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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易，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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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心态就是“占便宜”，人们被一种“被抛弃”或者“看不到希望”的恐惧裹挟着，看不到长远的制度预期，干脆不抱任何期待，对工作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也不想付出太多努力，这样每从工作中获得什么都是占到便宜。

“摸鱼”是这一两年很热门的词汇，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讨论登上热搜。网络上有层出不穷的摸鱼攻略，教员工如何在工作时开小差、干私活；而豆瓣上也有一个“糊弄学”小组，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吸引超过20万组员加入，这个小组倡导的是“人生苦短，糊弄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于是“欢迎入组共同钻研、交流、学习如何糊弄‘屎上雕花’的工作、提出无理要求的甲方、推不掉的邀约……”

不久前，清华大学校内网课平台上出现了一门叫《摸鱼学导论》的课程，吸引了大量清华学子参与。不过，这门课程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偷懒、开小差，而是想通过科学有效的手段，缓解学生的压力、焦虑，让他们在自我放松中提升学习效率，享受学习与生活的乐趣。换句话说，这一门《摸鱼学导论》只是蹭了一下“摸鱼”的热度，它实际上要讲的是如何劳逸结合。

“摸鱼”这个原本中性但偏向负面的词汇，在一些主流媒体介入讨论后，慢慢地变成一个正面词汇：摸鱼原本的“糊弄”，扭转成了提升效率的必要休息。词汇的挪用与误读，反倒遮蔽了我们对年轻人摸鱼心态背后真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摸鱼：从现象到心态

摸鱼，衍生自“浑水摸鱼”，意思是趁混乱时私自捞取利益。慢慢地，它成为一个职场流行用语，意即不好好工作，在工作中偷懒、糊弄，或者在上班时间干私事儿，“薅资本主义的时间，干自己的事情”。

职场上的打工人，也总结了一整套摸鱼攻略。比如水杯要小，倒水要慢，倒个水来来回回晃晃悠悠几分钟就过去了；比如要善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带薪如厕，在隔间里安然地玩个20分钟手机；在工位上也可以摸鱼，只不过它很考验表情管理和切换屏幕的手速，看个甜宠剧要压抑住自己花痴的表情，仿佛自己在看报表，如果发现领导从身边经过，要像雁过无痕那样自然地切换到报表页面……

作为一种现象的摸鱼，它非常常见，古今中外都有。

古代的，譬如沈括《梦溪笔谈》里有记载：“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说的是，过去校书官多不尽心于自己的职事，每天只是取来旧本书籍，找出一两个需要改正的字，用墨笔涂抹掉，并把自认为原文应该是哪个字的原字添注在旁边，就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

国外的，美国媒体IN THESE TIMES曾刊载过Slacking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摸鱼员工联合起来》）的报道，报道中写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员工平均每天的摸鱼时间有1到3个小时，70%的色情网页浏览和60%的网上购物是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国外有一个词专门来形容这种网上摸鱼，叫“赛博摸鱼”（cyberloafing）。

▲ 赛博摸鱼。 © Getty Images

员工摸鱼的原因大同小异：工作量不饱和，人浮于事；亦或者工作强度太大、休息时间不足，就给自己找机会休息；亦或者有拖延症，不到deadline就是提不起劲；亦或者领导不走我不走的“形式主义加班”泛滥，待着实在又没事做，干脆就选择摸鱼……

最近一些主流媒体也试着把摸鱼做正面化的解读。比如摸鱼是一种“积极心理学”，适当的摸鱼和休息，反而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与生活中。这逐渐成为摸鱼的主流涵义，但它却与摸鱼的最初定义南辕北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遮蔽”。因此，下文的讨论里，不囊括正面解读的“摸鱼”。

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现象，那么摸鱼颇为常见，也不具备什么特殊性；可如果摸鱼成为年轻人的普遍心态，那么它就是社会问题的症候。

说到底，摸鱼心态就是“占便宜”，人们被一种“被抛弃”或者“看不到希望”的恐惧裹挟着，看不到长远的制度预期，干脆不抱任何期待，对工作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也不想付出太多努力，这样每从工作中获得什么都是占到便宜。摸鱼心态加剧人们的“短期”行为，热衷于糊弄、敷衍塞责、得过且过，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能捞多少就捞多少，能混就混……

失落的“做题家们”

认同摸鱼这样的短期“得利”，是因为长远的制度预期落空。而与摸鱼相对应的，是持续的奋斗。当年轻人认同摸鱼，从侧面也折射出，“奋斗就能成功”的信念在不断地失去它的受众。

1998年的新华字典中关于“前途”一词，有这样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想象，无论人们处于什么样的阶层、有着什么样的职业，都能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张华们率先抵达了光明的前途。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服务型经济的确立，受过高等教育的张华们不再以出售劳动力为主，而是以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为核心。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专业和技术人员的人数不断扩大，智识阶级在职场中确立了优越和体面的地位，并且以此为傲。这是白领与蓝领的最初分野。

在中等技术学校的李萍和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我”，有可能就只是底层的“打工人”。但因为蛋糕做大的速度很快——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轻松超过10%，哪怕利益的分配向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倾斜，普通人多少也能够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前途不见得光明，但有盼头。

现在的问题是，连考上北大的张华们所被允诺的光明的前途，似乎也在落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蛋糕做大变慢了，想分到大蛋糕的难度系数变高了。就比如这几天刚公布的数据，今年高校毕业生909万创历史新高。2017年是795万，2018年是820万，2020年是874万。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但好工作还是那么几个。

预期的蛋糕变小也就算了，分蛋糕的规则不总是公平，阶层流动的难度系数增大，阶层进一步固化。这成了一代年轻人成长的大背景。

▲ 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组员现已达116700余人。 © 豆瓣

所以，去年底“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自嘲广泛流行。“小镇做题家”指涉的是，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他们靠着拼命刷题终于挤进了一流高校，以为人生从此平步青云，怎料到了大学才发现自己不仅泯然众人，与来自大都市的精英同学相比，更是有着悬殊的差距，毕业找工作时完全没有优势，心酸地沦为“985废物”。

面向未来，有的人积极奋斗，有人内卷，有人丧，有人佛系，也有人摸鱼——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就糊弄它。该做什么还是会做什么，只不过都是短期行为，占便宜要“趁早”。套用张爱玲的话：“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职场正义”

作为从职场中滋生出的现象，摸鱼心态最主要的针对对象，是职场本身。虽然古今中外都摸鱼，但很可能在当下的中国职场生活里，摸鱼成为一种“职场正义”——人们理所当然认为应该摸鱼，没有什么负罪感。

员工将摸鱼正义化，所要控诉的，倒不是工作太闲，恰恰是工作太忙。“996”已经屡见不鲜，现在不少互联网公司流行的是“超级大小周”，大周工作七天、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时间。去年年底，拼多多一名23岁女员工加班后猝死，她的工作模式正是“超级大小周”，她的下班时间是凌晨1点半。1月4日，拼多多官方账号在知乎上对此问题进行回复，“你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

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但最基本的常识是：奋斗的同时，也应该保障员工的健康权、休息权、生命权。但在一些大企业家眼里，奋斗却被扭曲成了“用命换钱”“你不加班你就是不努力”“能够加班是你的福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踩在脚底下，甚至谈权益成为一件不够努力、不维护企业利益的事。畸形加班成为常态，员工被迫裹挟进加班机器中，难以脱身、身不由己。

“以命换钱”已经足够耸人听闻的，更可悲的是，很多人哪怕搏命了，也赚不了多少钱。这群人就是“穷忙族”，即“working poor”，因为穷所以很忙，可是忙了依然很穷，当然了，不忙就更穷了。这指向的是对工作伦理的不满。

劳动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彻底的异化，个体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并且，劳动者被迫参与白热化却又不合理的竞争，这就是内卷。原本八小时工作制就可以拿到这份工作，可当有人“996”才拿到这份工资后，其他人也不得不“996”才能拿到同样的工资。赢者惨胜，输者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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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构成对严苛工作环境的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如同詹姆斯·C·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所发现的，在面对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的利益者时，为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马来西亚农民虽不会选择直接的对抗，但他们会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方式，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这意味着，“996”“超级大小周”虽然将工作时间不断拉长，但员工的工作却不一定饱和——员工也在通过偷懒不断“注水”；员工表面上忠心，不等于内心真正的顺从。它是以弱者的自我消耗，实现对强者的一种消耗——我输了，你也别想赢得太轻松。

摸鱼成为一种“正义”，以对抗工作机制的“不正义”。

消极抗争

一个人主动选择摸鱼心态，某种意义上看，这恰恰说明了他是“清醒”的——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清楚知道自己在职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摸鱼成为一种抗争。

但很显然，这样的抗争充满限度，也难言积极。它带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特征。每当有人打阿Q，他没能力还手，总是说“儿子打老子”；摸鱼者无法冲破机制困境，只能通过占便宜来获得心理上的优势地位。摸鱼改变不了全局，只是聊胜于无。

何况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你的老板知道你在摸鱼，但他却假装不知道你在摸鱼，也放任你摸鱼。从他的角度出发，可以一边允许你偶尔摸鱼，一边变本加厉地为你的工作加码。这就像西方政治圈常说的“给野兽喂食”：总统的新闻班子会适时地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信息透露给守在宅邸外的记者，记者们“尝鲜即安”，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你一点摸鱼的甜头，让你对职场、对社会的不满有发泄的空间，发泄完了再努力工作，一团和气。

而在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碎片化，娱乐碎片化，就连摸鱼也碎片化了。刷会抖音、打盘游戏、逛逛论坛、追追影视剧，在无意义的娱乐中消耗时间。诚如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里说：“在自由的名义下，生活丧失了全方位，它不过是由许多零碎的，互不相关的事情构成，人丧失了任何的整体感。人们面对着这些琐事，就像一个小孩面对着一堆积木一样，感到束手无策。”你以为摸鱼是占便宜，但大概率是“奶头乐”，主体仍旧是碎片化的。

或许真正有效的抗争，是切记那句老话，“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看见摸鱼者联盟，却鲜少见到职场里有真正的劳动者联盟。没有同盟，劳动者也就失去了与“肉食者”协商与谈判的底气与筹码，无法与不合理的规则与机制形成有效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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