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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远举，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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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委公布的高中招生新政，是对重点中学制度的颠覆，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与之伴生的学区房制度，减少了依托家长经济水平进行的竞争，并最终指向小学减负，这个趋向公平的教育改革是大势所趋。

日前，上海市教委公布了《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实施“名额分配”制度，旋即在舆论场引发热议，很多人的朋友圈里一片哀嚎。所谓“名额分配”，即把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根据科学、均衡的分配方法，分配到上海每一所不挑生源的初中，而不仅仅是以一条道路的考试择优录取。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不那么“好”的初中，即便应试能力、综合能力低于“好”初中的学生，由于名额分配到校，也可以进入优质高中。

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虽无名义、但实际存在的“重点初中”制度的颠覆。

名亡实存的重点学校制度

建国初期，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都很大，1953年，政治局全会决定“要办重点中学”。“文革”后，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重点学校的政策，在当时是具有时代的积极意义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更需要强调公平性，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然而，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别，表面上消失了，但在后面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和职场阶段，竞争依然存在。

当下，想在职场中有一个好的开始，至少要有好大学的学历。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想上一个好大学，就得上好高中；想上好高中，就得读好初中；以此类推，孩子从小就得上好小学、好幼儿园。

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给。示范校、实验校、私立校等“不是重点的重点学校”纷纷涌现，使得在义务教育阶段，产生了一批超级小学、超级初中，择校竞争与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现在的小孩子，从小就要进好幼儿园，幼升小，小升初，真可谓一路过关斩将。在这样的结构下，社会压力被高效地传递到童年。减负，自然就成了镜花水月，怎么都减不了。

上海中学、复旦附中、交大附中和华师大二附中被称为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图为上海中学国际部。 © 澎湃新闻

择校、学区房是取消考试后的“别种竞争”

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取消后，也不再凭考试“择优录取”，但实质的“好”学校仍然存在，那在大部分情况下，以什么标准来决定什么学生进入什么学校？

通常有两种，一方面，一部分好学校仍有少量择优名额可以通过应试获得。应试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应试技巧是可以教的。于是家长把孩子送去高价的补习班，提高班，学习应试技巧，试图通过提高技巧在考试中获得竞争的胜利，进入好学校。

另一方面，则是“最近”、“划片”，以学生的居住地为准，因为“居住地”作为一个标准太容易上下其手，于是以房屋产权作为划片的认定。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学区房”。

一个学生，如果没有生在学区房里，或者父母没钱买学区房，也没有能力送他去高强度的课外培训，那么，这个学生就会进入一所不择生源的小学，由于生源一般，老师要照顾大多数学生的接受程度和进度，教的内容更简单。这个学生在应试上就会比不过“好”小学的学生，哪怕他的天资更聪慧。然后，当他进入一个不择生源的初中后，这个竞争劣势会进一步加强。最终，他无法进入好的高中，也就无法进入好的大学，更难以在职场获得一个高的起点。

所以，从教育的公平性看，除了那些投胎到好学区的幸运儿，学区房，或者说家长的经济实力，在初始阶段，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后的结果。

学区房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是教育服务的价格体现在了房地产中，大部分好处给了开发商与原房主。政府通过地价和契税所得，会对教育有一定的转移支付，但一方面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辗转多个环节，折损很大。市场机制里，能够提供好的商品与服务的供应商，可以从较高的市场价格中获得回报。但是在学区房这里，提供优质服务的是学校，拿走高价的却是房产商和房主。

而学区房高企的价格，比拼的是家长的经济实力。相当于把教育竞争从高中前移到初中、小学、幼儿园之后，又进一步前移到了家长，移到了孩子没出生的时候。

再看购买的家长，买学区房也不仅仅是消费，孩子上了好学校，几年之后转手卖出，还能赚一笔。这是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

 电视剧《小欢喜》中，学霸英子的妈妈宋倩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升学机会，购买了多套学区房，并成为其他家长们羡慕、“取经”的对象。 © 《小欢喜》

公平与效率

前文提到的两种竞争，前置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和学区房（其实严格意义上学区房也是一种择校，不过前者更侧重于“鸡娃”，让孩子上辅导班，通过考试争取优质学校少量的”择优“名额），在公平上，显然都是有问题的。基本上都依赖于家长的钱包，花得起钱上辅导班，或巨资购买学区房。

从效率看，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与学区房制度下，教育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选出的都是能买得起学区房的，或者上得起课外班的学生，而不是资质或能力更高的学生。

梅园三村小区是上海知名的“老破小”学区房，其对口学校之一即为是上海的知名中学之一，建平西校。 © 安居客

任何机制都有受益者：一个不那么聪明的小孩，就可以依靠从小爸妈花钱培训、读更好的幼儿园，读更好的小学的优势，挤掉一个更聪明的小孩。更具体地说，当一个聪明的小孩，因为家庭、经济、父母观念等原因，在小学阶段“放松”了，没有考上好的初中，也没有钱买好初中的对口学区房，即便他/她到了初二、初三奋起直追，也没有多大机会了。他/她会被一个在好的初中，但资质并不如他/她的孩子挤掉。这对于国家选拔人才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重点学校制度伴生的学区房制度，是公平与效率的双输。而上海的高中新政，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现象。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里讨论的公平与效率，指向的竞争是政府乃至社会对人的选拔，并不等同于教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发展，甚至不一定符合“人才”的定义。在这里，孩子天资聪慧也好，不那么聪明也好，最后的选拔标准都是高考指挥棒下的数理化、英语、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或者说，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应试能力，基于这个标准的竞争，是无可避免的，也是有其原因的，但人的才能、幸福、成功，都是应该多元化的。

新政：公平才能减负

此次上海新政，要求“全覆盖”、“所有不择生源的学校”，意味着顶级公办初中和不入流的“菜中”，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可以这样说，新政策就是帮助那些没进好小学，进了不太好的初中，但却有天赋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好高中，从而上大学，上好的大学。

更进一步的作用是，虽然这是高中招生政策，直接干预的是初中生源的选择，但最终指向的是小学减负。

对学情非常了解的网友在上海本地论坛吐槽：“浦东某中学某年只有8人有资格中考，但按照新规可以分到5个市重点到校名额。8人中考，5个市重点名额，可以上热搜了。”所以，一些家长自然会避免去尖子扎堆的学校，而改为选择一个一般学校。在这个政策下，好的初中，虽名额更多，但学得难、压力大，竞争更激烈，而在不择生源的学校，名额虽然少，但相应的学习强度也低一些。

上海集中了全国各地成功通过学历提升阶层地位的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焦虑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城市。这些焦虑，支撑起了很多专门谈教育、应试、择校的自媒体。新政之后，这些自媒体也无法再制造焦虑，它们也只能告诉家长；选家门口的不择生源的初中，还是选好初中，没有好坏之分，全看自己的策略了。

当家长如此选择，或者说不再作选择，初中的生源就会更均衡，生源决定了学校的好坏，生源的均衡，会使学校教育进入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从而在长期上达到初中教育服务均衡化的目的。

与此同时，减负目的也能真正达到了。当家长不去追求好的初中，小学阶段的竞争压力自然就消除了，减负也就自然是釜底抽薪。小学阶段的升学压力，被延缓到初中阶段。

此前，上海实施了小学阶段“公民同招”的政策，即不让民办小学选择生源。当学校生源差不多时，幼儿园阶段的升学竞争压力就没有了。所以，把这两个政策连贯起来看，就是政策抹平了小学与初中的差别。小学和初中不再具备环环相扣的积累效应，学生就无追求重点的必要。那么家长自然会减小在幼儿园、小学阶段的高投入，小学生的压力变小了。竞争变为了“决战初中”。

决战初中虽然还是不可避免，但避免了前述的种种问题，决战初中是高效的。

▲ 2020年3月11日，上海市教委公布《2020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民办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 央视新闻网

观察学生多年的成绩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梯次掉队”的现象。很多学科，并不是说低年级学好了，高年级就一定能学好。比如，在数学上，我们常常看到，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些学生数学成绩突然下降；再往后，到了初二、初三时，随着代数、几何的引入，又有一批跟不上；再到高中，随着数学抽象化程度加大，物理、化学进入，又有一批掉队。与此同时，则是家长先失望，再焦虑，再无奈地接受。

如果竞争从幼儿园开始，有些孩子本身就资质一般，最初靠强资金、强精力的投入，孩子还可以跟上，但最终到了初中随着功课变难，仍然会成为陪跑者。如果把竞争留到初中，这个时候，孩子的资质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有资质者才参与竞争，没有资质者，早已认清现实。

从政策逻辑看，此次上海高中新政，是2018年《上海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配套文件。再往前推，则源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所以，这个趋向公平的教育改革是大势所趋。

沉默的大多数

上海高中新政、幼升小“公民同招“的政策，减少了依托家长经济水平进行的竞争，很多评论分析：“学区房要爆雷”。整个政策相对损害的是中产阶层的孩子，“有钱人”原来的竞争优势被消除了，先前斥巨资购入的学区房可能不值钱了，而真正受益的是学历低一些，经济收入低一些的城市平民。他们才是城市里的大多数，然而，我们听到都是“学区房要完了”“要变天了”“将来怎么办”，却不太听到平民家长对此的看法。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舆论场上的声音更小。就像此前禁止高中跨区域招生，真正损害的是县域的优秀初中生，但这个群体的家长，毫无声音。

相比之下，受到损害的中产占据了网络话语权，声音很大，就会产生一种政策损害了大多数人的错觉。但是，一个城市中，朋友圈语境下的“城市中产”，其实是少数，这些家庭，高学历、投资学区房、鸡娃。但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城市的主体。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在舆论场更大，得到的关注也更多。当一个政策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在舆论场上就会产生很多抱怨的声音，给人以这个政策被普遍反对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事实。

其实，在教育服务资源分配不公的当下，任何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都会遭到这种群体舆论的恶评。但从各个群体不同的发声能力去看，不难发现，反对的声音越大，反而证明了政策越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

这个现象背后，是中国中产家长对公共资源争夺的急迫心情。为自己利益说话，本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公共讨论中，个体还是应该有公共利益的底线与对他人的共情。

只有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对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认同，才能构成整合的共同体，由此解决公共性问题，避免囚徒困境之下的原子化的、孤立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很少出现这种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很多人支持户籍制度改革，支持法无禁止则可为，可一但触及自己的利益，就把价值观抛到脑后。

于是，不管是中小学负担、还是高考公平，还是加班问题，我们只看到中国人像斑马那样，通过“跑得比同伴快”来达成自救，都是“内卷”的恶性竞争，看不到任何协同一致的公共态度和对他人的共情。而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又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状态，导致下一轮更加激烈的公共资源竞争。而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中，中国中产的困扰和烦恼，逐渐在与之对应的底层的苦难面前，变为一个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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