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曝出的冒名顶替上大学案，引发舆论持续关注。舆论普遍认为，冒名顶替上大学，属于性质最恶劣的高考舞弊，比考场上作弊对高考公平的践踏，对他人的伤害严重得多。然而，对于冒名顶替案的处理，从具体案例看，似乎却比考场作弊要轻得多得多。

要严惩冒名顶替这类考场之外，涉及高考招生、录取，关乎考生切身利益的高考舞弊，必须将这类舞弊行为，也直接入刑，追究所有参与舞弊者的法律责任。

针对我国社会舆论十分关注的严惩国家考试作弊问题，2015年1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明确将将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纳入刑法范畴，新增了4项款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的考试作弊罪：组织作弊罪、帮助作弊罪、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罪以及替考罪。

这被认为是“从严治考”的里程碑，对打击国家考试中的考试作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考试作弊罪，只针对在国家考试“考场”上考试期间的作弊，而并没有把性质更恶劣、收益也更大的在考场外，招生、录取过程的舞弊，以及在带有自主招生性质的考试、招生中的舞弊纳入。导致对这些严重舞弊行为的处罚，目前大多只是行政处分，这无疑是对严重舞弊行为的纵容。

替考已入刑，冒名顶替上大学，却不入刑，实在说不过去。

据媒体报道，山东高校清查出242起冒名顶替案，目前已知的处理，只是撤销冒名顶替者的学历、学位，都有哪些人参与冒名顶替运作，对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处理，则一概不知。运作冒名顶替，不可能是考生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必定有当地中学、教育考试招生部门、户籍管理部门以及高校人员参与。如果严查，运作冒名顶替者，可以依据行为情节，依法追究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诈骗罪、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等。但是，调查并没有这么深入，从已经曝光并处理的冒名顶替案看，大多没有交代利益交易，参与的公职人员，受到的处理主要是行政处分、党纪处分。

冒名顶替上大学属于考场外的舞弊，运作冒名顶替上大学，从性质看，应该属于组织作弊。而且，这类组织作弊，比在国家考试考场组织作弊，收益更大，危害也更大。国家考试的组织作弊，还是为了提高考试分数，而且，能不能提高还存在不确定的。冒名顶替，则是直接“搞定”录取、报到，但这类舞弊，却不属于组织作弊罪，令公众十分困惑。

明确运作冒名顶替，就属于组织作弊罪，或者再增设冒名顶替罪，才能回应公众对这一严重舞弊行为的关切。明确这一罪责后，不管参与者之间有怎样的利益交易，就可以使用这一条款，追究刑责。

与冒名顶替这一考场外舞弊运作类似的，还有高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录取，以及研究生免推、面试中的舞弊，这些舞弊行为也是为获得具体的升学利益，破坏招生录取秩序，但却没有“入刑”。比如，前不久西南交大处理“篡改课程成绩保研事件”，对参与舞弊的学校教务部门负责人，只是“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的党纪处分，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管理岗6级降为9级”，学生本人则只是取消保研资格。而严格说来，篡改成绩获得保研机会，比考研考场作弊的收益更大，考研考场作弊，在读考生本人要被开除，不能获得学士学位，还要禁考一到三年，如果有人组织作弊，则要追究刑责。

区别对待考试考场作弊，和考场外运作招生、录取的作弊，是不符合法理和情理的。随着推进升学录取改革，我国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国家考试考场外的学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测试，研究生推免遴选，也是国家考试的一部分，应该一视同仁，纳入统一治理。另外，招生、录取环节的违法运作，由于参与者主要是公职人员，对招生秩序的破坏性更大，应该将其作为比考场作弊更严重的舞弊行为追究责任，而不是仅仅做内部轻描淡写的处理，这会严重破坏教育公平，影响招生录取的公信力。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教育”。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