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法制日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网络游戏等新型“宅经济”蓬勃兴起。不过,“宅经济”在满足人们新需求的同时,其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也不容忽视。
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维权面临新挑战。消费者在网上选购商品时只能通过商家展示的图片进行了解,这就为商家贩卖假冒商品、劣质商品提供了便利,消费者在维权时会存在举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新业态下,执法者应当密切关注和回应社会需求,密切联系消费者,协助消费者维权,并进行更有效的监管,除了注重事后监管外,也要注重事前提醒、事中巡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虽然旅游、餐饮、线下娱乐等行业受到一定冲击,但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网络游戏等新型“宅经济”却乘势而上,蓬勃兴起,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抹亮色。
百度数据显示,1月18日以来,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娱乐与生鲜电商四大行业整体热度环比增长超100%,近30天远程办公需求环比上涨663%。
当下,“宅经济”虽然满足了人们的一些新需求,但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例如,有学生家长反映,他们在帮助孩子使用线上教育软件时发现,一些课程制作不够用心,只是把线下教学简单地搬到线上,导致学习效果打折扣等。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在挖掘“宅经济”井喷背后那些短板的同时,试图找出新业态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良方。
线上课程鱼目混珠,消费纠纷接踵而来
“很多都是网上直接抄来的,感觉被坑了。”
眼看着自己购买的线上课程质量越来越差,萧刚(化名)选择放弃这套课程,因为“怕被带歪了”。
萧刚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自媒体工作,为了提升业务能力,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套关于网络传播理论的线上课程。在试听阶段,这套线上课程的表现很不错,寓教于乐,容易理解。没想到,购买以后,课程的质量却让萧刚非常失望。
来自北京某大学三年级的郭宇(化名)也遇到过和萧刚类似的情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今,郭宇坚信几十元或数百元的线上课程根本无法保证质量。
“线上课程鱼目混珠,付款后,一旦发现问题就很难找到投诉渠道。”郭宇说,“线上课程的透明度很差,存在诱导消费,就像一锤子买卖。”
他们的经历并非偶然。《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关知识付费的平台非常多,例如慕课、微课等,但不少受访的消费者反映,有些线上课程的文字视频介绍、试听部分与付款购买后的学习内容不太相符,或者质量很差。
受疫情影响,不少人选择足不出户在网上学习,“宅经济”下在线教育日渐火爆。然而,相关的消费纠纷也接踵而来。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数字经济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虚拟场景交易。在虚拟场景下,有些不良电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导致线上课程不符合消费者的预期,或者与宣传中的描述大相径庭。因此,在线教育的课程质量很难保障,这就需要平台方介入监管,同时透明度也应该相应地提升。
网络游戏货不对板,维权不易直接卸载
在“宅经济”下带火的网络游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杨阳(化名)是一位游戏玩家,同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推崇《山海经》。
有一次,杨阳打开网页,被一条游戏广告吸引。“开局一条鲲,进化全靠吞!”“鲲只排名第三、霸王以鲲为食”……诸如此类的广告语,配上一张张视觉冲击感极强的海报,让他情不自禁地点击进入游戏。然而,玩了几盘以后,他发现这款游戏和广告中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类似的以“鲲”为噱头,吸引消费者的游戏还有很多。
资深游戏玩家李力(化名)就被骗过很多次,“我尝试点击进去的10多款养鲲游戏里,连一条鲲都没有”。
据李力介绍,这些游戏的宣传海报一般极具煽动力,大多是一些仙侠类游戏,玩法和10多年前的《传奇》差别不大。
在刘俊海看来,网络游戏与其他实体消费不同,必须依附于网络媒介存在。网络游戏玩家所消费的内容并非实体,而是在网络世界中的游戏体验。网络游戏玩家在游戏中得到的物品大部分以虚拟的形式呈现,因此网络游戏维权比较困难,维权成本也高。
正因为如此,不少受访的消费者称,对于这些“货不对板”的网络游戏,他们一般选择直接卸载。
“云生活”依赖App,涉嫌过度收集信息
“宅经济”之下,云课堂、云下厨、云健身、云诊疗、云逛街、云春游等各类“云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云”上的日子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因为“云生活”方式依赖App存在,但背后的授权却涉嫌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许果(化名)正在某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近期,他频繁使用腾讯会议、CCtalk、雨课堂等各类线上授课App上网课。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许果发现,这些线上授课App在使用时会收集大量的个人信息,例如,要求允许访问电话簿、相册,开启录音权限、相机权限等。
“我在某个线上授课App上发现,如果要注册网师,就要提供身份证照片,还有看上去非常冗长的同意条款。我不知道这些App收集这么多个人信息有什么用,更不知道我的信息会不会被用作他途。这种冗长的同意条款就像强买强卖,你不同意就用不了这个App,但上课又必须用,所以很无奈。”许果说。
在许果看来,要想听课,就要授权这些App使用麦克风、相机功能,这种强制要求授权的方式无异于监听。
“授权”二字,在《法制日报》记者的收集中,被不少受访者提及。
张夏(化名)目前在北京工作,复工后,为了上下班方便,他下载了一款网约车App。不过,这款App要授权手机号码、定位、访问存储空间和照片,如果不授权就不能使用,这三项授权是关联在一起的,必须要选,张夏担心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
他们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以在线教育为例,有媒体报道,有消费者一个月内遭遇了近百个线上教育机构的电话推销轰炸。
2018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100款App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情况显示,App普遍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消息,“授权”是消费者使用一个新App的第一步。但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App普遍存在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59款App涉嫌过度收集“位置信息”,28款App涉嫌过度收集“通讯录信息”,23款App涉嫌过度收集“身份信息”,22款App涉嫌过度收集“手机号码”等。
去年12月30日,App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消息称,自2019年3月建立App举报平台至今,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共收到网民举报信息1.23万条,涉及2300多款App。
同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旨在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提供参考,为App运营者自查自纠和网民社会监督提供指引。
“互联网上所有的消费行为和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个人信息。一个核心问题是,区分个人信息和大数据之间的差异。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属于用户自己;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可以归属于平台。如果混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个人信息和大数据混为一谈,就会让一些不良商家、违法企业有可乘之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
在北京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看来,治理App过度收集用户信息,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及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隐私法等。“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尚属于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有关监管部门不作为的责任,同时还要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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