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还要挤破头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是在这过程中，也许得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恰巧不幸出生在那样偏远的地区，你希不希望自己被落下？如果你幸运地避开了那样的匮乏，是否还会用一句“不够努力”来轻松地为他人的失败作解答？

关于高考，总有关于资源分配和公平竞争的讨论，早在十年前，时任总理温家宝就曾疑问：“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这其中当然有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人口比例逐渐降低的原因，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人们之所以尤其关注高考，是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以个人能力为本位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分配机制，不仅关系到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公平分配，也关系到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流动。

“高考成为了一道隐形的墙？”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比去年多了40万，千万考生的命运又一次被摆上天平。但在前些时日，某男艺人在直播中曝出自己高考身份造假，之后又有大量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浮出水面。关于那些“被偷走的人生”，网络上又重新掀起一场针对高考公平的讨论。

很多人认为，至少高考让所有人都站在了相同的赛道上，在形式上体现出了公平竞争。

媒体人唐驳虎曾研究衡水中学的发展历史和招生模式，发现衡水中学之所以如此“出类拔萃”，是因为它像抽水机一样，聚集了周边县市甚至外省的优质学生，同时以极端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让学生在三年里接受高强度的高考备战。

衡水把教育视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产业，慢慢形成了以“衡水模式”为核心的“衡水系教育产业”。因为教育资源有限，又有众多家长相信衡水中学会帮自己的孩子考上理想大学，于是竞争开始下沉，“无论高中还是初中，都越来越抢手，学费越来越高，压力巨大的家长们，甚至已经把竞争延伸到了‘小升初’阶段”。

对于青少年来说，高中三年高强度、灌输式的教育已经是一种挑战，如今还要蔓延到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同时，在单一的选拔模式下，这种极端的教育形式和资源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竞争力，但公费生名额有限，教育越来越成为一扇隐形的墙，将资源匮乏的低收入人群阻挡在外。高考成功的前提也越来越提前，进“最好的”高中之前要先去“最好的”初中、去“最好的”小学。学生疲于备考，家庭倾注各种资源。

唐驳虎将衡水中学形容为“中产阶级的私立学校”，写道：“想进衡中上学，要么就得顶尖聪明、考得进衡中极其有限的公费生名额，要么就是家境宽裕、付得起高价择校费，而显然后者是大多数。面向顶尖聪明学生（大部分本来也就是城市中产家庭）的掐尖，面向广大中产、次顶尖学生的收费，这就是衡水模式做大的双轮驱动。”

▲ 与衡水一中、志臻实验中学相邻的“衡中公馆”，“房天下”显示目前房价为9500元每平米。2013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衡水中学与当地的房地产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投建“衡水第一中学”。此后，衡水中学（本部）依然是面向衡水本地的公立高中，一中则是面向河北全省掐尖，市场化运作、自主招生的私立高中，同时全面享用衡中的教学资源。但从校长、老师、管理制度、班级编号看，两所学校是一体的。© fang.com

关于高考，前年还出现了一块“改变命运的屏幕”，在200多所贫困地区的中学，学生们通过网线和一块屏幕，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作业、考试。因为有了这种形式的网班，一些学校的升学率迅速提升，不少人考上了清华北大。

有亲历过网班的学生后来回忆，那块“屏幕”并未出现在全校，学校专门组成了“网班”，投入最好的师资，甚至单独为两个网班安装了柜式空调，每个教室两台，而其他的班级则要等到一年以后才会陆续安装。

亲历者发现，网班的成功依然在于“资源的集中”，与其他关于教育资源分配的质疑并无二致。双倍的投入，换来了93%的一本率，但其他的理科班和文科班成绩则有些令人失望。“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这种做法无非是在外部教育资源倾斜的基础上将内部教育资源倾斜，老师的配置、课程的安排、学校的重视程度无一不是如此……”

在这种应试教育的竞争下，成功者除了拼努力拼天赋，往往还得拼运气。运气好的，生在了付得起高价择校费的家庭、被选进了举全校之力打造的网班，就有更多的机会考进更好的大学。运气不好的，生在了隔壁县、交不起择校费、没进到网班，机会就少一点。可能仅一墙之隔，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就是天壤之别。更别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差距。

扩招之后，更多农村学生去了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关于高考，一个最常见的困惑在于，为什么身边的大学生明明越来越多，依然有很多人认为高考并不公平？

温家宝1960年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58%。到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60.6%，乡村常住人口降至5.5亿人，较上一年减少了1239万人。

理想状态下，如果公办教育的资源公平分配，大学里的城乡人口比例应该和全国的同类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对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学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1989-2005年间，占总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改变开始于1998年底，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不仅提出了“双创”（创建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还指出要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彼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76%（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时仅为1.56%），到2019年，这一比例已达50.6%，在校生达到4002万人。

因为大学扩招，入学名额更多，农村学生的机会也更多，只是更多的人去了专科院校。对比四川高校的城乡学生比例，专科院校的城乡学生入学机会差距一直处于缩小的态势，到2010年时几乎实现了机会对等。早至2005年，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的一个课题组也发现，农村生源确实因为扩招而增加了，但是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农业大学的农村学生也变少了？

不公平感主要来自重点高校。

2011年秋，从湖北农村到中国农业大学入学的新生小李发现，班上30多人，只有不到10个来自农村。连农业大学也把农村学生抛弃了吗？1999-2001年间，中国农大的农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是到2011年，这一比例首次跌破三成，仅为28.26%。

在排头的清华北大，这一比例更低。1952-2002年（除开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来自城市的学生比例一直处于绝对优势，高于70%。另外有研究发现，1978-1998年间的北京大学，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还集中于20-30%之间，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下降并保持在10-15%之间。

对清华大学2010级的一次抽样调查也显示，当年该校农村生源仅占总人数的17%。而当年高考考场里，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至少还有一些农村学生进了重点大学，看似终于在人生的赛跑中赶上一程。

但是距离还在。对比北京大学2004-2009年1.6万名本科生四年的成绩与省份来源，整体来看，优秀学生多集中在沿海或者经济发达省份。因为经济积累、基础教育设施、家庭背景及家庭参与教育，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成果更好，并且会将教育优势从初等教育保持到本科教育。

学者梁晨等人曾研究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分析得出两高校的生源比例。其中北京大学城市学生比例一直处于绝对优势。

纽约大学教授Michael Hout曾提出“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的假设，指出只有当上层阶层在特定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基于阶层出生的优势比才会下降，否则不平等将继续维持和扩大。

高等教育不单称普通高等教育，还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因为性质有异，社会各阶层有各自的取向偏好：更偏向地位取向的本科教育会使优势阶层扩大他们的相对优势，在更偏向生存取向的成人高教领域，则在大学扩招使中下层群体积累更多必要的技能。

“大学无用论”的盛行也源于此，倾全家之力再咬牙坚持四年甚至更久？习得某个傍身的职业技能尽早投入社会？都是整个家族的和年轻人之间的权衡。

自主招生成为历史，它曾带来什么？

2020年1月，教育部公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明确今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至此，持续17年的自主招生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从轰轰烈烈到戛然而止，这一政策曾经带来了什么？

2003年，经过两年试点，教育部正式启动自主招生改革，希望能通过自主招生的试验来改革高考过程中的“应试教育”、“唯分数论”弊病。到2019年，全国共90所试点高校有自主招生资格。2018年，自主招生报考人数达到了83.7万，最终通过率约为4%。

各大中央部署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在招生时理应关注区域公平，但是通过分析五所东部重点大学（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浙大），研究者发现自主招生名额在不同区域间的投放不平衡，东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多，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少，个别省份甚至为零。

“公平”和“效率”一直伴随着针对高考的争议。高考更着重于在统一的试题和分数线下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自主招生则更在乎“综合”、“特别”，希望借此能让让偏才、怪才脱颖而出。

一些高校将发表论文、文学作品、专著以及在学科竞赛中获得名次纳入报名条件，但时有学生论文抄袭、造假的新闻爆出，几所在自主招生中录取名额较多的高中名校也“集体沦陷”，“每一个学校都存在着不止一例学生论文涉嫌造假（的情形）”。学术不端的问题向中学蔓延。

对比北京大学2005-2009年共5届分别通过“自主招生”和“统一高考”录取的一万余名本科生，研究者发现，“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远低于本就很低的“普通高考”这一渠道。

5年中，该校通过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中，约有16.4%为农村户籍，自主招生平均仅为5.4%。对比同时期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统一高考和自主招生都远未达到城乡均衡，且在自主招生中的失衡更为严峻。此外，该校自主招生中还存本地生源较多的问题，录取比例平均比普通高考还高4%左右，达到20.4%。甚至该校管理者也意识到，自主招生的题目和考核类型对于农村学生更困难。

为什么农村学生这么少？因为甚至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很多人就退出了关于高考的竞争。“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曾在贫困农村地区就学生入学问题开展了8次大规模的调查，追踪了近2.5万个学生。结果显示，2013年，贫困农村地区37%的人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而城市学生基本超过90%。

我们在高考这几天看到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有的人甚至没能到达河岸边。

▲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调查发现，差距在高中之前就出现了。初一入学的时候100名学生，到初三的时候69人，其中23人没有再上高中，读到高三的就只剩下37人。

谁最不可能考上大学？

1998年底开启的大学扩招，既赶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验收期，也赶上了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适龄阶段，既带来了辐射宽广的各种利好，也引起了喧嚣不止的争议。

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正在向60%迈进，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却还在影响着随迁子女的教育。直到2012年，才终于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这份由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意见》指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主要原则是坚持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口合理流动，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

《意见》发出后，各省市相继推出了具体的地方政策，其中人口输出地和高考大省制定的条件都比较宽松，比如江西省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职业、住所等都未做要求，外省籍的学生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之后便可就地参加高考，享受与江西籍考生相同的招生录取政策。山东则求外省籍学生具备山东省高中段学校学籍，并有完整的学习经历。

人口流入地的条件则严格许多。比如北京、上海等地一直都在慎重考虑、稳妥推进，依然专注于治理开墙打洞等关乎民生的事务，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要求也极为严苛。

但比随迁子女还艰难的，是依然留在农村的学生。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发现，在贫困地区，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孩子，营养、智力等指标整体上最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层的。”

在贫困的农村，屋舍凋敝，教育资源极其匮乏。留下来的，只有37%能在千辛万苦之后高中毕业，对比城市那傲人的90%。

也许有人会说，“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了，如果将政策倾斜给农村学生，定额降分录取，且不说如何继续保证程序正义，他们和‘真刀真枪’由分数线录取的学生都不在同一个水平，高校怎么上课？”

是，机会、过程、结果，它们的公正与否各有侧重，是保证基础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还是保证中考、高考制度的透明公正？还是在最后通过各种支持“计划”来确保固定群体的录取比例？

最好的状态当然是既保证基础资源的公平合理布局，也确保录取流程的透明公正，因为这样，就无所谓谁“窃取”谁的教育资源、谁“侵占”谁的录取机会了。

我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还要挤破头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是在这过程中，也许得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恰巧不幸出生在那样偏远的地区，你希不希望自己被落下？如果你幸运地避开了那样的匮乏，是否还会用一句“不够努力”来轻松地为他人的失败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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