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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北京中考刚刚开考时，有一些人说“数学题太难了，有考生当场就哭了”。这让我想起了今年高考开考当天，舆论声讨数学题太难，说法与之类似，甚至还有夸张报道说，某考场考生因题太难晕倒在考场。事后证明，其实只是这名考生想提前离场而使出的撒泼手段。

中高考变难了？显然这个判断是错的。高考结束后曾一度被卷入舆论中心的南师大附中校长葛军在公开回复网友时表示：现在的高考数学考试是越来越难了吗？我觉得没有，反而是越来越容易了，才导致区分度降低，使得每一分的重要程度加大了。

葛军校长说到了关键，中高考不是难了，最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容易了。事实上，今年高考分数公布，仍然有考生数学得了满分，甚至是很多人。

截至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已公布各批次投档分数线和“一分一段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031万高考报名人数创下十年以来报考最高峰，部分省份600分及以上高分段考生也是空前增多。

以四川省普通高考理科成绩为例，今年考700分的考生就有26人，700分以上人数多达182人，660分以上人数更高达5561人，630分以上考生人数较2018年增加6047人，突破1.6万人。

在广西，2019年高考理科第一名考了730分，创造了广西高考历史上的第一。数学满分，英语满分，仅语文、理综分别被扣10分。

近年来，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高分通胀”的现象。2018年，河北省700分以上的考生多达122人，数学满分的超150人（文理合计）。

同样“高分通胀”的还有中考。2017年北京中考，人大附中录取分数563分，满分580分（含40分体育分），也就是说，如果想上人大附中，每科倒扣不能超过3分。到了2018年，分数竞争更为激烈，仅英语满分者就高达129人。

都是高分考生，分数的筛选价值越来越微弱，也不断加剧着分数的竞争，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分分计较，而是零点几分的计较了。

选拔性考试变得越来越水平化、简单化，甚至模式化。

以前的中高考并不是这样，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其区别度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学业优秀与否，分数差距是很大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差距也不小。在过去的中高考中，得满分者极其稀缺，能有一两个或者几个人已经了不起了。但现在，想当第一名，恨不得门门满分或者逼近满分才行。

今天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就是把考试难度与负担强挂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舆论与大众对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口诛笔伐，上纲上线，“大学教授也不会做XX题”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试题难度被认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生的负担，试题难度大，压力就大。

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压力下，各级选拔性考试不断退让，追求稳定，降低难度。中高考试题因此越来越趋于模式化，甚至固化，“万年不变”的送分题越来越多。我们的中高考越来越像托福、雅思等水平化考试，离选拔性考试越来越远。

这种趋势的背后是一个荒唐的逻辑：试题难度与学生负担成正比，为降低负担而不断降低难度。

其实，考试的难度与负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个浅显的基本逻辑，基本道理。负担，只与你自己的期望值相关联，想考第一名，客观上的负担都是很重的。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这个逻辑颠倒了。

这一现象还与近年盲目倡导甚至照搬美国的招生录取方式有关。美国的中学与大学招生，相关考试的确是水平测试。不同的考试，其定位与目的，效果和作用是不同的。若简单从功能上来说，一种是水平考试，一种是选拔性考试，水平考试难度相对较低，从测量角度看，区分度较低，是粗颗粒的，只是一个大致分层。但是选拔性测试不同，它更强调对优秀人才的区别与选拔，要求区分度更高，是细颗粒的。

美国的各种考试多数都是前者。美国“高考”SAT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中考“SSAT类似我们初中的学业水平测试，同样，托福也是一种语言水平测试。这类水平测试在分数的计量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老的SAT满分为2400分时，即便考得再低，一般也不会低于1200分，想低于1200分，稀缺度和考2380分以上一样难，因此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能考到1100，我就请你吃饭。

美国盛行的这种水平化考试，是与其录取制度配套的，即水平考试作为一个基础学术评价，学校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后招生录取。这些成绩是基础，但不是唯一。中国则不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最后不得不回到分数这个唯一的刚性依据上来，这时，盲目套用美国的水平测试，几乎是一场灾难。人家是用一个粗框架的水平评价作为一个评价基础，我们却要把这个作为唯一，怎么能不出问题？

除此之外，考试越来越简单还有一个潜在原因：搞分数的GDP，让多数考生与家长都有分数的获得感，皆大欢喜。比如某市曾经在一年之间，让高考成绩平均分上涨了100分左右。近年各地在“分数GDP”的竞争上也越来越激进，尤其是中考，几乎没有区分度，大家都是高分考生，家长学生脸上都有光。

如果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对教育与人才培养有利，没什么不可以，但遗憾的是，适得其反。考生的成绩越来越高，表面上家长和孩子皆大欢喜，岂不知害苦了教育。

首先，考试简单化、水平化、模式化，大大降低了区分度，完全破坏了选拔人才的功能。我们虽然不断推进招生改革，包括综合素质评价等，但因为诚信等种种现实，在保公平的强大诉求下，综合素质评价只能是“参考”，升学考试还是要回到分数这把刚性的尺子上来。

这时，区分度越来越低的尺子，对于人才选拔的意义就越来越小，甚至起反作用，选拔出的更多可能是中间人才，未必是顶尖人才。

于是，部分名校放弃了对高考分数的依赖，越来越多地走特殊类型招生，希望通过其他尺子，弥补缺乏区分度的尺子。比如清华北大等高校投放在多地的招生计划，往往有很高比例不是只看高考分数的。

2017年浙江新高考第一年，清华大学多数招生计划仍然坚持三位一体招生，而不是高考的分数，即60%是高考分数，10%是中学评价，30%是清华自己的评价，这其中就有笔试与面试。2018年，三位一体招生占比继续超过90%。

原因很简单，仅仅看高考分数，清华没有办法筛选出人才来。2019年，在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测试考场，很多考生提前交卷，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试题难度，考生自知没戏，索性提前交卷准备其他学校的测试。一名女生接受记者收集时说：“真难，题型都没有见过”。这种难，是题型都没有见过，反向理解，也就是说高考的题型基本都见过。

2015年，北京高考两位状元都是女生，有意思的是，两位状元都不是各自学校日常学业最顶尖的。理科状元来自人大附中一个普通班，文科状元则自嘲：“我是学酥，一碰就碎”。为什么？低难度的考试，最后较量的是熟悉程度，是谨慎不出错，拼的不是能力，而是不丢分。

这种升学考试，最后褒奖的不全是最优秀的人，多数是最擅长刷题的人。对于极其优秀的学生，反而增加了大量无效负担，为了零点几分的区别，很多孩子不得不花上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重复训练，才能确保进入一个理想的学校。

其次，与各级考试难度下降，考试模式化、固化相伴，在应试教育的现实状况下，各地也出现了学生学业水平下降的新问题。东部J省曾在2008年推出新的高考改革，减负、降难度、水平化评价是其中的特征之一，但结果却让人惊心。北京某著名大学对该省生源的长期监测表明，原来数学物理成绩遥遥领先于全国，高居第一名的J省生源，数学物理成绩下降明显，最差一年降至倒数位置，以致于该高校不得不控制在J省的招生计划。

如果说区分度降低，难以选拔出优秀人才还可忍受的话，那么选拔性考试简单化、水平化、模式化，则直接强化推动了应试教育的发展，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

选拔性考试水平化，简单化，为了追求所谓的平稳，命题甚至模式化，固化。各地中高考所考核的知识点与题型大多连年保持不变，这几乎等于考试试题三年早知道，尤其数学，区别只是命题参数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考试形式，这就更能理解，为何今年高考数学出题形式稍作变化，很多考生与教师就直呼试题难了。

要保证在这种考试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不出错，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训练，连续不断的重复训练，是最有效的，这也是全国弥漫性的应试教育难以根除的重要因素之一。学习变成了刷题，因为这种重复训练是有意义和有效的。这可能是一些专家在批判考试难带来负担时始料未及的。

同时，区分度降低，也前所未有地强化了分数的价值，分分必争成为一个普遍而现实的问题。即便是北京，考生不足7万人的情况下，一个高分分数段有几十人、上百人也稀松平常。在一些考生大省，比较高的分数段动辄二三百人，甚至近千人，而一所高校在当地招生量才有多少？

在我们还无法全面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对于大多数人只能以考试成绩为核心录取依据的背景下，这种选拔性考试水平化、固化，恰恰强化了应试教育。

中高考越来越容易，无意间也抬高了更多家长与考生的期望值，加剧教育的剧场效应。

中高考分数全面上涨虚高，尤其是中考，导致很多家长与考生做出误判，推升了教育的期望值。比如北京中考几乎没有区分度的情况下，人大附中与其他中学的录取分数几乎没有区别，让很多家长误以为自己的孩子其实很优秀，一不留神没准能上北大清华，于是拼命上补习班，希望把“最后一公里”补上来，客观上加剧了教育的剧场效应。

升学考试水平化、简单化对中国教育显然是弊大于利的，是时候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了。中高考试题要打破水平化，简单化，甚至固化的倾向，加强区分度。尤其是需在考核的知识点或出题形式上加大变化，减少重复率，让所有人无试可应，最大程度降低应试教育现象，减轻学生负担。试想，如果试题难度加大，没有太多“万年不变的题”，无“模式”可应时，还会出现大面积应试吗？

最后强调一点，考试无论容易还是难，对所有考生都是公平的，因此家长和学生不必焦虑。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陈志文观察”，作者陈志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