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读EDU（yidu_edu），作者刘堃

校长是一所高校的灵魂人物。在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完到底高校校长是由本校内部产生好还是外部调入好，哪种方式更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堃又对比分析了中国顶尖大学校长与美国顶尖大学校长的个性特征，让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新发现！

问题的提出

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人物，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回顾国内大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位杰出的校长往往奠定了这所大学在高等教育上的历史地位乃至是当代地位，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蒋南翔之于清华大学、朱九思之于华中科技大学，皆是如此。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治理才能等深刻影响和塑造着大学。

因此，好大学离不开好校长，好校长成就好大学。当前，在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更有必要关注大学校长。

现有相关大学校长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或美国大学校长的群体特征展开。

首先，在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研究方面，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自1986年以来，大约每五年进行一次全美大学校长的调查，并发布《美国大学校长研究报告》（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Study，ACPS），该报告包含了美国大学校长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遴选过程、职业经历、职责任务等主要数据。

一些代表性的研究以此为材料，分析美国大学校长的人员结构、成长路径等特征。比如，姜朝晖等对美国教育理事会2017年发布的全美1546名大学校长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大学校长群体中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比例不断增加，校长的专业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其晋升路径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

其次，在中国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研究方面，我国尚未有专门研究机构发布全国性的大学校长研究报告，主要以学者对部分高水平院校校长的研究为主，但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也都借鉴了美国教育委员会开展的全美大学校长调查。

目前，最新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双一流”建设高校校领导或校长的特征。比如，马春波等对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1317名校领导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群体具有以男性为主、长期在高校工作、校长一般为理工科背景等基本特征。针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41位校长，白华也从他们的基本特征、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总体而言，目前对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研究在中美都比较成熟。然而，现有研究对于中美大学校长个人特征尤其是顶尖大学校长个人特征之间的比较分析还不够多。

因此，本研究希望将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个性特征与美国顶尖大学校长的个性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聚焦美国“常春藤”盟校和我国“C9”盟校

鉴于“常春藤”联盟高校和“C9”联盟高校均为中美各自国内最顶尖的大学，对这些大学校长的关注与分析，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本研究在选择美国顶尖大学时，便以“常春藤”联盟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八所高校；

而在中国顶尖大学方面，则选择以“C9”联盟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九所高校。

研究方法：以内容分析法分析校长的个性特征

根据高阶理论，管理者的行为选择是其认知、价值观等个性特征的反映，而其个性特征的形成则往往与年龄、教育、职业等有很大关系，因此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常被用作测量管理者个性特征的代理变量。

所以，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法为工具，以“常春藤”联盟高校、“C9”联盟高校的校长的个人官方简历为分析内容，主要从校长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两大方面并兼顾性别分布对其个性特征进行分析，以期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性别分布、研究领域、学历教育、学术成就、职业经历等方面，对美国顶尖大学校长和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个性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以下主要结论。

性别分布：美国顶尖大学校长较中国顶尖大学校长更为均衡

目前，在美国“常春藤”联盟的八所大学中，由男性担任校长的学校有5所，分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由女性担任校长的学校有3所，分别是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虽然，美国“常春藤”盟校的男校长比女校长多了2人，但总体而言，“常春藤”盟校现任校长的性别分布仍较为均衡。

而我国“C9”联盟高校的校长，目前均由男性担任，尚未有女性担任校长，性别分布较为失衡。

研究领域：美国顶尖大学校长比中国顶尖大学校长更为广泛

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校长的研究领域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研究领域覆盖较广，有6位校长的研究领域至少在两个以上。其中，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的研究领域最多，包含环境政策、谈判、经济学、法律、公共政策、高等教育等6个领域；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在管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社会与政策研究院、社会学系等多个学院或系任教。

二是研究领域体现出学科交叉特点。比如，康奈尔大学校长玛莎·波拉克从事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融合研究。

而我国“C9”联盟高校的校长基本上均聚焦在某一专业方向上，未有跨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且，除了北京大学校长郝平的研究立足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外，其余均为自然科学方向。


学历教育背景：美国顶尖大学校长较中国顶尖大学校长更为多元

8位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校长的学历教育背景较为多元。

一是专业跨度大，至少有6位校长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经历了跨专业学习。

比如，哈佛大学校长本科阶段学习理学，至硕士阶段转而学习公共政策，到博士阶段后除继续学习公共政策外，还学习法学，获得双博士学位。耶鲁大学校长在本科阶段获得心理学、理学双学士学位，硕士阶段则获得社会学、哲学双硕士学位，博士阶段为哲学博士。

这些大学校长接受的学历教育较为完善，文理兼修，使其知识结构都比较完善，且最高学位以社会科学为主。

二是经历大学多。这些校长通过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至少经历了两所以上的大学，有的达到三所。

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伯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而我国“C9”联盟高校校长接受的学历教育较为单调。

一是表现在专业学习上，除了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外，其余校长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基本上是同一个专业方向；

二是表现在经历的学校上，除了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外，其余校长基本上是在本科母校继续深造，完成本、硕、博学习，未曾跨学校深造。

学术成就：美国顶尖大学校长比中国顶尖大学校长更为顶尖

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校长的学术成就较为顶尖，8位校长中有5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既是一个表彰其成员卓越成就的学会，也是一个研究机构。当选该学院的成员与其他专家一起进行跨学科研究，以产生反思性、独立性和实用性的研究，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当选该院院士就意味着其成就得到了最高认可。

除此之外，多位校长还拥有多个荣誉博士学位。比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均有6个荣誉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布林格甚至有10个荣誉学位。由此可见，他们在全球学术界的超强影响力。

我国“C9”联盟高校的9位校长中，除了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外，其余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这充分展示了我国顶尖大学校长们较为顶尖的学术成就。但是，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似有不足，未有人获得荣誉学位。

职业经历：美国顶尖大学校长较中国顶尖大学校长更为丰富

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校长职业经历较为丰富。

一是具备多个高校就职经历。一般而言，在出任校长前，他们基本会有在两个以上不同学校任教或任职的经历。

比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在任职哈佛之前，曾担任过11年的塔夫茨大学校长，且在麻省理工学院曾任教24年，一直做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

康奈尔大学校长玛莎·波拉克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而后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一直做到密歇根大学教务长兼学术事务执行副校长，再到康奈尔大学出任校长。

达特茅斯学院校长菲利普·汉隆曾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在密歇根大学任教20余年，直到出任教务长兼学术事务执行副校长。

二是拥有高校之外的其他工作经历。

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伯曾担任过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书记员；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布林格曾担任过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书记员。

布朗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帕克森是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

可见，他们的职业经历遍及政府部门或企业。丰富的职业经历为他们积累了深厚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使其能更好地应对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在我国“C9”联盟高校的九所大学的校长中，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等5位校长均是毕业之后就留校工作，在校内不同岗位任职，直到担任校长。

其余4位校长中，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倒都在两所大学任过职，而且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另外，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也曾在两所大学任职。

对比美国“常春藤”高校校长的从业经历来看，我国C9联盟高校校长在职业经历的丰富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研究启示

通过中美顶尖大学校长个性特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中国顶尖大学校长在学术成就方面与美国顶尖大学校长“不相上下”，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并得到以下几点主要启示。

中国顶尖大学可以有更多的女校长

女性的核心专业技术能力、敏锐性、进取心、组织力、创造环境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过男性。而且在精神分析、人格心理、领导风格和伦理取向等关键的领导力维度上，杰出的女性领导者与男性领导力不分高下，甚至有所超越。

当前，女性在各个重要组织中担任领导人已经成为非常正常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女性已经担任了国家元首。近20年来，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占比上，欧美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女性校长也均较过去有大幅提升；女性校长相比于男性校长，其领导素质特征更加突出和鲜明。

但在中国一流大学，由女性担任校长的比例还比较低。应加强对女性领导的培养和选拔，让更多优秀的女性担任大学校长。

中国顶尖大学可以有教育经历更加丰富的校长

大学校长的主要角色是大学领导角色。一流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位教育家、优秀的管理者、具备创新能力、出身的社会活动家，而且能够处理好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大学校长要成为“讲政治的教育家和懂教育的政治家”。这对大学校长的知识储备、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目前，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由于其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基本上学习同一个专业，跨学科研究问题的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研究方向也聚焦在某一个较为单一的领域范围内。

而且大多数校长是理工科出身，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得还不够多，知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另外，他们在学生时代也基本在同一所大学完成学业，或对其他大学的校园文化体验和感悟不足。

这些因素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领导力的培养和发展。

因此，在现阶段应加强对大学校长的职后培训，进一步提升其办学治校的能力与水平。在未来，可以选拔更多具有跨学科、跨学校教育经历的人成为校长的后备人选，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

中国顶尖大学可以有职业经历更为多元的校长

美国大学校长以外部流动为主，职业经历比较丰富。我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包括“211”大学校长在内，其职业履历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从学校毕业留校工作开始，一直到担任校长，很少有在企业、政府部门等任职的经历。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已经经历了牧师兼职型校长、学者领导型校长、专家管理型校长、职业经理型校长四个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处于职业经理型校长阶段，该阶段对大学校长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元。而我国目前还处于学者领导型校长阶段。

未来，随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加快，可以考虑选拔具有政府、大型企业、科研机构等工作经历的优秀人才担任大学校长。同时，在选任高校领导时，可以加大不同高校间的交流力度。

小结

尽管中美两国的国情有很大不同，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美国高等教育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先进性、科学性与合理性。

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坚持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借鉴先进经验，推动中国大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而中国顶尖大学校长与美国顶尖大学校长在个性特征方面的一些差距，及以此为基础得出的启示，也许正是我们可以借鉴、改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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