天，有朋友在读者群问“广东的高校提升空间有多大？”借着这波“造校热”，城叔来答题了。

根据今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尽管广东共有154所高校，数量在全国省级行政单位中排名首位，但其在省内分布与经济体量并不相符——

除广州82所外，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市的高校数量基本都是6、7所。与此相对的是，在2018年GDP上，深圳已超过广州2000亿元，而佛山、东莞距万亿也仅差“临门一脚”。

大湾区的建设为这些城市兴建大学带来了机遇。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山曾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内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仅为常住人口的17.4%，而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的这一比例均超过40%。

年初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到，将“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借大湾区之机，广东高教资源不平衡的短板有望破解？

“造校热”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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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广东省内第一次大规模建高校。据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回忆，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广东就曾在各地兴建过一批高等院校。

资料显示，作为沿海大省的广东，在1980至1993年期间相继成立了汕头大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五邑大学（江门）、佛山大学、韶关大学、嘉应大学（梅州）、西江大学（肇庆）、孙文学院（中山）、东莞理工大学、惠州大学等11所大学。这些大学构成了现在广东高校格局的基础。

这批大学的重要目的是服务当地建设。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国柱研究发现，它们为城市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并间接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但与城市的深度“捆绑”为学校带来财政和资源支持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度地域化的问题。除深圳大学和汕头大学等少数学校实现快速发展，不少学校先后遭遇瓶颈。

甚至有学校难逃“降格”命运。“西江大学后来改名为肇庆学院，嘉应大学、东莞理工大学也都改成学院。”彭澎说，在此之后，城市需要反思和清醒，纷纷放慢了学校的打造进度。

从历史中走来，在大湾区建设机遇下，广东的“造校热”卷土重来。自2016年起，深圳、中山、东莞各个城市先后亮出高校建设目标：

深圳发布的《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到2025年，深圳高校将达到20所左右；

紧随其后，在《东莞市高等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将建成1-2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1-2所高质量民办本科院校和1所全省一流高职院校；

而在今年中山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争取启动与澳门科技大学合作的香山大学建设、积极筹备省市共建中山科技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及“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对接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湾区内、外高水平高校资源，成为广东各城市此轮“造校热”的亮点。

除上述香山大学外，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介绍，香港科技大学正在筹备于广州开设分校，计划2021年9月开校。

湾区之外，更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亦设法南下，比如深圳推进的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佛山则拟引进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应用型院校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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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要求下，一个城市没有高校，就好像与科技、创新隔得远了一点。”彭澎一语道破大湾区内许多城市的焦虑。

事实上，广东省内对于“造校”一直存在共识。早在10年前，时任华南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张敏强就提到，广东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起步较低”，部属的院校只有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被纳入“211工程”的学校也只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4所。此外，地方院校不强，与部属重点高校的距离较大。

自2015年开始，广东就在全国较早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并于2018年提出“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的工作计划。

但在今年年初的广东“两会”上，省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仍然认为广东高等教育短板仍存，政府需要支持广东本科院校扩招，将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升格为大专，此外，新建一批本科院校也是当务之急。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满足广东“学有所教”的实际需求。根据《广东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报告（2018）》显示，2016年，广东每10万人口在校生数为2431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5.1%，两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曾感叹，如今广东的好大学太少，每年重点大学录取率仅略高于河南，名列全国倒数几位。而在彭澎看来，尽管广州的高校数量已全国领先，但广东其他城市在高校领域还比较薄弱，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在大湾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下，城市需要更多“创新源”来带动城市发展。

“大学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源。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作为创新源，但从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将大学作为创新源能够带来比较持久的发展动力，此外，高校还能与企业互动，形成‘硅谷’模式。”

彭澎说。

深圳已有成功案例。此前有媒体报道，在今年广东省内理科院校招生中，深圳两所高校拿下了招分的第一和第二名，双双超过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广州名校。

瞄准城市产业转型，“应用型大学”亦成为此轮建校的重点。比如，包括深圳技术大学、深圳创意设计学院、深圳音乐学院等项目在深圳加速推进，其目的是，将大学与产业挂钩，需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就打造什么样的大学。

今年初，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共同签署了三方协议计划在深圳龙岗区神仙湖畔选址建设医学院。谈及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曾指出，深圳的卫生科技创新与其内地一线城市的发展地位极不相称，学校“可以整合大湾区的医疗和教育资源，成为大湾区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合作的典范”。

几家欢喜几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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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湾区的机遇，就能解决广东高等教育的难题吗？

一个月前，网络问政平台“惠州民意直通车”展现了“造校热”的另一面：香港城市大学惠州校区项目，官方近日宣告终止，另外两所广东高校，华南理工大学与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在惠办学项目同样“半途而废”。

就分校区项目终止事宜，香港城市大学传讯及公关处回复媒体的原因是，校方得悉，惠州项目相关土地不符合作教育用途的规划。而惠州市政府也出于财政考虑，未能落实之前所做的承诺。

在彭澎看来，足够财力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在2015年的一场广东高校之间的讨论中，关于办学财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凸显。

在数额固定的拨款面前，各高校应该平均分配还是“竞争上位”；本科与专科院校之间的拨款要如何平衡……如何分钱的问题被闹到了“台面”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部属高校也下场倒起了“苦水”，让高校“缺钱”的问题备受关注。

在新一轮竞争中，不少城市拿出诚意，“明码实价”地亮出拨款金额：比如，东莞提出将在5年内拿出35亿打造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中山也提出，“十三五”期间将投30亿建设高水平大学。

“应该让成熟的地方来发展高校，但即便这样，也不要‘一窝蜂’，一次性建几个大学”，彭澎说，“还是应该成功一个算一个，不然无论是师资、财力都可能入不敷出。”

而面对大湾区的机遇，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思考创新探索的可能。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曾提出建议，可在深圳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特区”。

“‘高等教育特区’是希望支持内地高校在港澳地区办学；引进国际顶尖大学到特区，与湾区相关高校组建联合学院、特色学院；地方政府自主确定办哪些大学、办哪些专业、招多少学生，从而构建湾区大学发展的对等政策环境。”

无论如何，不少专家的一致观点是，此轮新建高校，不能一味追求规模、体量。否则，“粗放式”发展对办学质量提高产生反作用力。

本文转载自“城市进化论”，作者杨弃非。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