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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关注精英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为何拥有最好教育资源的常春藤大学，会培养出许多内心脆弱、容易被冒犯、拒绝不同观点的年轻人，以至于连刑法教授在课堂上讲解关于强奸的法律，都遭到学生以情感安全为由的抗议和投诉？为何享乐学习成为时代潮流，大学生的抑郁症现象却反而泛滥了？

本文作者既是一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年轻的父亲，他通过译介《娇惯的美国心灵》一书，分析了美国新中产教育的“过度保护”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茧房”对青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从中反观高度发达的个体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对青年成长的可能伤害，并以此为前车之鉴，期望激起更多国人对当代青年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文章发表于《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新中产的孩子们——读《娇惯的美国心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今年暑假，我在翻译一本2018年的美国新书时，同孟老夫子这段久违的名言不期而遇。

这本书叫《娇惯的美国心灵》，去年9月在企鹅出版社出版，面向大众的英文畅销书在取名时往往有套路可循，在主标题故作惊人之论后，经常会拖着一个长长的副标题，这本书也不例外，它的副标题直译过来就是“善良意图和错误认识如何正在造就失败的一代人”，这样的中文表达翻译腔太重，苦思冥想之际灵感一现，我现在译为：“‘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从始至终，整本书都在关注美国当下的精英青年，不断追问他们怎么了，常春藤名校里的天之骄子何以成为“垮掉”的一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还会有明天吗，但在全书开篇第一章的引语处，却惊现孟子两千多年前的古训。

更奇妙的是，这段作于战国时代的论述，“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穿越到今时今日的大洋彼岸，读来竟毫无违和感，反而有画龙点睛之妙。由此足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经验并未过时，只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语境里求索古训的新意，从经典中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叩经典之门是为了唤起门后的我们自己。

一本书的诞生，背后都有故事可讲。《娇惯的美国心灵》是两位作者的合著，第一作者是言论自由专家卢金诺夫，书中提到他曾是重度抑郁症患者，数次濒临自杀边缘；第二作者是任教于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海蒂特，他著有多本探讨美国社会政治心理的专著，中译本读者众多。2018年的这本书，脱胎自2015年两人合作的同名文章，刊发在当年8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文章上线后，即成为社交媒体的爆款，跻身《大西洋月刊》网站阅读量最高的历史前五，数周后，总统奥巴马也在演讲中提到此文，认为青年大学生不应当“被娇惯，被保护起来，不去接触不同的观点”。

（《娇惯的美国心灵》作者卢金诺夫和海蒂特）

刊出后，文中的观察和判断也得到历史进程的验证，所谓“好的不灵，坏的灵”，美国校园的沉沦甚至比作者预想得要更快、更坏、更彻底。2016年，特朗普在世人众目睽睽下当选总统，让作者感叹这是政治史上的异象年度；经由社交媒体的动员，身份政治风起云涌，社会抗议此起彼伏；校园里，青年学生的怒火一触即发，打砸抢成为家常便饭，校方则一味纵容，常春藤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才有两位作者继续联手，由文成书，在2018年秋季开学之际推出了《娇惯的美国心灵》。

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切入新一代美国精英青年的焦虑和愤怒，打开他们的精神长卷，理解美国社会各阶层当下的心态并追踪在历史进程中的心灵变迁。

常春藤校园来了新年轻人

美国法学院的刑法教授已经无法在课上讲授强奸罪了，因为学生总在抗议，甚至通过评教系统投诉，理由是关于性侵犯的课程材料会触发不安的情绪，甚至唤起了某些同学的童年创伤。“在讲授有关强奸的法律时，组织学生讨论，挑战并质疑不同意见，已变得寸步难行”，2014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格森教授在《纽约客》上撰文表示。在这篇题为《讲授强奸法的麻烦》的文章中，这位哈佛法学院历史上首位亚裔女性终身教授开篇就写道：“设想一位医学院学生，将来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在学习时却担心会因看到或碰到血液而变得抑郁。这时，他的指导老师应该怎么做？刑法教授现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法学院学生害怕学习强奸法。”

又一则，2015年，哥伦比亚大学四名本科生在校报上撰文，把矛头对准学校的一门必修通识课“西方文学和哲学经典”。文章声称，西方传统经典中“充斥着以排斥和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和叙事”，许多学生在阅读课程材料后，心理受到创伤，这“在课堂上会导致某些学生身份的边缘化”。为了保护这些容易受伤的年轻人，“触发警告”的机制就应运而生了：顾名思义，只要课程材料有可能“触发”学生的情绪，教授就有义务给出事先警示，提醒孩子们前方有危险。

美国精英大学的青年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孬种样子，不再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或未来的主人翁，反而成为容易受伤的“废青”或“巨婴”？这是《娇惯的美国心灵》所提出并尝试回答的问题。卢金诺夫是致力于校园言论自由的公益人士，但他怎么都无法理解这届年轻人。翻遍美国历史，大学生从来是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是进步青年，但近年来，他们动辄以情感安全为由要求校方取消演讲安排，消费者永远是对的，结果总是校方让步，抗议学生把他们不同意的观点清理出校园，听不见为净。

海蒂特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内建树颇丰，尤其擅长立足于专业的公共写作，作为大学教授，他也在教学第一线眼见着学生一年比一年更娇贵，甚至呈现出一种“脆弱学生”的模式。原本还以为只是太阳底下的两三件新鲜事，但短短不过三五年，这一届的年轻人是否将模式化为失败的一代，已经成为严肃的问题了。

简要解题，也是对整本书做内容摘要式的概括：所谓心灵的“娇惯”，在作者看来，是父母、学校和社会“过度保护”所致的后果，是上一代人好心却办了坏事，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人生而脆弱，又认定成长路上危险无处不在，所以教养之道，就在于把孩子密不透风地保护起来。尤其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美国家庭，父母读过大学，自然要走精心栽培的教育路线，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不平等社会，基于绩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占领几乎全部社会领域，放养子女，那是想都不敢去想的。

在引用孟子古训后，作者紧跟着就讲了一个花生过敏的故事：为了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过敏源，美国幼儿园禁止坚果类食品进入校园，但一代人过后，反而是患有花生过敏的儿童比例大幅增加。原因很简单，人体的免疫系统需要得到微小剂量的刺激才能得到锻炼，从小接触不到花生，反而更易对花生过敏。花生过敏只是一例，它示范了作者在书中所讲的“进步带来的问题”，进步为何会造成问题。此处不妨脑补中文网络世界流行的袁隆平表情包：“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们吃得太饱了。”吃饱当然是最大的进步，但也让我们失去了“饿其体肤”的锻炼机会。

保护是必要的，但凡事不可过度，人类衣食足的日子其实没过多久，生于安乐很可能已经剥夺了我们发展某些能力的机会。在衣食无忧的年代，中产阶级父母的精心栽培，很容易就变成过度保护，遗忘了孩童就其本性而言是反脆弱的。面对着生活中的风浪，孩子们到底是一支蜡烛，风一吹就灭，还是一团火焰，火借风势？“反脆弱”学说的态度很鲜明，不能把我们的孩子变成蜡烛，“你要成为那堆火，渴望着风”。

从前，孩子们的经典读物是各种“历险记”：摆脱大人看管，独自一人在流浪途中结识朋友，解决问题，增长见闻，打怪升级。在这种童年文化中，“险”是要去“探”或“历”的，经过锻炼就是成长。现在则是安全主义当道，书中提到“脸书”（Facebook）上流传的网文，比如“70年代孩子早该死光的八条理由”，就是用标题党来嘲讽当今为人父母者对孩子的宠溺。

大学也怂了。汉娜·霍尔本·格雷，从1978年至1993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此前还做过耶鲁大学教务长，并短暂代理校长），是美国历史上男女兼收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谈到教育，她有一句名言：“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学习从来不是云淡风轻的事，快乐教育的表述本身即包含不可调和的矛盾，难以成立。但现在是公司化办大学，资本主义模式管科研，行政管理的逻辑首先要免责，而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永远是对的，享乐学习已经成为时代潮流。

书中指出，美国大学近年在生活设施方面的开支大增，远远超出对科研和教学的投入增长。许多学校已经不再是学术的修道院，而成为豪华的“乡村俱乐部”。安全主义当道，有教授甚至发明并不断推广“微侵犯”的概念，把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摩擦或碰撞解释为他人的侵犯，放纵年轻学生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身边的人和事，但问题在于，当你戴上了“微侵犯”的眼镜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侵犯如影随形，安全主义在此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正是感觉着校园危机四伏，校方才开始大张旗鼓地建设“安全屋”，专门辟出一块空间，配置专业人员，把墙壁涂成粉色，里面放上甜点和玩具，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在作者看来，这些近来搞出的新花样，压根就不是教育的进步，而是大学的堕落。作者引用了美国进步派名士范·琼斯送给青年的话，这段话非常精彩：

我不希望你们在意识形态上平稳如故，也不祝愿你们在情感上安然无恙。我想要你们变得强韧。那可是不一样的。我不会为你们披荆斩棘，铺平道路。披挂上阵，去学习如何应对逆境吧。当你们经受锤炼时，我从不准备承担起你们全部的负重；这就是训练场的全部意义所在。这就是训练场。

在社交媒体时代长大成人

以《娇惯的美国心灵》为素材，我们能否侧写出当代青年的人生剪影，从他们共同的成长经验归并出一代人的生活简历，追溯个体的成长过程同哪些普遍的历史进程交叠在一起？进而反思：这一代青年，是不是有史以来的“娇惯”第一代，自此后，娇生惯养才是正常操作，反而是我们在这里用“娇惯”去标签化年青一代，才是出于一种未经反思的陈年偏见呢？再则，作者关切的是美国青年，但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中，我们能否分辨出哪些是美国特有的，哪些又是无分西东的普遍，是否可能用书中的美国故事来反观我们自己？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同一年，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宝开始进入大学。如何给这一届美国大学生在社会结构和代际谱系中找到位置？根据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的研究，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以它在美国同龄孩子中的分配方式，非但担当不了社会流动的通道，反而成为社会分层乃至身份固化的工具。所以，在这一年读大学的美国青年，虽有寒门子弟，但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往往不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父母甚至祖辈就已接受过高等教育，中产家长奉行精心栽培的育儿之道。在虎爸虎妈的管教下，如书中指出，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备考的童年”，早早加入“履历军备竞赛”的行列，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者，拿到了哈佛、耶鲁的录取通知，成为“优秀的绵羊”。

（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正在加强社会阶层固化）

朱莉·海姆斯女士，任斯坦福新生学院院长多年，曾出版有《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这一畅销全美的书。在同本书作者交流时，她就说过：“假设这是数学课。如果孩子在六年级的数学课上拿不到‘A’，就意味着他们掉队了，到中学后就没法进入数学的第一方阵，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进不去斯坦福大学。”

书中多次提到纽约女作家丽诺尔·斯科纳兹，因推广“放养孩子运动”而获得“美国最恶毒妈妈”的封号，她也曾告诉本书作者，美国父母“经历着双重的恐惧，一是怕他们的孩子会被绑架，二是怕孩子进不了哈佛”，“某件事如果做不到百分百的安全，那就是十足的危险”。由是观之，蔡美儿教授当年以“虎妈”之论挑起中西文化之争，某种意义上模糊了问题的焦点，育儿方式之别，虽然文化传承的因素在所难免，但归根到底在于父母阶级地位之分。近期就有纳入长时段历史的多国比较研究证明，当一个社会处在不平等加剧的历史周期时，精英父母就会选择增加在子女教育上的资源投入，以此应对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以及一种无确定性可言的未来。

社会学者将1995年界定为互联网世代的起点，按照这一分期，如今的大学生就属于“互联网世代”，他们生逢互联网，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青春期就可以把互联网装在口袋里。

假设约翰出生在1995年，那么到了2006年，也就是他11岁那年，“脸书”做出一项重大变革：从前，注册者必须证明自己是在校大学生，而现在，任何声称年满13岁的孩子都可以注册社交网站。又过一年，也就是约翰12岁那年，iPhone问世，自此后的五年，搭载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特”（Twitter，2006）、“汤博乐”（Tumblr，2007）、“照片墙”（Instagram，2010）、“色拉布”（Snapchat，2011）。2013年，18岁的约翰进入大学，到了2016年秋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时，美国四年制大学刚好完成了代际轮替，全部由互联网世代的孩子所组成。

作者在书中指出，几乎同期，精确地说是以2011年作为时间的拐点，美国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以焦虑、抑郁和自杀率为指标，出现了大面积恶化，安全主义也突如其来地降临校园。也就是说，从互联网世代进大学，到校园政治风起云涌，相关性既已一目了然，那么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因果机制，具体而言，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是否导致、催化，或加剧了青年的心理问题？作者在书中引用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笔者在这里简要转述。首先是大数据使得信息量身定制成为可能，社交媒体从设计上就贯彻了人以群分的社会惯习。青年人自以为在网上冲浪是自由的，但这“自由”却无往不在“信息茧房”或“过滤气泡”之中。网络信息看似纷乱杂多，一键可得，但都难以逃脱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既然无法接触到那些可能刺痛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就会坚信自己一贯正确。文化内战不仅是这一代孩子的成长背景，而且构成了他们日常却无法自觉的生活方式，于是政治极化、“揭发文化”“微侵犯”应运而生。

其次是社交媒体改造了青少年用户的“三观”，不限于心理方式，甚至深入生理层次的改造。如作者所言，“社交媒体之出现，可以说是继人类发明语言以来，进行人际关系之进犯的最大利器”，从一出现，社交媒体就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周围的社会关系。投射在网络平台上，我们的“生活”有了美颜和滤镜，虽然在某些方面强化交往，但社交媒体也经常让我们更孤独，总是担心自己不合群，或害怕自己“错过”，研究者所说的“被遗忘的恐惧”一直困扰着我们，遭遇社交网站上隐藏的隔离和社会攀比，青春期女生尤其容易受伤。“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唾手可得之后，伤人只需动动手指，而受伤者却往往插翅难飞”，我们在近年出现的网络凌辱事件中也能看到其中的可怕。

在商言商，社交媒体从设计上，如“脸书”首任总裁所言，是要“最大限度消耗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必须时不时给你一点多巴胺的刺激”，用点赞和评论诱发更光鲜的生活秀，“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确认的反馈循环”，“这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会造成什么，只有老天知道”。一言以蔽之，结论如下，小时候屏幕使用时间越长，青少年患上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网上冲浪的自由无往不在“信息茧房”或“过滤气泡”之中）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以及写作本文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本讲述美国的著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或警示。美国的青年问题及其语境，是否可以构成反观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而在这面“镜子”中，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美国是否是一个前车之鉴的案例，由此暴露出一个高度发达的个体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对青年成长的可能伤害，让我们在为时未晚之前，早一些发现问题，激发讨论，凝聚共识，贡献方案？

回答这些问题，既非本文所能做，也不是译者的分内事。但之所以翻译这本书，初心在于回应我自己的焦虑和困惑，作为一位在课堂内外面对同龄孩子的老师，也是为人父母者，我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能感受到教育问题在当下所承载的重负，不仅消耗着中产家庭的经济资源，也随时聚集起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中美之间国情不同，但也有很多具体的相似：父母的焦虑，学校办学的市场化，所谓素质教育理念的盛行，社交媒体的全面侵占，包括不平等在扩大以及社会生活陷入某种阶层隔离。

希望《娇惯的美国心灵》能以另一种方式激起我们对青年问题的关注，不仅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而且就当下而言，理解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也是认识这个社会秩序构成和时代变迁的一把钥匙。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刊，作者田雷。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