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教育也曾经历过一阵扩张。/unsplash

*来源：有间大学（ID：youjian-university），撰稿：峥峥

“新文科”这个词，最近有点儿火。

不久前，《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提出，将启动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要   “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

6月，在天津大学召开的国内首届高校法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上，“新文科”首个联盟——法学教育创新联盟。

其实早在两年前，教育部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提出了“新文科”的概念——

文理交叉重组，把新技术融入人文学科当中，开展跨学科教学。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一次收集也提到：

“没有哲学社会科学、没有文科教育的繁荣，高等教育就是低层次的、初级阶段的教育。”

看到这样的回答，小新同学忍不住想：

国内的文科教育，是不是要在新一轮改革中迎来转机了？

文科也曾是明日之子

在高科技语境中，文科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补充，一种锦上添花。

时至今日，大多数文科生都培养出了自嘲与被嘲的勇气，因为各个维度的数据都在替他们昭告天下：

文科生过得不太好。

《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显示，2019届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前10专业没有一个人文学科，勉强能为文科生争点气的是万金油专业金融学，而金融学是文理科都能报读的；

2019届本科毕业生月收入排名前20的专业类别。/麦可思研究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年度课题指南》中说明，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资助额度是35万元，而自然科学的重点项目资助平均达到298.57万元……

然而，曾经的文科教学是具有绝对优势的，无论东西方，学术上的成就都始于人文学科。

在中国，重义轻利的观念贯彻于整个古代教育体系，我们崇尚知识分子的伦理与道德，从最早的春秋战国私学开始，孔子就将“文、行、忠、信”贯彻于教材中。

这直接影响了往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教育，无论是西汉董仲舒还是宋代书院，都多少与儒经相关。

直至明清的科举，四书五经仍然是必修科目，每逢选拔也都必考作文对诗。

蔡元培曾在1935年写过一篇《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这位中国近代教育大家自5岁起就进入家塾读书， 他回忆道：

“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后来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最后读《诗经》《书经》《周易》……我十三岁，已经学作八股文了。”

这是过去中国几乎所有小学生的读书轨迹，课堂把孔孟之道或者程朱理学寄托在文学的章句中。

至于一些社会状况、自然现象、劳动技能等实用知识，则不被列入教学范畴。

如潘光旦先生所说，教育在这个阶段“只重视个人修养的尽善尽美，培养个人的文学才能”。

这一令文科生无比向往的教育氛围，同样出现在最初的欧洲大学中。

十四世纪，德语国家专设了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门学科，其中三门都是现代学科分类下的文科。

文科教育也曾经历过一阵扩张。/unsplash

1905年，在华传教士创立的圣约翰书院，正是以欧美文科学院的四年制学士学位为标准率先开设课程，并于1907年首次授予4名毕业生文学士学位。

在此阶段，文科生的产量惊人。

根据1934年《申报》的记载，文类学生多达6863人，而实类学生仅2759人，文科院校的蓬勃逐步演化到“畸形”，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限制文科院校的资金与招生规模。

四面楚歌的人文学科

当世界进入自然科学为王的功利时代，教育成为满足生产的工具，“不那么实用、不那么赚钱、不那么热门”的人文学科开始滑向边缘。

胡适先生曾在台大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当初考取官费出洋，哥哥特地嘱咐自己要学些“有用之学”。

所谓的“有用之学”就是开矿、造铁路，“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

也就是说，文科院校的教育培养，已经不能迎合社会建设需求，大学教育开始看重实用，开始走向技术主义倾向。

当社会开始呼唤技术，文理的命运自会截然不同。/unsplash

根据《申报》1935年记载的新生录取数据，“理科占21.6%，居第一位，工科占18.6%，居第二位”。仅仅一年时间，理工科录取比例便实现了反超，文法科新生人数逐年下降。

然而，理科录取率的一时胜利还远远无法调和庞大的文科毕业生人数，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就曾为此感慨：“文法学生过剩，实科人才缺乏。”

这一局面持续维持到上世纪50年代左右，国内文科学生比重达到最高值，文科失业已成为社会忧患。

同一时间，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开始执行，在进步、功利、实用的社会语境中，文科院系遭遇滑铁卢式的衰落。

社会学系在此次院系调整中被一步步“取缔”，直至彻底消失，其他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学科也都被不同程度地削弱。

与此同时，工科人数达到全国数量的35.4%，成为各科学生之首，改变了先前以文法科为主的院校及学科结构。

到了90年代，综合性高校建设成为风潮——规模越大，学科越多，能争取的教育经费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低成本扩张的文科院系。

高校似乎沦为“文凭工厂”，只管输出，不管去向，文科生群体似乎又重演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失业大戏，在《2020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文科仍然占领了红牌专业的大半个江山。

由于就业处境尴尬，文科的研究项目自然无法成为高校资助的重点。

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戈登.哈特曾经指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事实上英国的高校也在削减人文学科的经费。”

戈登.哈特所声讨的现象，与英国在2000年实行的EBacc改革息息相关。

这项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将学生的“学术类核心课程”成绩作为对公立学校的测验，测验结果不好看，将意味着更少的政府资源投入。

文科的“僧多粥少”现象，越来越严重。/图虫创意

重点在于，艺术教育课程在EBacc改革中越来越边缘化，上百位业界领袖为此联名登报，批评政府忽略了创造性产业为英国贡献的840亿英镑总产值。

看起来，头部领袖们的义愤填膺，是在为英国150多年的艺术教育史抱不平，实际上，他们的反对前提与政府的经济语境没有两样。

“艺术教育在当今时代必须将自己‘再工具化’，并证明自己对经济发展有用，否则就将沦为一般性的课外活动，或者像钢琴课那样彰显贫富差距的私人教育。”

反观中国的文科教育，高校所宣扬的人文精神也不过是一种公关话术，因为这样能够“在当下的文化氛围——所谓更好的测验分数、更高的学生出勤率——中获得公众的支持”。

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

其实，文科教育在任何时代都无法被忽视，也不可能止步不前。

1947年，潘光旦先生在《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一文中提到：

“人文学科显而易见是多元的，文艺、宗教之于情绪意志，哲学之于理智识见，历史之于行为事业，情意知行，兼收并蓄。”

这也是如今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初衷，抛却“只有理科需要实验技能训练”的偏见，让文科生培养出一种深邃的洞见力。

文科教育被重视了，文科生的未来才会更好。/unsplash

这种努力也一直都在进行。

最初一批文科研究院中的代表——清华国学院，坚持打破文、史、哲分家的惯例，在消费主义和新型媒介文化杂烩发展的时代，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

而早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起步时，一些应用性强的人文社会学科——比如新闻传媒、法律、贸易等——就尝试了实验教学内容；

即便英国艺术产业界对EBacc的讽刺，只是基于产业的兴衰考量，但也不可否认他们的呼声是无奈中的义举。

《“无用的”自由技艺的惊人力量》一书的作者乔治.安德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在人工智能取代手工技术的时代，曾经“没那么有用、不那么赚钱”的文科正在反击，人们需要的是一种人文批判思维，需要艺术，去取代正在被解放的机械性劳作。

书中指出，2012至2016年，美国新创造的职位中仅5%属于计算机领域，剩下的95%都是与人交际、输出艺术的工作。

文科教育的一条新路径，或许是拥抱多元。/unsplash

时代的脚步是一锤定音式的，无法反悔与扭转，人文学科需要借科技的东风重振。只有把就业面打开，才能走出失业、失项目、失学生的死循环。

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了探讨人文学科在高科技时代的意义，千万别走到钱钟书所讽刺的那一幕：

“现在许多号称哲学家的人，并非真正研究哲学，只研究些哲学上的人物文献。严格讲起来，他们不该叫哲学家，该叫‘哲学家学家’。

现在的许多大学课堂上充满了这种人，而他们却未必有多少人文精神。”

参考资料

《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潘光旦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胡适

《退回“维多利亚时代”？EBacc背景下的英国艺术教育发展趋向研究》，冯学勤

《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李刚

《文科生的反击：这个世界归根结底，属于那些有批判性思维的人》，万维钢

《文科生难？文科院校更难！》，软科

《民国时期大学改革的三重向度：实用化、政治化与平民化》，赵建

《从大学生失业问题争论看民国教育的转型》，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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