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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 大卫 6月18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后近半年，线下教培业遭受重创，很多教培人年前拟定的计划就此搁浅。有些涉及公司业务发展，有些则涉及父母未来生活的安排，还有的早早地为还没出生的孩子，做学区房的谋划。

计划搁浅并未让他们坐以待毙，在教培人努力挣扎着走出困境时，从我们收集的四个故事中，会欣慰地看到，有些光穿透了乌云密布，意外或必然地温暖了某一个角落，那有可能是新业务发展的方向，是亲子关系的复苏，是将预付费改成后付费模式的勇气，也有可能是对逢难时人性深处幽微、复杂的理解更深一步。

被耽误的20场讲座，一场促进亲子关系的争吵

迫不得已在家的这几个月，令郭梦娇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会和父亲有了一次争执。更戏剧性的结果是，两人的关系却因此更近了。

过去10多年她在海外留学和工作，兼做国际教育业务（留学和营地）。因为学业和工作繁忙，每年回家的时间加起来平均也就十来天，与父母的交流仅限茶余饭后。

疫情正让一切发生变化，更多的相处时间（两三个月）让原先紧绷的亲子关系开始松动。每次吃完饭，郭梦娇会带着父母去打牌，开车兜风，“去规划他们之后想要的生活”，甚至会去谈一些禁忌的话题，比如涉及临终关怀的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话题让亲子关系更亲密。但有些深藏在各自内心深处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分歧也容易在日常的交流中被激发出来。

郭梦娇在去年底打算转型做面向青少年的业务，希望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提分的困境结合起来。在她和合伙人谢苏珊成立新公司，并对接当地政府和一些学校之后，线下20多场讲座已在疫情爆发前做好了排期，每次讲座的家长和学生多达数百人。

除了做讲座，她也尝试第一次做线上直播，在准备的过程中压力巨大。在一次饭后，郭梦娇向父亲透露了她的焦虑，希望能获得鼓励。没想到对方似乎不当回事，“都做过那么多场了，这个没什么大不了，怎么还紧张，你没必要紧张”。

郭梦娇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我说我就紧张或者不紧张，为什么你就开始指责，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再戳一刀”。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郭梦娇回忆，父亲说出了“我没想到你这么软弱，或者你这么不经人说，反正当时可能是一个更难听或者是更刺激我的一个词”。

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受了很多委屈。印象中，父亲是她崇拜的那个人，他富有智慧而且骄傲，她很看重他的鼓励。

父亲则看起来有点手足无措，但在气势上丝毫没有让步，过程中双方在嘴上又有较量。在冷静下来之后，郭梦娇尝试跟父亲做更深入的表达。过往，郭梦娇一路从国内低分学生逆袭到国外常青藤大学博士，习惯了自己摸爬，对家庭关系的探索却少之又少。

“我就跟他说，我个性本身就是希望把一个事情做好，所以就不管我谈什么样的东西，哪怕我做了很多次，哪怕我觉得我心里是很有自信的，我也会非常严肃地去准备一件事，然后我也会有紧张的情绪等等。我觉得他那些话是对我能力以及我个人价值的一种攻击”。郭梦娇认为，这种攻击来自自己钦佩的人，实在无法接受。

过去几十年内心的积怨也被借机吐露出来，“家长有的时候会情感绑架，或者说伤害性言语其实是出于好意，但是客观上会伤了孩子”， 郭梦娇说，这也是她在读了教育学博士后慢慢懂得的道理，而自己和父亲都是行动派，都不太会用语言去沟通类似的事情。

“然后我爸也眼睛红了，他说也没有人教过爸爸怎么当父母，（虽然我）很爱孩子，但可能有意无意间造成了很多伤害，他也觉得抱歉，但他也觉得他其实也受了很多伤害，然后他再列举一下我的罪状，我们彼此了解一下”。

郭梦娇现在想来，当时的这种回击非常危险，一来沟通并非其所擅长的，二来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很可能他再‘捅’我一刀，你（又）要展露自己很软弱的一面”。

过程中，最让郭梦娇感动的一句话是，“爸爸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现在有以后可能还会有，但是我意识到了我会改，我会去留意，然后也向你道歉。”也是这样的沟通，让彼此的心更近了，“大家都去展露自己最脆弱、最真实，可能也是最易碎的一面，然后获得的是彼此的理解和大家想去进步的一个表达，找更好的方式去爱”。

疫情也重新打开了郭梦娇希望尽早付诸行动的清单。原先只停留未来时间的、给父母安排的体检，带他们出去旅游等事项需要尽早落实。但她也坦承，一旦回到工作状况，陪伴父母的时间肯定又会变少，“行为上没有跟上之前的期待”，就像规划的20场讲座并没有如期完成一样。

不过，此前对于双方关系和人生的重点到底在哪里的疑惑，经过这场疫情，郭梦娇似乎更清晰了，“是那些我爱的人，和爱的事，才是最宝贵的。这场疫情，带来了很多意外和困难损失，也收获了成长和生命的重新排序”。

姗姗来迟的第一所分校，将预付费改成后付费的勇气

如果没有疫情影响，到今年9月份，刘春于去年春天在上海普陀开办的第一家培训机构就能实现盈利。紧接着，他会在上海开出第一个分校区。但疫情搅了好局。

疫情给线下教培业带来了震荡，诸多机构面临着退费、裁员等经营压力。跑路、倒闭的机构屡见不鲜，诸多机构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但刘春说，关于房租减免的政策自己迟未见到落实。

在疫情爆发初期，刘春做了初期的计划，他判断上海6月可能恢复线下授课。便拿出自己的积蓄，筹措资金，勉力支付员工的工资，“没有做过任何的少付或者晚付，都是正常发放，包括税收，包括员工的养老金”。

为了缓解家长的焦虑，不耽误学员的学习，刘春鼓励线下学员转至线上培训，同时因为复课时间迟未确定，机构主动要求可以先给学生退费，“等学生什么时候愿意了再做”。

可即便复课后，刘春也有顾虑，因为一旦疫情反弹，必然会引起家长恐慌。对此，机构也给出对策，在国家没有官宣疫情彻底得到控制，获得胜利之前，刘春说，他们可将预付费模式改为“后付费”模式，学员“按照自然月上完了再跟我们结”。

在刘春看来，在大灾大难面前，教育人的社会担当和对学员家长的责任心至关重要。他是军人出身，退役后自费去澳大利亚读教育心理学，父母和祖上都做过教师。对他来说，强国要靠教育。他去进修，做市场调研，前后筹备了两年时间。

更早之前，他曾带着女儿参加过很多培训班，明白真正做教育的痛点和难点在哪，那是比套餐、优惠更重要的东西，等到自己上手，刘春迅速明确了办学的方向。

第一家做K12学科的校区看起来经营不错，原计划到今年暑假就能盈利。但今年，机构能实现盈亏平衡就不错了。复课之后，刘春能预想到大家都在拼命抢市场，但他认为，损失已成必然，机构要做的是“先把教育和服务做好，抓各项师资道德规范”，对学员和家长负起责任。只有尽心，才会遇到有家长愿意在机构困难时，提出主动借钱帮助其生存下去。

不过，疫情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比如在场地租赁上。刘春说，教育培训机构场地要求门槛很高，“独立产权要过，消防要有两个通道，要多少面积以上，平时都很难找，能看上的价格很贵”，疫情放大了供给，一些符合培训场地要求的餐饮企业、美容美发店，甚至私人影院的租金相比疫情前下降了10~15%左右。“有投资眼光的话，现在应该拿下，盈利是以后的事情。”

如果顺利的话，刘春估计到明年暑假，最晚到2021年，加上要新开的店，两家都可以达到盈利。但启动分校的筹备资金是笔不小的数字（100~150万），而疫情期间的收入又明显减少，这对不想打乱拓校节奏的刘春带来不小的压力。不过，好消息是，在6月份，上海已陆续开放线下培训。

被耽误的学区房，被焦虑笼罩的中年

疫情让王琳争取再买一套学区房的目标落空了。这甚至差点危及到她的生活。王琳在一家主营生涯规划的公司做品牌经理，此前也涉足教育信息化和教育大测评数据业务。

疫情前，王琳把房子安置在江苏某市高铁站附近，她在上海上班，拿着两万工资，下班坐着十几分钟的高铁回家，当地的生活成本不高，生活看起来颇为惬意。

但从去年开始，王琳第一次感受到中年危机，“各路媒体曝出来的35岁的危机，到中年被公司裁员，华为清退34岁以上员工，阿里辞退35岁程序员，中年只能去送外卖，开滴滴一类的，公司、企事业单位招聘限制35岁等”。

王琳今年34岁，她认为，30-35岁是职场上的黄金期，而自己一只脚快踩临界点。“这个阶段要多挣钱，如果30-35没有挣到钱，35岁后就更难了，到时候又要照顾孩子，更没有那么精力在事业上”。

此外，在创业公司待久了，王琳也有很强的危机感。她一直琢磨着如何把风险分摊到不同的平台，“我本身在教育公司做了好几年营销，又懂教学，所以出路也挺多”。她开始利用晚上时间去在线教育公司给学员上课，周末就到当地的培训机构做兼职老师。

她给自己订的新年目标是，赚更多的钱，还房贷，同时为自己的新一套学区房储蓄。王琳还没要孩子，买学区房一来为孩子读书做准备，二来为了投资，“四五十平米也不贵，一百多万”。王琳告诉芥末堆，学区房虽然都是老破小，但“只要有孩子上学，学区房永远有人接盘”。只要付了首付后，可以租养贷。她了解到，苏州当地很多80后都有2套房，“其实房贷只要不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都不会影响家庭生活”。

但疫情打破了原先状态。首先是学校没开学，对公业务做不了，公司拖欠了她好几万的工资，而周末在当地兼职的培训机构（1600多平，有5家校区）也在疫情初期发不出工资，兼职的课时费也没影了，“更别说不正规的小机构了”。

王琳说，这让她身边很多人的生活陷入窘境，他们大部分都有房贷，有的还要付房租。且很多教育企业疫期无法开工，员工也没法重新找工作，“除非换行业”。

她告诉芥末堆，很多人“只能刷信用卡，借呗，花呗，还有找亲戚借钱，“女老师还好点，不是家里挣钱的主力，男老师就惨了，家里指望着男的挣钱，我知道的有的培训机构给老师发当地最低工资的80%，这样大家还能勉强有生活费”。

为了及时止损，王琳还是选择果断辞职。一边继续做在线教育的兼职老师，一边瞄准了小区孩子的辅导需求。王琳说，疫情期间，有位妈妈找到她，说自己刚升初一的孩子，上网课不认真听讲，学校开学的摸底考才考30多分，且之前找的培训班没有效果，希望她能够帮忙带着。

于是，王琳开始在小区做起了家教。虽然与资深的老师比，王琳自认为差点火候，但自己数学和语文的好功底足以应对小升初学生的辅导要求。王琳是华师大的教育学硕士，手握教师资格证，前后在多家教育机构多个岗位深耕8年，对行业有较深的了解，“如果是只懂教学的老师，营销上就没那么灵活，如果只懂营销，没有硬本事也不行，靠专业度把家长吸引来并留住，比啥免费课，1元课，各种营销手段都有用”。

王琳表示，拓宽收入渠道在疫情期间至关重要，因此放下身段也未尝不可，她也曾一度考虑过去自家旁边刚开的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做市场推广、电商运营。随着线下机构逐渐放开，王琳也开始在线下机构恢复兼职。

整个疫情期间，王琳共教了十位学生，杂七杂八的收入加起来平均月入一万多，虽然比之前的工资略有差距，但活做得相对自由。不过，学生开学后，由于周一到周五的课时少了一半，自己的收入也就降低了。

在疫情前，王琳希望自己赶在35岁之前多攒钱，尽早接近再入一套学区房的目标。现在则发现，要实现这个目标看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勇气。值得高兴的是，她教的学生在开学后，学习状态保持得不错，有学生“数学都考出97，90以上的好成绩”，口碑开始在邻居之间传递。

校区标杆难建，加盟事宜搁浅

刘朝霞是教育投资人、也是教育企业的管理者，除此之外，她还是两个女儿的母亲。

原先她的日常是这样安排的：早上起来把上二年级的小女儿送去上学，然后自己有半天的时间看书、学习管理知识，中午到晚上则在校区工作。

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节奏，首先是在美留学的大女儿逃回了中国，但因为时差问题，上课很不方便，“晚上上课，白天睡觉，就是把一个20岁的小孩都熬出白头发”。

而小女儿看起来也成了干扰因素。刘朝霞说，小女儿因为疫情不能到学校上课，“从早上醒着就黏着你，一直到晚上也不放过你”。仅仅是这样还不够，疫情逼着刘朝霞的校区将课程搬到线上，团队要去研发新的产品线，跟小伙伴一块磨课，做一些管理架构的调整。

创业三年，刘朝霞已经在上海开出8家主营美式数学教育的校区，在全国已有10家加盟校。她今年上半年对校区发展的规划是，除了要将争取把上海的几家校区做成满校，成为其他校区标杆，同时要梳理校区管理的标准化流程。另外，具体指标上，全国要做到30间分校。对此，刘朝霞专门报了很多培训班，要为规模化发展做输入，迅速地学习如何做加盟的运营，进行标准化集团性的管理等。

但疫情打破了这些规划，校区发展上，“不光没有招满，而且还因为疫情期间课上完了，流失了一些学生”。由于租金压力，刘朝霞将有英语学科的校区搬离原来的场地，与别人合拼小点的场地以节约开支，这引来家长的不快，“不理解的家长虽然不多，但个别还是有过激行为，团队和我压力都比较大”。

整个上半年，刘朝霞和团队做着维护，线下转线上也进展地较为顺利，对机构来说，今年“招新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在老学生的服务跟维护续费上都完全不低于去年，甚至做得更好”， 考虑到疫期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明年1月份，刘朝霞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每个教育行业的老板今年都做好了亏钱，继续投入的准备”。

在家庭这个大后方，刘朝霞开始调整工作，学会适应家里两个家伙同在的时光。但大家伙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到美国继续学习，“如果不能回去的话，因为老大他是数独的世界冠军，让他支持一下教育行业，所以也在网上开一些直播课，锻炼一下他的能力”。

关于经营和未来，刘朝霞希望看到更多积极的一面，她时常会想到那些疫情期间逝去的生命，觉得自己至少还有健康的体魄开启新的旅途，即便跌倒谷底也有重新爬起来的机会，她也借此去鼓励自己的团队，要“认清哪些才是真正来学习的人，虽然疫情不能开学会有很多投诉，但理解的人更多，团队也更清晰自己的用户画像，并以此来改善产品设计，更好地服务忠实的客户”。

唯一让刘朝霞感到难过的是不同人对处于困境中人的态度差异。“有些家长平时看上去跟校区的工作人员关系都还蛮好的，但有一点点触犯到他的利益的时候，可能就完全不理解，歇斯底里，想去做过激的行为，有的时候就觉得世态炎凉，就是你服务做的有多好，曾经给过他的优惠他可能都不记得了……”

“看上去（朋友、客户）平时他在努力社交你，想获得你的一些教育资源，但今天可能因为不可抗力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跑得很快，还是有些失落的”，刘朝霞说道，那些冲突对团队员工的启发是，“决定开工后更认真服务信任的人”。

（注：王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