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芥末堆 4月26日 Siyi 报道 

近段时间，教培行业最受关注的事，可能就是接下来的政策走向。靴子何时落地？到底会怎么管，怎么改？

过去的几十个小时，对校外教培机构来说，虽未到至暗时刻，但也经历了狂风暴雨。因招生收费、广告宣传、课程师资等方面问题，6家头部机构被点名，其中4家被顶格处罚。

监管整治背后，涉及到多个方面因素。除了教育本身过去30年的疯狂生长期基本处于散养状态，需要走向合规以外，还包括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出生率、人才培养、人民幸福感等等。

当“鸡娃”现象愈演愈烈，年轻一代婚育意愿持续走低，为避免重蹈其他国家“宽松时代”下“公立瘦弱、私营肥满”的覆辙，本轮整治，正是在重塑教育生态。

不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均需要不断地尝试和改进。显然，最近两天的点名与处罚，只是此次整治大轮次上一个微小的点，随着更多政策的出台与修正，还会有更多以往的默认行为被划入监管行列。

短时间内，教培机构被点名，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两天之内，两次通报

4月23日，北京市教委一纸通报，学而思网校、高途课堂、网易有道精品课、猿辅导一起被点名。

通报显示，在近期市教委会同相关部门针对学科类线上校外培训机构的检查中，这四家头部机构均在招生收费、广告宣传、课程师资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网站、App全面售卖秋季、暑秋联报课程，违规提前招生收费；以不当用语误导学生报名缴费；以明显低于成本价格售卖课程；部分直播类课程晚于21:00结束……”

4月2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到，线上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00。而2018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也存在“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的规定。因此，秋季课程预售和暑秋联报课程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件要求。至于如何界定课程低于成本价售卖，判断标准也难以知晓。

在这4家机构还没来得及按照相关要求“在本机构网站或公众号显著位置公示整改措施和结果”时，第二份通报就已发布。

4月25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消息称，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专项检查，依法查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为。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等4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被顶格罚款50万元。

主要原因在于，课程促销价和销售页面显示的原价相去甚远，且在促销活动之前并未以原价实际成交过。此举被认为属于“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

而在此前，这一做法在教培行业已默默存在了很多年，如今，用低价课引流获客受阻，通过暑秋联报保证续费也不再行得通。4月23日的通报，让针对学科类在线教育的监管走到了聚光灯下，机构也许并不知道下一步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什么，但至少要习惯，未来，线上线下的监管必将“一视同仁”。

“一切为了高考”

 教培市场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因为近年来火热的资本流向，还因其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家庭。

“呱呱坠地后，襁褓旁边便有一张离高考还有6000多天的倒计时牌。”这句话虽然玩笑意味居多，但在这场人生竞技中，有着太多的关卡。学区房、早教课、兴趣班、启蒙英语、幼小衔接、学科补习、提分培优...争取公立校学位时挤破脑袋，在校外卯足了劲儿上补习班，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没有父母会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有一丝马虎。 

家长们如此“鸡娃”，主要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取更多知识，而是要比同龄人更强。在此心理下，随着经济条件改善，校外辅导从“可上可不上”，发展到“别人上我也要上”，再到“别人不上我也上”的境地。 

从五六年前的《虎妈猫爸》到如今的《小舍得》，教育题材的电视剧总能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舆论风暴，引发中产阶级家庭的共鸣。而《陪你一起长大》中“四个家庭智慧地退出内卷化困境，回归育人初心”的情节，大概率也只会存在于影视作品里。

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教育目标，仍然是“一切为了高考”。校内“吃不饱”，校外来“加餐”，从小生活在如此环境下的80、90一代，或加入“鸡娃”大军，或对结婚生子望而却步。

2020年11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2019）》，基于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CIEFR-HS），对全国不同地区、学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进行了描述分析。

报告显示，家庭教育支出是全国教育总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在小学阶段，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占家庭校外支出的 86.9%，初中阶段占81.3%，普高阶段占 87.3%，可以说家庭很大一部分校外支出都投入在了校外教育上。

“教育是民生领域的，医疗也是民生领域的，”对于校外培训支出，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曾表示，原来一个一万多元的医疗器材，国家出手后，费用降到了几百块钱。“教育这一轮整治，大概率会像医疗一样限价。” 

“过去10年，行业其实被互联网产业思维误导了，砸了很多钱在教育科技和流量入口上。”葛文伟提到，社会不会不需要教培行业，只不过要把原来太功利的、太市场化的地方收一点回来，把原来无限制抬高的价格收回来。“机构不要再想着通过拉升价格来维持高毛利，而是要回到普惠的前提下，如何把这件事情干好，就像今天的普惠幼儿园一样，普惠幼儿园并不代表不能赚钱。”

校内校外同步抓

谈及教育改革，这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21世纪初期“三点半”政策出台，为中小学生“减负”。但随着社会发展，家长日渐紧张的工作节奏、完全错位的下班时间，以及对升学的需求，导致学校放学后几个小时的空档里，孩子们无处可去。各类托管、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但良莠不齐。

同样的教育“减负”改革也曾发生在日本等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家长对激烈竞争下的高强度学业要求产生质疑。教育应如何适应经济的高速繁荣？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不断高涨。在这种背景下长大的孩子，被称为“宽松一代”。

“减少学习时间；减少作业量；重视个体教育，个人性格培养，培养学生创造力……”中日两国的改革策略高度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政府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公立教育改革之下，民办教育并未受到约束。因此，“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

当私立学校仍然无法满足升入高等教育的需求，校外培训班开始成为日本家庭公认的应试路径。根据日本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

由于日本政府的“宽松教育政策”仅约束了公立教育系统，校外培训机构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后，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最终导致了“公立瘦弱，私营肥满”、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人口出生率下降。

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减负”的过程中，针对校内校外“两手抓”。相较以往放开三点半后的时间，中国的校内如今已经开始进行“选择性宽松”，而校外监管开始同步加强。

校内方面，从过去减少公立教育作业量、把孩子们三点半之后的时间交还给家庭与社会，到“弹性离校”为学生提供延时照顾服务，再到如今各地纷纷出台政策，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支持中小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校外方面，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中，把禁止留作业作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坚决防止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留作业，切实避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此外，针对学龄前教育问题，学科类培训成为“重灾区”。具体来看，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分离、衔接意识薄弱、过度重视知识准备、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教育部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包括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违规进行培训，小学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得设学前班等具体要求。

整体来看，针对校外教培，监管主要聚焦于机构办学资质是否齐全、教师资格是否具备、教学内容是否超纲、培训时间是否超长、收费周期是否合规、资金监管、消防及场地安全，以及广告是否合法等多个方面。

整体来看，前两天北京的两份通报，更像是本轮校外培训治理的信号枪。一刀切显然不现实，随着相关规定的陆续出台和实践优化，机构因过往行为被点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