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友们视为“乡村教育主力军”的公费师范生,这段时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久前,人大代表刘发英提出 ,要将公费师范生的违约行为记入诚信档案。
这一提议引发了十几万网友的讨论,且讨论者们旗帜鲜明地分为了两个阵营:
支持提案的阵营认为,公费师范生们享受了权利就该履行义务,报考却不去当老师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和学校的名额,既然没有坚定地想好要当老师,就不要报取这个专业,可以通过助学贷款解决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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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对的公费师范生阵营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许多人是在亲人或经济原因影响下才报考该专业,并非出于自愿,几年前的决定,发生变化很正常,更别说公费师范生们已有违约金、考公考研出国等诸多方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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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论要不要将公费师范生违约行为计入诚信档案、或是加大其它对公费师范生的限制之前,应当对网友们给公费师范生的定位进行确认——
公费师范生政策真的帮助了乡村教育吗?真的促进了教育公平吗?
公费师范生,扛不起农村教育的大旗
2007年,国家在六所部属师范高校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华中师大、陕西师大和西南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2018年改名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个群体。
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各省开始在自己省属的师范学校推行公费师范生政策。根据所属的学校不同,公费师范生又分为部属公费师范生和省属定向公费师范生。
针对该群体的协议中, 无论改名前后,都有“将公费师范生违约行为计入诚信档案”的这一条款。
公费师范生协议
免费师范生协议
即使在各省的执行中,这一条款内容各有差异,但公费师范生违约被计入诚信档案早就是既定的事实。
表面的问题争论似乎解决了,但隐藏在争论背后的,是网友们对公费师范生支教农村的期待。这个期待与网友的期待并不匹配。
根据教育部统计,自2007年至2017年,全国共招收了超过10万的免费师范生。履约学生中,90%去往中西部省份中小学任教。许多中小学校甚至由此首次次接收到来自北师大学、华东师大等顶尖师范高校的毕业生。
光看这些数据,免费师范生政策的确为中西部基础教育输送了大量的优秀师资。 但其中就职于农村学校的毕业生比例极低。
根据《人民日报》对免费师范生就业情况的统计,这些毕业生主要任职的学校是中西部的城镇学校。
在学校等级上,62%的免费师范生任职于省级示范学校,20%任职于地级示范学校。
除了陕西、江苏等少数省份,大部分省份没有分配到农村的免费师范生。
《人民日报》数据
这种局面是多方因素造成的。相比非公师范生,公费师范生大多自带编制,在竞争中拥有优势。 为了迎合政策对公费师范生的偏好,也为了缓解自身编制名额的压力,在对教师的选择中,学校往往更青睐公费师范生。
根据协议,公费师范生在回到生源地省份后,拥有与心仪学校双向选择的权利。在双向选择失败后,他们才会被定向分配到其它学校。
在双向选择优先的情况下,即使部属高校的优秀生源愿意去中西部,也会在走向基层农村的路上,被更好的城镇中小学拦下。
虽然协议要求这类师范生必须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一段时间,但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并不容易。
为了招揽更好的公费师范生,也为了公费师范生能尽多地为当地教育做出贡献,各地方不得不宽松执行“服务农村学校”这一点。
如果严格执行,在保证免费师范生在农村服务时生活水平这一块,地方为提高吸引力需要投入更多。
与此同时,薪酬偏低、发展前景不好、工作环境艰苦等问题都是农村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除去一批对教育事业有激情、热爱的师范生,其它学生大部分都对农村学校兴趣不高。
实际上,与外部对免费师范教育的认知不太一样的是, 扶助农村教育并非公费师范生政策最主要的目的。
在这类师范生协议的开头,早就标明了其宗旨:培养造就优秀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家,鼓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
四面楚歌的公费师范生
2014年,华中师范大学对免费师范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38.56%的学生后悔成为免费师范生。
后悔归后悔,并非所有后悔的人都有违约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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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等外界因素是公费师范生选择报考该专业的主要因素。《人民日报》统计显示,在报考免费师范生的生源中,城市生源占四成左右,乡镇和农村生源为六成左右。
因为经济原因选择免师、公师的学生不在少数
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受外界因素阻扰,仅仅因为自身对教育事业热爱而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人,只占总人数的5%和6.7%,比例极低。
华南师范大学的大一公师生方贤和身边的同学,大多数是听从父母、为了之后就业的稳定,报了这个专业。湖南工业大学的许曼冬在填志愿时对这个政策了解并不清楚,基本是也听从爸妈的意见,走上了这条路。
若真像网友呼吁的那样,要求师范生们“不想当老师就不要选这个专业”,显然只会加重教师队伍人才紧缺的现状。
如果选择助学贷款,没人能担保自己毕业后连续几年都能顺风顺水。一旦不能按时还助学贷款,受到的限制和影响比公费师范生大得多。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于2018年对免费师范生的违约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在选择违约的公费师范生中,57.2%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不适合或不喜欢做老师,51.5%认为自己报考时对政策了解不足,52.6%则认为协议中的履约年限太长。
一些网友认为,协议并非要求公费师范生终身任职,完全可以在履行完自己的义务后转行做别的。
但对于普遍履约完已经27、28甚至30多岁的公费师范生来说,在这个“35岁进入半退休”的狼性社会里,选择而立之年转行从新手做起,压力是巨大的。
即使不违约,公费师范生也要面临诸多限制。
曲阜师范大学的吴玉江,对公费师范生六年内不能更改工作地点这一点表示担忧。如果被调剂到了不满意的工作单位,师范生容易因此失去对工作的热情,就算双向选择成功,在入职后发现了工作环境的问题也无法顺利解决。
但在公费师范生的所有限制中,对研究生考取的限制,是公师生们普遍最不满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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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公费师范生只能读取教育相关的非全日制在职研究生,不得另外考取研究生。
先不论非全与全日制在社会上的待遇差别巨大,即使是符合协议考取在职研究生,情况也很尴尬。
要么就是自己工作所在地,根本没有能培养教育类研究生的大学,或者就算有,也比自己的本科低好几个层次,从而没有就读的欲望。
方贤想要继续从事教育行业,但协议对研究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继续在本专业领域深入学习理论知识。
西南大学的李言心身边有学长学姐选择违约,原因也大多因为计划升学考研。
同校的邓豫因不想违约,而放弃了考研。在她看来,如果重新选择,她一定不会读这个专业,因为这意味着她要比同届生晚一年参加研究生考试。
对公费师范生考取研究生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育领域研究生的培养。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本科生往往是研究生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占总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公费师范生专业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来说,损失了不少人才。
最为尴尬的点或许并不在研究生人才的流失上。
根据政策,公费师范生必须在毕业后回到自己所在生源地就职,而非就读高校所在的城市。
为了推动偏远省份教育,一些大学的公费生名额会向偏远省份倾斜。
这也就决定了,对于出生在大城市的学生来说,他们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生源所在地,也就是发达的大城市就职。
汪珺琦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对于来自上海的她以及其它大城市的学子来说,公费师范生是个热门专业,毕业后既能留在自己的家乡,又能在大城市获得稳定的“铁饭碗”。
而从教育资源不优渥的地区千辛万苦考到大城市的“小镇做题家”们,不得不面临着毕业后继续回到落后家乡工作的现实。
看似维护教育公平的公费师范生政策,却加重了师范生内部的不平等。
说到底,要解决的还是待遇问题
还有声音觉得, 基层教育要靠限制、强迫公费师范生来推进,不然不会有人去做。
可公费师范生政策不是个随机抽签的政策,它是双向签约协议。当你加大对公费师范生的限制时,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就会随之减少。
作为公费师范生的邓豫和方贤,她们身边真正违约了的人,其实还是少数。
这么看来,如果加大对公费师范生的限制,并不会帮助推进基层教育,甚至还会打消师范生们的热情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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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的悄然转变侧面证实了上述规律。
在2007年推出的免费师范生政策中,对免费师范生的要求还是“履约10年、农村服务2年”,到了2018年修改的公费师范生政策,要求就变成了“履约6年、农村服务1年”,并允许师范生们就读大学期间,在该专业内部进行专业的自由选择。
对于如何才能提升对基层教育的扶助,推进教育公平,各国有不同的做法。
印度实施了“教育保障计划”,为低种姓和落后地区的学生在精英学校保留名额;日本向特殊教育家庭提供经济支援;美国对弱势学生群体进行补助。
但大部分国家共同在做的,还是提高对教师群体的拨款,提升教师的薪资水平和社会地位。
许曼冬觉得,面对条件艰苦、地方偏僻、生源质量不高的农村教育工作,如果农村教师的待遇不提高,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肯定不强。
这一公认的最佳做法,在引发争论的人大代表刘发英收集视频一开始,就已被刘发英提出,却淹没在网友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
如果你认真看过,刘发英 在收集视频中建议“公费师范生违约记入诚信档案”前曾说:
“要提高农村的、特别是贫困山区的教育水平,首先是要真正提高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点,是要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师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要真正地营造一种尊师重教的氛围。”
想要在日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方贤,希望周围人不要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老师,一直做各种超越自己工作范围之事的他们,其实也只是普通人。
(文章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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