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纪念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

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存在短短四年，却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回忆的。这不仅因为它开创了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更因为它凝聚了一批被誉为大师的文科教师，而且他们培养的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师。当年国学院做了些什么，今天也许已被淡忘，甚至不少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国学院。当年国学院在学界有些什么作为和影响，今天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只要讲到国学院，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而一旦提到他们，人们就会谈论他们的思想和为人，包括那些流传后世的著作和发人深省乃至振聋发聩的名言。这些大师是国学院曾经拥有的骄傲，也是清华人文学科和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在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想谈一谈对大师的一点理解。

我读过赵元任先生的一些著作，对他的生平也有一些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搞明白。赵元任先生1925年被国学院聘为导师，1926年立即引荐金岳霖先生到清华当教授。金先生一方面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另一方面着手创办哲学系。金先生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是政治学方面的，1925年回国，来清华之前在中国大学讲英文和英国史，没有写过一篇逻辑文章。从招聘一位教授的衡量标准来看，尤其是从委以创办哲学系这样的重任来看，金先生所能提供的简历大概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他此前所做的事情似乎与逻辑和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用今天的话说，他根本就不符合硬件方面的要求。因此可以问：清华凭什么聘金先生来教逻辑，又凭什么让他来创办哲学系？我猜想，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清华充分信任赵元任先生。陈寅恪也没有博士学位和著作，清华也是相信了梁启超的强烈推荐。另一个也许是学界有一种舆论：金先生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有很好的才能。而这两个原因都体现了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不知道清华会不会聘金先生来教逻辑和创办哲学系。如果不是基于这种认同，清华大学哲学系能够有后来的辉煌，大概也只能说是太幸运了。金先生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的第一人”，无疑也是大师。他不仅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金岳霖（左二）与赵元任（左三）

金先生是哲学大师，而不是国学大师。在今天纪念国学院的日子里谈论金先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我却不这样认为。清华国学院是清华人文社会学科的前身，虽然它只比清华哲学系早成立一年，但是它对清华哲学系的成立却有直接的联系和影响。在国学院制定的课程草案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课程专门有西方哲学一类，包括哲学概论、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西方哲学史、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美学等等。从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是国学院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讲逻辑课的赵元任先生立即引进金先生来专门讲逻辑，而且清华随即专门成立了哲学系，这说明国学院以及清华最初的人文学科建设对哲学是非常重视的，其重视的程度大概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我们都知道，王国维专门学习研究过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梁启超和赵元任后来也同时是哲学系的教师，讲授哲学和逻辑；陈寅恪为哲学系引进冯友兰提供了积极的意见。我不清楚当时国学院的大师们在制定哲学课程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起了作用。这些作用，对于清华哲学系的建立以及后来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对这些大师充满了崇敬，也许不少人的志向就是能够成为这样的大师。作为一名教师，我们都希望能够培养出好学生，也许许多人憧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大师。不过我以为，大师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不是学会多少种语言，写出多少部专著就可以成为大师了。大师也不是培养出来的，不是凭借什么样的课程安排就可以训练出来的。成就大师，是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做大师和培养大师，但是常常学习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的著作和思想，我却大致体会到，如果满足不了一些条件，做大师或培养大师肯定是一句空话。成就大师的条件也许有许多，但是基本的两条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是有广博的知识，同时又成为专门领域的专家，另一条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第一条是显然的，梁、王、陈、赵四位先生，还有前面提到的金先生，无疑都是这样，不仅研究范围广泛，而且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并且在一些方向上是非常好的、开拓性的专家。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仅外文就会二三十种，其中不少是死语言。据说，由于陈寅恪学问艰深，当年国学院请他指导论文的学生比较少。但是他后来任清华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开课甚受学生欢迎，有北大学生和清华教授来旁听。他学识渊博精湛，引经据典，被誉为“活字典”，“活辞书”。我不太了解陈寅恪，但是我相信，以他的聪明才智念个学位应该是很容易的。然而他留学十几年却没有念博士学位，这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所学的那些东西上不无关系。而且他从1945年失明，虽然一直有助手，但是以后的学术工作几乎都是凭自己的记忆进行的。如果以学术竞争来比喻，这就好像他停下来等着别人超过他。结果怎样呢？即使在今天，他的专业水准仍然让许多专家难以望其项背。他的学术成就仍然令人们钦佩和景仰。这是为什么呢？

金先生所做博士论文是政治学，一生的兴趣却在哲学和逻辑。政治学和哲学无疑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使在哲学领域本身，由于二十世纪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逻辑从哲学脱离出来，也成为专门的学科，因此逻辑和哲学也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金先生把逻辑分析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以《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著作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最终达到“道超青牛，论高白马”的成就和境界。从金先生的学术历程来看，他1920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大约从1922年开始学习逻辑，1926年来清华教逻辑，直到1936年出版《逻辑》一书。这表明，金先生从专门学习逻辑到出版第一本逻辑著作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套用今天的概念，本科四年，研究生六年，金先生这本书至少也是当上副教授以后才发表的著作，这比今天许多人出版第一本专业著作晚多了。其实，今天许多人的第一部著作不过是博士论文的修改，而不少人读硕士、博士的时候还是改了专业的。不要说知识的广博，仅专业时间的投入这一项上，他们与金先生就有天壤之别。

学识的广博与专门是成就大师必不可少的条件。今天，我们谈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的著作摆在那里，更不要说不少人与他们还有亲身的接触和受益。但是如何满足这些条件，也就是说，大师们学识的广博与专门是如何达到的，真不是轻易能够说明的。

为学术而学术这一条有些虚，似乎不太容易说清楚。这也是我近年来思考比较多的。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年来一直被学界称道。人们在谈论和推崇它的时候，大概比较多地、甚至最主要的是针对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制约而言的。不过我却觉得，这样的理解似乎还应该推广和引申，而“为学术而学术”就是这种推广和引申的集中体现。作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干扰就没有吗？危害就不严重吗？比如说学术批评。老师的思想观点能批判吗？同事或同仁尤其是比较熟悉的、关系比较好的、甚至可称之为朋友的同事或同仁的思想观点能批评吗？批判一个人的思想观点与批评这个人能够区分清楚吗？在从事学术批评的时候能够摆脱所谓人情世故这样的东西的束缚吗？又比如说学以致用。这是一种观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导观念，也是今天学术领域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我们既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也有“改造世界”的现代精神。“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回答和解决时代的问题，那么时代要你干什么！”，这样的质疑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但是学术研究真的都能够对现实有用吗？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真的都能够解决时代的问题吗？尤其是解决那些所谓具有前瞻性、重大性、迫切性的问题吗？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有自己独特的适用范围。在我看来，学术研究领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是要遵循学术自身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不受非学术的干扰。说白了，就是应该怎样研究就怎样研究。

在金先生身边呆过的人都知道，在被问到为什么对逻辑感兴趣的时候，金先生说“好玩”。我想，这个回答大概可以有多解。相对于认为逻辑枯燥的人，它可以表示逻辑有意思，不枯燥。因此这可以是对逻辑这门学科的学习研究状态的描述。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金先生对逻辑这门学科的态度的描述。一个人把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看作“玩”，最直观地说，这就是抛弃了一切功利的念头和想法。从开始学习逻辑到出版第一本书，这一“玩”就是十几年。这里的“玩”表达了金先生的一种学术态度，也体现了他的一种学术观念。我们可以羡慕金先生没有专著就能当上教授，生活条件优越，不用申请项目，不为做课题所累，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每五年还可以有一次带薪休假。也许这促成了他那种“玩”的学术观念。但是谁都知道，他的《知识论》一书写了两遍。这是因为他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把刚刚写成的六七十万字的书稿丢失了。金先生的态度是“得重写”。既然是“玩”，就得继续，这是终其一生的事情。在金先生身边的人都知道，沈有鼎先生曾当面说他“那本书你看不懂”。如果说这是私下的事情，不能拿来佐证什么，那么周礼全先生发表的长文《<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却是白纸黑字对金先生的一些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无论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没有影响金先生与他这两个弟子的关系。这样的事情大概仅仅用虚怀若谷或师生感情深厚这样的说法是无法解释的。在我看来，这与金先生学术观念和学术态度是分不开的。学术是学术，人际关系是人际关系。学术可以是纯粹的，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纯粹的，自然可以以纯粹的态度对待它。最直白地说，大概就是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第一生命，或者说把学术放在首位。

我们称陈寅恪和金岳霖这样的人为大师。但是，“大师”不是行政职务，它不能依级别的高低而定。“大师”也不是技术职称，它不能通过量化的考核而成。“大师”更不是自封的。一个人不会由于呆在某个位子上，拥有什么头衔，掌握多少资源，发表多少著作文章就被称为大师，也不会因为被自己的学生门人尊称为“大师”或由于媒体的炒做而就是大师。“大师”是公认的，是被学术共同体公认的。这个学术共同体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它不是自己私有的，而是属于全社会。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性，它对于社会才重要。因此，真正的大师正是首先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才会被社会承认，被视为社会的财富。这个学术共同体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会传承的。因此它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大师们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因此，他们不会昙花一现，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必将流芳百世。

清华国学院成立至今已经80年了，我们也可以说，它成立至今才80年。这是因为那些大师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曾经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还因为今天我们的人文学院或人文学科已经变化非常大了。国学院只有四年的历史，清华重建人文学院也才十几年。同样是历史的中断，意义和结果却完全不同。国学院取消了，清华的人文学科却得到更大的发展。它从一个拥有四位大师的人文学科群体发展成为一个群星灿烂的人文学科群体。但是人文学科的取消却直接导致清华从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成一所工科大学，那些大师也四散离去。今天我们纪念国学院诞辰，展望人文学院的未来，最容易谈的就是学术传统，最希望的就是继承和发扬国学院和老清华人文学科的传统。但是，这些传统是什么？如何才能继承和发扬？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身在清华人文学院，我赞同“继承和发扬清华国学院的传统”的说法。但是我认为，一个传统是由形成它的那些人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的。当一个传统发生断裂以后，谈论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无疑是可以的，比如像我们清华人文学院的向往，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会上所说的那样，但是实际上这个传统是什么，还有没有，还在不在，乃是首先值得考虑的。北大人谈论继承和发扬人文学科的传统大概顺理成章，社科院这样谈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其他一些院校也可以谈，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由一些大师建立起来的传统，这个传统尽管曾经遭到破坏并且正在经受着冲击，却由于这些大师们的门人弟子以及受益他们熏陶和教诲的人的坚持顽强地延续着。当年清华国学院以及它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师们后来离开清华去了那些地方，他们在那里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潜移默化地延续着清华人文社会学科的传统，或者建立与它相似的传统。但是在清华这样谈，我认为理论上比较容易，实际上却非常困难，而要做到则更难。我们是在清华大学建立了人文学院，即在同一个地方，使用同一块排子，甚至命名了同一的院系，而且我们同是清华的教授，同是清华的教工，同是清华的学生，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继承和发扬老清华的传统。但是实际上想一想，什么是清华国学院的传统，或者引申一步，什么是“清华学派”的传统，不是清华人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不是我们身处其中耳濡目染感受到的。我们更多的只是从文献上，从一些老先生的口中了解的。因此，与其说继承和发扬老清华的传统，不如说开创和建立清华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因为经过历史的断裂，这样说实际上更实际一些。在我看来，今后清华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实际上将由我们这代人开创，也就是说，将由投入到过去这十年以及今后若干年间人文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中的人建立起来。问题是，我们将开创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传统？

清华是我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之一，也是国家最重视的两所大学之一。作为一所大学，她有自己完好的管理机制和运转机制。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我们享有国家给予的许多优惠，一些人也会因为是清华教授而沾沾自喜。我们将按部就班地讲课，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学生也将一批一批毕业。我们肯定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清华人文学院的传统。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的人文学院发展良好，工作井井有条，而且成绩斐然，今年至少几个一级学科是要建立起来了。我们也遇到困难和问题，但是在众多压力，包括体制的要求和社会上的诱惑面前，许多事情似乎都是不得不做的，而且好像也都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也会跟着去做。问题是，这种传统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我认为，大概正是在这样的疑问的意义上，纪念清华国学院成立80周年才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渴望创造和拥有她曾经创造和拥有的辉煌，向往形成一个像她一样的群星灿烂的群体。因此我谈论大师的传统，在我看来，也许国学院以及老清华的那些大师们才最能体现我们所希望继承和发扬的清华传统。

但是，一旦面对这些大师，我们不仅感到羞愧，而且看到问题。人文学院的运转固然很好，但是这几乎是清华工科院系的复制和模拟，不仅一切是量化的，而且量化到一个文科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的篇数与工科博士生的要求也是一样的。我倾向于相信工科院系的博士生在读期间能够写出可称之为科研成果的论文，但是我认为我国人文学科的博士生，至少逻辑和哲学专业的博士生，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论文的。因此我相信清华工科院系有自己的优良传统，更钦佩它们多年来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成就，但是我确实不知道那样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是不是适用于人文学科。我想，大概大部分人文学者都会问：如今人文学院的运转机制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清华国学院的传统，尤其是那些大师们培养人才的传统？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和工科是一回事吗？人文学科学生的教育与培养和工科是一样的吗？而且我们切实感到，这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左右的，甚至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还想问，就我们人文学者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清华国学院的传统呢？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呢？举一个人文学科课程设置上的具体例子。人文学院招收本科生已有三年。第一批本科生是有逻辑这门基础课和必修课的，如今三年过去了，这门作为基础和必修的逻辑课，却被一些系取消了。据说是因为那些专业不需要学逻辑。对照清华国学院的传统，不要说陈寅恪那些专门艰深的专业课程，也不要讲赵元任所开的那几门比较新的语言学课程，只要想一想赵元任为什么要引荐金先生来讲逻辑，我们又会做何感想呢？

今天，清华人非常自豪地说，清华为培养出多少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做出了贡献。确实，我们的教育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有用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不仅是我们的希望，而且也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清华人也可以自豪地说，有多少大师是出自今天的清华。我们的教育不是为了，至少主要不是为了培养大师的。我知道这一点，理解这一点，也赞同这一点。而且我还认为，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是我确实希望，我们的人文社会学科教育至少能够为成就大师提供土壤和发展空间，我们这些文科老师能够为成就大师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高校人文界”，原为“纪念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载于《博览群书》2006年第8期，作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路。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