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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学术月刊》，作者：刘堃

党委书记与校长作为高校的主要领导者，对学校的发展改革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高校的主要领导在一定意义上被界定为政府官员，其选拔与任用也都参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针对高校领导有专门的《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对高校领导的选拔任用作出了明确规定，高校领导的选拔任用可以采取学校内部推选、外部选派、竞争（聘）上岗、公开遴选等多种选拔方式。

那么，高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到底是由本校内部产生好还是外部调入好？哪种方式更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呢？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改进高校主要领导的选拔与任用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01文献回顾

现有在探讨分析高校主要领导选拔方式以及其他背景特征与学校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分析高校主要领导各个背景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背景、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学术背景等对学校发展的影响。

孟晓华等以高阶理论为依据，通过对2007-2010年期间进步较快与退步较快的两组大学样本的对比发现，具有国内教育背景的校长比具有国外教育背景的校长更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外校调任的校长比本校升任的校长更利于解决学校问题。

维平分析了我国116所“211工程”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背景信息与大学建设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在教育背景、工作背景方面与大学建设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有国外工作经历的校长不一定有利于大学的发展，从政府部门调任的党委书记也不一定有利于大学的发展。

李峰、魏玉洁基于108所“211工程”高校的学科动态调整数据和大学校长履历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内部提拔产生的校长、有“本校血统”的校长、无海外经历的校长、任职时间长的校长、积累更多行政管理经验的校长在推动组织变革方面表现得更加保守。

朱德昆对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个人背景特征与大学排名变化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有本校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大学校长对大学竞争力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大学校长的年龄、任期、学术地位等对大学竞争力水平均没有显著影响，大学党委书记的个人背景特征对大学竞争力也没有显著影响。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校长的个人背景特征对大学发展的影响上，党委书记也有研究但比较少。可以发现，大学党委书记或校长个人背景特征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并无定论。

比如，在海外经历上，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有海外经历更有利于学校发展。

而在产生方式上，现有研究争论较大。有研究认为内部产生的校长较为保守，外部调入的更能推动学校发展，但也有研究认为内部产生的校长对大学发展有促进作用。

同时，在很少的关注党委书记对学校发展影响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党委书记对学校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或是从政府部门调任的不一定有利于大学的发展。

相关研究结论之所以有较大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主要是以大学排名的波动作为因变量来衡量学校整体发展水平的变化。但这一个整体指标并不能完全代表学校不同方面的发展情况，可能有的学校整体排名退步了，但在教学、科研、国际化、产业化等某一方面却进步了。因此，以大学排名波动作为因变量衡量学校发展变化并不敏感和精确。应该选用更加具体的指标来测量大学发展情况，并分析党委书记、校长个人背景特征与其之间的关系。

另一类研究是聚焦个人背景特征中的某一个变量。

比如，任期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徐赟以高阶理论为依据，分析了109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的个人背景信息与大学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学校长的任期与大学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刘畅和陈守明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以高阶理论为依据，利用我国一流大学1999-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校长任期对一流大学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校长的任期与大学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综上，现有研究虽然不多但形成了基本的研究规范。在研究理论上，主要是借鉴企业管理中的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在自变量的选择上，以校长个人履历中的人口统计学背景、教育背景、学术背景、工作背景等作为个人特征的测量指标；在因变量的选择上，主要以大学排名的波动情况作为衡量办学绩效的测量指标；在研究方法上，以回归分析为主。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对大学校长关注得比较多，对大学党委书记关注得比较少；二是在因变量的选择上主要是采用大学排名的波动情况作为测量指标，只能反映大学整体水平变化情况，没有具体到学校教学、科研、国际化、产业化等不同发展方面；三是专门研究党委书记、校长的选拔方式对学校发展影响的也没有。

基于此，本研究希望在弥补以上三点不足方面做出一点尝试和突破。

0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为理论基础。

高阶理论来自于企业管理领域，认为不同管理者在个人经历、价值观、个性特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其战略决策会有所不同，进而对组织发展的影响也不同。

对管理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者团队与CEO两个方面。因为，组织的发展会涉及多个高管，需要关注整个管理团队的特征。比如，团队的异质性问题如何影响公司的发展等。但与此同时，CEO对组织发展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关注CEO的个人特征也意义重大。比如，具有金融背景的首席执行官对公司的并购活动有显著影响。同时，其个性特点也会影响组织发展。比如，自恋倾向指数较高的CEO，其任职期间的表现极端且不稳定。所以，管理者背景特征对组织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国内外现有研究，在探讨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发展关系时主要关注管理者的人口统计学背景特征、教育背景特征和个人经历特征，具体有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长等。

大学作为一种组织，虽然与企业有着本质区别，但企业的一些经营管理理念正在深刻影响着大学。目前，我国大学在思想和行为层面与企业日渐趋同，大学管理者也在逐步演化为企业经理人。比如，大学也越来越重视战略规划，而且战略规划方面，大学的主要管理者——校长的信仰和理念以及对战略规划的重视程度深刻影响着大学发展。因此，以高阶理论为理论基础具有很好的理论适切性。

高校主要领导由内部产生好还是外部调入好，前文已有研究表明外部调入的党委书记不一定利于学校发展，而外部调入的校长有利于解决学校问题、推动发展变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 H1：党委书记从内部产生有利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国际化和产业化；
  

• H2：校长从内部产生不利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国际化和产业化。
  

03、数据、变量与模型

数据选择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是全球四大权威的大学排行榜之一。

本研究的样本为THE排名中的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研究区间为2016-2018年，即2017-2019年的排名榜单。由于入选该榜单的高校在2016年才开始超过50所，为了尽可能保证数据量，并结合研究需要，故将研究区间设定在最近三年。

同时，剔除掉三年中至少有一年不在排行榜中的高校。因为在THE排行榜中，每年入选的高校数量不一致，有的高校有的年份在其中，有的不在其中；剔除掉非传统公立高校，即民办高校。

经过筛选，最后用于本研究的高校样本总量为46所，3年共138个观测值。

变量设定

因变量是大学发展水平。本研究采用THE排名的四大指标得分来衡量一所大学的发展水平，分别是教学、科研、国际化和产业化。

• 教学指学习环境，是对学习环境质量的衡量，主要包括声望调查、机构收入、生师比、博士学位授予量与学士学位授予量比等。
  

• 科研指研究的数量、收入与声誉，主要包括声望调查、研究收入与研究生产力等。
  

• 国际化主要包括国际学生的比例、国际教职员工的比例和国际合作，反映了一所大学吸引全球各地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能力。
  

• 产业化指知识转移的收入，反映了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产业化水平越高表明大学服务企业的能力越强，即大学通过创新、发明、咨询等帮助企业发展、获利的能力越大。
  

自变量是党委书记与校长的产生方式。

• 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外部调入指从其他高校或政府部门调入，内部产生指由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直接接任或由校长转任。

• 校长的产生方式：外部调入指从其他高校调入，内部产生指由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直接接任或由党委书记转任。
  

控制变量主要是党委书记与校长的背景特征变量以及学校特征变量。

结合前人研究，并考虑到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将党委书记、校长的背景特征变量设定为性别、年龄、任职时长、是否具有博士学位、最高学历专业类别、是否具有海外经历、是否是教授或院士等。

党委书记、校长的背景特征变量数据通过查阅各样本高校官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等平台上的党委书记、校长简历，并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得。

其中，年龄的计算方式为2018减去出生年，对于调走或退休的以调走年份或退休年份减去出生年计算。

海外经历是指在海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做博后、访问学者，进修等。

任期时长的计算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按照干部任职年限的计算方式，在6月份及以前任职的，当年算为一年；在7月份及以后任职的，当年算为半年。考虑到党委书记、校长办学治校的理念和政策实施有一定的延迟性和延续性。因此，统计党委书记、校长任期的时间段为2015-2018年。该时段内一直在任的党委书记（校长），以其上任时间计算任期；校长（党委书记）转任党委书记（校长）的以其担任校长（党委书记）的时间算起；该时段内换届（调走或退休）的，以在该时段内任职时间相对较长且时间最近的那位党委书记（校长）的任职时间算起；新任党委书记（校长）不足一年半时间的，以前任党委书记（校长）的任职时长为准。

是否为教授或院士，指党委书记具有教学科研系列专职教授学术头衔，不包括研究员，校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学校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是学生数量、生师比和大学层次。学生数量反映了一所大学的规模。生师比在此主要是为了反映一所大学的教师规模，通过控制学生数量以此来间接反映教师的数量。大学层次主要区分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主要考虑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我国高校中整体处于较高层次，与其他高校区别较大。

变量的定义见表1。

模型建立

为分析党委书记、校长的产生方式对大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建立了如下模型：

考虑到党委书记、校长的年龄、任职时长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将年龄的平方项和任职时长的平方项引入了模型。

另外，由于反映大学发展水平的四大指标，即教学、科研、国际化、产业化在THE排名中以分数形式呈现，且随着每年度入选排行榜高校数量的增加，自增加的趋势，为了消除这种自相关性，对每项指标得分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学生数量也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04、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表2、表3，党委书记由本校直接产生的为41.30%，外部调入的为58.70%，而在校长中，本校产生与外部调入各占一半。党委书记由外部调入的比例高于校长。说明，目前校长的产生方式倾向于本校，而党委书记倾向于由外校或由政府部门调入。

从人口统计学背景来看，党委书记中男性占89.13%，女性占10.87%，而在校长中，男性占95.65%，女性占4.35%。担任党委书记、校长职务以男性为主，但女性担任党委书记的比例要高于女性担任校长的比例。

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57岁，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6岁，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较校长大一岁，这与部分高校的党委书记由校长转任有关。

从教育背景看，党委书记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为65.22%，而在校长中为97.83%。校长超出党委书记三十余个百分点，体现了校长以学术主导的身份特征。这既与党委书记、校长两者的职责定位有关也与产生方式有较大的关系，因为有的高校的党委书记由政府部门调任。

党委书记中最高学位专业类别为理工类的为47.83%，人文社科类的为52.17%，而在校长中分别为93.48%、6.52%。理工类专业出身的校长远远多于理工类专业出身的党委书记，说明我国高校目前的校长仍然以理工科专业背景为主，而党委书记倾向于由人文社科类专业背景的担任。

党委书记中具有教授职称的为71.74%，而在校长中，有院士头衔的为41.30%。说明，校长仍然倾向于在学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担任，但不是院士仍然可以担任校长，而对党委书记而言这一要求并不明显。

从个人经历看，党委书记中有海外经历的为43.48%，而校长为73.91%。校长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做博士后、访学或进修的比例远高于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4.85年，校长的平均任期为5.02年，两者都在5年左右，这与我国党政干部五年一届的任用周期相符。

党委书记、校长的产生方式与大学发展水平的回归分析

将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以及性别、是否具有博士学位、最高学历专业类别、是否且有海外经历、是否为教授、年龄、年龄的平方项、任职时长、任职时长的平方项等变量逐个放入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方式进行回归。限于篇幅，在此只汇报最终回归模型，并将结果汇总至表4。同样，将校长的产生方式与大学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汇总至表5。

需要说明得一点是，虽然回归结果给出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但在本文中探讨两个变量之间是否显著主要看5%和1%显著性水平，即P值<0.05和p值<0.01。

回归结果表明，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与产业化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由校内产生的党委书记对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校企合作等有更多关注。

但是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国际化等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事务主要由校长负责，党委书记并不负责这些具体的教学科、研事务，因而影响不显著。该结果部分证实了假设1。

在其他背景特征中需要关注的是：

党委书记具有海外经历与教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具有海外经历的党委书记更能促进学校教学环境的改善。这可能与在海外接触到了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环境有直接关系。

另外，党委书记的最高学历专业类别为人文社科类对国际化的影响更大，党委书记的最高学历专业类别为理工类对产业化的影响更大。

校长的产生方式与教学、科研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由本校直接升任的校长比从外部调入的校长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影响更大（见表5）。这可能与本校升任的校长一直在本校工作，对学校教学、科研在情况上更为了解、在情感上更为投入等有关系，但是对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该结果与假设2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假设是基于已有研究结论而作出的，即校长由内部产生较为保守、不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这并不等于校长不关注学校的教学、科研。相较于国际化和产业化，教学、科研是学校的常规活动，并不需要校长有较多的创新精神。因此，校长从内部产生更有利于学校的教学、科研。

在其他背景特征中需要关注的是：

有院士头衔的校长比没有院士头衔的校长对学校的教学、科研以及产业化影响更大。院士本身就是学术顶尖的代表，那么有院士头衔的校长自然更加重视和关心学校的教学、科研以及科研成果转化。

另外，理工类专业出身的校长比人文社科类专业出身的校长对学校的科研影响更大。这可能与我国高校的校长大多数是理工类专业出身有关。校长的最高学历专业类别为人文社科类，以及具有海外经历都对学校的国际化较大影响。最高学历专业类别为理工类的校长比人文社科类的校长对产业化的影响更大。

0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全球四大大学排行榜之一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产生方式以及其他背景特征与大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

目前，我国高校中，党委书记从外部调入的多，校长由本校升任的多；党委书记、校长都仍然以男性为主；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远远高于党委书记；理工类专业出身的校长远远多于理工类专业出身的党委书记；校长具有海外经历的比例远高于党委书记；校长中有院士头衔的有近一半的比例；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比校长大一岁；党委书记的平均任期比校长短一点，但都在五年左右。

党委书记、校长的产生方式以及其他背景特征变量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国际化和产业化等均有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为以下几点：

(1）党委书记从校内产生能够对学校的产业化起到正向影响，校长从校内产生能够对学校的教学、科研起到正向影响。

（2）党委书记、校长的最高学历专业类别为理工类，能够正向影响学校的产业化。高校的收入构成中有一部分来源于知识转化的收入，对于越是高水平的大学，产业化收入占学校收入的比重越大。显然，理工科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业化方面比人文社会科学有更为显著的优势。

（3）党委书记、校长的最高学历专业类别为人文社会科学，能够促进学校的国际化。推进国际化需要学校主要领导具有全球视野、战略眼光并且了解多元文化和具备与不同文明沟通交流的能力。相对而言，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主要领导比理工类专业背景的领导在这方面更具有优势。

（4）党委书记具有海外经历能够正向影响学校的教学，校长具有海外经历能够促进学校的国际化。海外经历对学校领导办学治校水平有较大影响，有海外经历的学校管理者，其在办学理念、管理水平、把握学术发展规律方面更能与国际接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举办大学领导海外研修班的必要所在。

（5）校长具有院士头衔能够正向影响学校的教学、科研、产业化。我国高校中，特别是大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的校长都由院士担任，有院士头衔的校长在学术界的地位更高，能够聚集的资源更多。因此，在促进学校发展的某些方面的确比不具有院士头衔的校长能发挥更大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高校主要领导的选拔与任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本研究只是从一个视角揭示了主要领导产生方式以及其他个人背景特征与学校教学、科研、国际化、产业化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选拔任用高校主要领导一定要从这些方面去考量。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江苏高教”，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堃，原载《教育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原标题《高校主要领导“内部产生”更有利于学校发展吗？——基于46所高校的实证分析》。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