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财政（ID：CIEFR-PKU），作者：魏建国、周森、毕建宏、周娟

经过“211”“985”“2011”“双一流”等重点高教建设工程的推动，我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从ESI、自然指数来看，还是从世界各个大学排行榜来看，我国的大学和之前相比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和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型大学体系相比，在我国，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是非常不足的。北京大学前任校长林建华教授曾在2019年4月举行的“聚力乡村教育振兴——2019年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实际上是严重不足的。”他以美国加州和我国的广东省、浙江省做了对比，进而提出“在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的差距，不仅体现在西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贫乏，其实在东部发达的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也是非常缺乏的。”[1]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是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直接影响到高校系统的创新能力，同时也可能影响到一流智力人才的流失，最终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本文将从几个维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扩展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策略。

[1] 林建华.面向未来的大学教育[R].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财政》2019年第6-3期。

一、从多个维度看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

下文从多个维度来进一步分析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一）全国层面研究生数和本专科生数比值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高级阶段，可以作为优质高等教育的一个替代指标。从1976年到2017年，美国研究生数与本专科生数的比值一直保持在15%以上，近几年来逐年上升，2018年达到18.3%。我国的这一指标也是逐年上升，2018年达到9.5%，但和美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绝对数来看，2018年美国的研究生在校生数为300多万人，而我国为270多万人。而在本专科生方面，我国为2800多万人，而美国为1600多万人。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关比值，都可以看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而研究生教育只有达到一定水平的高校才有能力开展。

（二）就读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比例2009-2017年，美国在两类研究型大学（研究Ⅰ型和研究Ⅱ型）就读的学生数占当年四年制学生总数比值分别为：33.81%、33.34%、34.69%、34.93%、35.13%、35.36%、37.47%、37.25%、37.40%，最近几年的占比都在35%以上。

再来看我国的情况。以最能代表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985”高校在校本科生数占全国在校本科生数的比例来看，近年来的比例在5%左右，而以央属高校在校本科生数占全国在校本科生数的比例来看，近年来的比例在1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一步推进，上述两个比例持续降低，分别从2000年的19.21%和28.69%降到2017年的4.75%和10.91%。因此，从这个维度也可以看出，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不足的。

（三）代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研究型大学数量偏少我国“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加起来也只有137所。而美国建成了一个研究型大学体系，包括两类研究型大学共266所。其中，具有极高研究强度的研究Ⅰ型研究型大学就有131所。我国目前的高水平大学数量和建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研究型大学体系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四）大量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近年来，除了大量优秀本科毕业生继续出国留学外，大量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也加入了出国留学的大军。以加州大学系统录取的外国本科留学生为例，我国在2010年前后超过韩国，占据第一位，之后人数迅速攀升，2012年超过5，000人，2014年超过10，000人，2018年超过18，000人。2018年，我国还有超过7，000人的研究生在加州大学系统就读。这个学生规模，相当于加州大学系统为中国留学生办了一所分校。大量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或许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这一状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高校创新能力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二、扩展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策略

美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研究型大学体系，其在借鉴德国模式建设自己的研究型大学时，采取了老校转型和新校设立相结合的模式。内战之后，创建于殖民地时期的学院开始转型为研究型大学。例如，187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创立了杰斐逊物理实验室，这是在科学学科领域第一个完全用于研究和教学的美国大学设施。然而，新设的大学迅速在实践研究型大学的传统方面超过了已有的大学。1876年创立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是第一所从创立之初就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大学。在其创立后的前二十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超过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总和。

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之后，美国又创立了多所研究型大学，例如：克拉克大学（1889年）、斯坦福大学（1891年）、芝加哥大学（1892年）。在世纪之交，几所州立大学也已经确立了其作为领先的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主要包括：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总之，经过老校转型和新校设立，美国迅速建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

前文从多个维度的分析表明，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是不足的，突出体现在代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较少。长期以来，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导，央属高校几乎是高水平大学的代名词。同时，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建设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对已有大学的重点支持和投入。值得注意的是，未来，通过扩大已有高校的办学规模来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们来看一下我国和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数和本科生数的绝对数和比值情况。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的研究生数远高于美国大学。

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数达到33，032人，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的本科生还要多。而美国大学中研究生数最多的哈佛大学也只有13，120人，也低于我国排名最低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数为13，950人）。而在本科生数方面，加州大学系统几个分校的本科生数都比较高，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戴维斯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尔湾分校都在3万人左右。而美国私立大学的本科生规模普遍都比较少，最多的斯坦福大学也只有7，056人。

同为公立大学的我国的几所大学，本科生规模却远低于加州大学系统的几所分校。最多的浙江大学为25，425人，比几大分校少将近5，000人。从在校生总人数来看，美国在校生数最多的是洛杉矶分校的44，537人，我国在校生数最多的是浙江大学的54，641人。再从研究生数和本科生数的比值来看，美国加州大学系统几所分校的比值都比较低，比值最高的是洛杉矶分校，为41.04%，而几所私立大学普遍比较高，除了普林斯顿大学为55.93%外，其他大学的比值都在100%以上，哈佛大学的比值接近20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学的相应比值也不低。

清华大学的比值要高于哈佛大学，其他几所大学的比值也超过或接近100%。从上述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通过扩大已有高校办学规模来扩大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大。和美国的顶尖大学相比，我国顶尖大学的总体规模不小，同时研究生数和本科生数的比值也不低。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单个顶尖大学的规模应该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下去。

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扩展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必要在发挥中央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经验，调动多方力量，采取支持老校发展和鼓励新校创立相结合的策略，以建成我国的研究型大学体系。

1、进一步发挥中央政府主导作用和调控作用，继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建好“部省合建”大学。“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在中央政府层面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主要举措，在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具有极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高水平央属高校是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种子选手。对于这些高校，在进一步建立健全办学体制机制的同时，应该予以重点支持。“部省合建”是中央政府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层面合理布局的战略性举措，是“省部共建”的升级版。在没有央属高校的中西部地区，根据“一省一校”的原则，重点建设14所“部省合建”大学，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的调控功能，是对高教落后地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支持。

2、鼓励地方政府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长期以来，我国的地方高校主要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任务，只有少数地方高校进入高水平大学行列。未来，应鼓励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首先，应该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支持所在地央属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这样既能促进相关高水平大学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相关高水平大学的办学水平、进而实现国家战略。其次，鼓励地方政府举办研究型大学。举办研究型大学需要巨额的经费投入，在我国扩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要求中央政府继续新办大学是不现实的，而对于某些财政充裕的地方政府而言，它们恰好具有举办研究型大学的财力和冲动。对此，中央政府应予以鼓励和支持。

近年来，深圳市在举办研究型大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正在逐步改善高等教育落后的状况。例如：深圳市举办的南方科技大学以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就，在一些大学排名中有不俗的表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是哈工大的一个校区，是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所大学，可以独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应该是国内一流大学与地方政府合作共赢的一种办学模式。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是继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和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之后的第三个校区，成立于2015年。其发展目标是：市校合作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将深圳校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传承中山大学办学传统，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校区，使之成为支撑引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辐射粤港澳湾区及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重要培养基地。此外，深圳市还与中国科学院正式签约共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也已开始正式运转。除了深圳大力发展研究型大学外，广东的佛山和东莞、山东的青岛等地也在积极筹办高水平大学。

3、鼓励科研院所举办研究型大学。长期以来，“科教分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高水平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而鼓励科研院所举办研究型大学有助于“科教融合”。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举办中国科学院大学，并和上海市合作举办上海科技大学，是探索科学院体系与高教体系相互融合的新尝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也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办学成效。而中国科学院大学还在国内多个城市建立二级学院和校区，进一步扩大办学影响力。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举办模式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其他科研单位予以效仿。

4、鼓励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私立大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66所研究型大学中有81所为私立研究型大学。私立研究型大学在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同时，还大大增强了整个研究型大学体系的竞争性和多样性，而这对整个研究型大学体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定的阶段，私人财富积累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一些知名企业家屡屡进入各种全球富豪榜的前列，社会力量具有了举办研究型大学的潜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予以修改，明确对民办学校按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实行分类管理。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税收、土地、捐赠等方面规定了诸多优惠政策。《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为我国民办研究型大学的积极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作为我国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的西湖大学已于2018年成立，学校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为办学定位。西湖大学是社会力量投入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重大体制创新。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创立，使得民办研究型大学能在我国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能够象美国的私立研究型大学那样发挥其促进竞争性、增加多样性的功能。

5、鼓励高层次中外合作办学。在扩展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还应该充分利用境外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近年来，以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的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纷纷涌现。例如：上海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昆山杜克大学等。这些高校往往依托境外著名大学，在办学体制机制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对于此类中外合作办学，应该予以积极鼓励和支持，让此类高校成为我国研究型大学体系的有益补充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将新校创立作为扩展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策略。和传统高校相比，新建高校往往没有历史包袱，可以在建校之初就实行有利于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例如：董事会制、校长负责制、预聘-长聘制等，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显示出办学的优势，这有利于一个竞争性的、多样化的研究型大学体系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扩展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对于上述各种办学形式，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该予以积极鼓励和引导，为我国新型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宽松的发展空间。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财政”，作者魏建国，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毕建宏、周娟，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