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作者创始人李涛

芥末堆 11月27日 Siyi 报道

2003年，李涛和几个伙伴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间出租屋里签下“生死状”，开始了抗击“非典”农民工紧急救援服务。由此，全国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诞生。

“每一个人都不再因为性别、职业和地域的差别而遭受歧视，都可以怀抱着劳动者的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以此为愿景，协作者走过了17年。这17年里，协作者培养了一万多名志愿者，为超过一百万名弱势群体提供了各类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特别是北京的农民工及其子女。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创始人李涛带领协作者团队针对有需要的人群开展帮扶。“他们（困境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的工作恰恰是疫情期间不易从事的。”李涛在年初接受芥末堆收集时提到。协作者调研报告显示，78.26%的受访对象从事保洁、打零工、收废品、家政服务等非正规就业。这些工作因疫情随时发生变动，“他们不光是对病毒的恐慌，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慌。”李涛说。

11月24日，在由芥末堆举办的GET2020“或跃在渊：教育的信心与发展”教育科技大会上，李涛向听众们讲述了在帮扶过程中的故事，以及协作者经过17年努力所创新出的“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专业服务模式和“弱势群体再教育”的经验。

以下为李涛演讲实录，略有删减：

我从小一直觉得教育是伟大的事业，非常敬佩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讲四十多分钟的老师。我和教育有交集是始于1996年，大学毕业我做了记者，当时媒体刚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我被安排去收集北京的打工者，寻找热点新闻。

我对我收集的第一个打工者印象非常深刻。她15岁，一个人从重庆大山里面走出来，每个月给自己留三块钱，然后把所有的钱寄到家里用于弟弟上学、家里盖房、母亲治病，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一个人抗。当时我问我自己：15岁可以做到这样吗？我做不到。

随着收集深入，我又遇到遭遇各种不幸的打工者。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弱势群体，但同时，我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一个有勇气有智慧的群体被称为弱势群体。收集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可以做点什么，我不想收集完了就结束了。他们就说：“你是记者，有文化，就教我们认字吧。”因为90年代第一代打工女性很多是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人上到小学二三年级，弟弟上学了她就不再读书了，甚至有的人是一天学都没上过。所以雇主对她们再不好，她们也不敢出门，因为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别人交往，信也不会写。

所以1996年冬天，我们借了一个阶梯教室，办了一个“打工妹”文化补习班，当时有60多个人去学习，安排我教语文，其中我也有一个学习和熟悉的过程，后来我教的孩子们慢慢地可以看《平凡的世界》。但我依然觉得我很失败，失败在哪里呢？比如我让她们上来当众写一个字，她们说不会写；我说起来读一读，她们说我不会读。还有很多小姑娘，上礼拜我们走的时候还很开心地告别，下礼拜再来的时候，她坐在角落一个人哭，问她怎么了也不回答。

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对“教育改变命运”产生了怀疑。我理解的教育是学文化，学认字，但这个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有没有一个专业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接纳自我、更好地处理困境、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和雇主的关系？我觉得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应该有这个专业。

直到1998年，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找到我，让我做社工督导，我拿到社会工作者教材一看，真的有这个专业！社会工作基于最基本的“助人自助”价值观，去协助陷入困境的人恢复和增强功能，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发展，那个时候我就投身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领域中来。

90年代，很多打工者都是单身进城，对他们的教育和关怀更多是关于就业和劳动技能，因为他们就是来找工作的。他们挣了钱以后就选择回家结婚盖房生孩子，就不回来了。可没想到的是，他们又回来了，而且是一个家庭。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就不再是找工作了，包括就业，健康，子女教育，安全，所有关于人的需求，都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如果还只是教他们认字，显然没有办法回应这么大的问题。

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创办了协作者，把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组织部门的形态合在一起，看看能不能系统性地回应在中国城市化转型进程中的流动人口发展问题。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如果现在不是，未来也会是；如果你不是，你的孩子很有可能是。但人的流动是充满着机会的，不过风险也很大，如果没有一个支持，个人很难抵御结构下的环境挑战。所以服务农民工就是服务我们自己，服务我们的后代。

2003年非典暴发，协作者一成立就遇到非典，所以很多人都说协作者是应非典成立的，其实我们是没办法，非典是意料之外的。我们开展农民工救援，但是公益机构必须要回应社会需求，大难临头我还在搞教育，这是不行的。

到后期救援结束，我们开总结会，有一个同事感慨：“下次再遇到非典就有经验了。”当时另一个同事立马制止住：“这个事情人一辈子有一次就够了。”结果到了2020年就遇到了新冠疫情，协作者又开始做救援，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想看看和2003年有什么不同。结果我们调查发现，九成农民工家庭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其中将近一半农民工家庭的基本存款不足以支撑两个月的基本生活，这次疫情的冲击很大。

还有一个让我们非常震惊的是，大概31%困境农民工家庭反映，现在的生活比五年前时更差了。这个对我们的触动非常大，为什么十七年之后这个群体还是这么脆弱？困境代际的传递，仅靠救助是不行的。回到做社会工作最初的想法，我们希望找到一条路径，让这个弱势群体可以有信心有能力面对自己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可以服务他人，助人自助。

左边这个小伙子叫大海，是我们2003年非典救援的时候救助过的小伙子。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对面的一个小区做保洁。虽然路过很多次，但他从没走进过清华大学的校门，他觉得这个门不是他该进的。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摄影师，一按快门，一个美好的时光就被记录下来。但他的痛苦也源于此，来到北京之后，他首先得活下来。非典之后，协作者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工作服务，包括职业规划。大海就加入进来，决定追求梦想。他换到一家影楼做保洁，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后来真的成为摄影师。他找到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想像我们一样教育、服务其他的人。我们设计计划要花费很大的功夫，从需求的分析，到目标的设定，再到策略等等，何况对他来说。大海的第一个计划用了大半年时间，我们社工陪伴着他，成立了第一个摄影小组。2007年我们创建南京协作者，大海作为我们培育的志愿者一起去了南京。2010年，他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从志愿者，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全职社会工作师。

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有了信心，2010年我们决定做一个更大的试验，在珠海流水线上招募了十一个青年工人，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把他们培养成社工，这期间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利用加班之余的时间再去学习。中途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他们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带动了十六个新的青年工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当中。一年之后，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有资格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并且三个人全部通过了考试。

本来我跟企业有一个约定，等他们成为社会工作师之后，他们了解工人，懂工人，就不要让他们回到流水线了，到企业的HR部门，给他们调换工种。当时他们的领导都同意了，结果他们拿到证书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人去面试他们，我们催了好几次，催急了之后他们公司的高管对我说：“李涛，如果我让他们到HR部门去，我所有的HR都得辞职，因为HR都是海归精英，他们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对面坐着之前流水线的工人，他们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说，教育在于解放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我们追求公平的社会，但现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十七年的经历我们找到一个答案，社会工作不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改变命运，更可以让弱势群体成为社工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问能不能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参与进来，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本身就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但这个过程中会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成本的原因。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写了一本书叫做《贫穷的本质》，他的研究里面提到，教育改变命运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为什么穷人不能够享受教育改变命运这样一个路径，非常重要的是，教育需要成本。教育对穷人来说不仅仅是钱、学费，还要牺牲养家糊口的赖以生存的东西，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想让更多的人学习社工，把大学四年的课程让弱势群体学习到，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标签化，刻板印象。这么多年我们一谈农民工教育还是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劳动技能教育为主，很难给提供他们知识性的学习，弱势群体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途径是非常狭窄的。

怎么办？我们再回头去看现在的大学。国家在2006年提出来了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我们有三百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者的本科、专科教育，每年大概有四万个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只有不到3%的学生毕业之后愿意到一线去做社会工作服务，我们投入那么大的资源进去，只有不到3%的人员愿意去做。经济发展，但社会服务跟不上。包括调解人和家庭的关系，处理陷入困境当中、处于危机过程当中的人的问题，这样的专业化人才是匮乏的，接受社工教育的人不愿意做社工，因为收入低，压力大，没有社会承认感。

但是反过来看，对于青年打工者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们有优势，更贴近服务对象。

第二个有更稳定的职业状态，比他在流水线上打工好多了，真的是家族命运的改变。

第三个有更坚韧的毅力。

第四个是天然的榜样领导力。我们说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什么是助人自助？我不是在为别人服务，我在为我自己服务，为我的群体服务，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

所以协作者就有一个梦想，希望建一个没有围墙的协作者学院，培养我们边缘的青少年成为社工，为了这个梦想准备了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觉得始终准备不好，一直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所以2020年9月8日我们正式开学了。

我们招募了三个学员，为什么招募三个？因为只找到了三个人的钱。商业融资不容易，公益捐赠更不容易。我们怎么学习，非常重要的是结合议题从六个能力方面进行为期三年的培养。第一年培养他实务的能力，一年之后到任何一个社区开展服务；第二年是培养项目化解决能力；第三年是公益领导力能力提升，他能够带领团队开展工作的能力。我们团队的成员会采取一个共学的模式：共学同伴 + 教练 + 公益导师 + 成长导师。

我们希望这个试验取得的成果呢，第一条，我们学员都可以通过国家社会工作考试，成为持证社会工作师，考试通过率是20%；第二，他们都可以投身到社区服务中；第三个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本身在实践当中，因为社会工作必须讲究专业实习结合起来，至少要有800个小时实习，在这800个小时当中呢，每个人要服务120个有需要的困境儿童和家庭，其中要把60%的服务对象像他们一样带动成为志愿者。通过这个过程，协作者也希望总结出来怎么把求助者、受助者培养成助人者这样一套教育模式，通过推动社会改变，尤其是我们的传播教育，改变对弱者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