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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引力，这是当前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坦率地说，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引力还不高。今年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提高普高录取率到80%以上，这一建议得到了家长们的支持。由于社会、家长、学生、教师对中职认可度低，严重影响了中职的办学质量，又进一步降低了中职吸引力，家长担心孩子上中职非但不能学到技能，还会被“带坏”。

要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必须推进教育管理与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的倾向，形成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应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职业院校制度，办好每一所职业院校。

如果简单用升学率评价初中和高中的办学质量，就会导致职业教育低人一等。以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把普高视为比中职更优的教育；用一本率、本科率评价普通高中办学，就是强化唯名校、唯学历的倾向，也是矮化职业院校。近年来，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用升本率评价中职办学的情况。从根本上说，发展教育的职责是办好各类教育，对于基础教育学校办学，应该关注学校是否按法律规定开齐了所有课程，并保障课程质量。至于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选择什么院校，是升学还是就业，这是受教育者的个体选择，不应有高低之分。

另外，近年来，我国学历高消费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家长们心中存在一条最优成才路径：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好职业。有高学历才会有社会地位高的“好”工作，如此一来，很多人开始追逐高学历。要改变“唯学历”的状况，必须转变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同时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技能人才的薪资水平提高了，其社会认可度也会随之提升，进而形成高收入待遇——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高质量的职业教育——高收入待遇的良性循环。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等。还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具体地说，首先，需充分认识到，办好每一所学校是最基本的教育职责，如果把教育和学校等级化，不管怎么扩大教育资源，都难以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到2020年，我国已经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但“教育内卷”却成为2020年的流行词，学生的升学竞争已经从上大学“独木桥”升级为上名校“独木桥”。对此，就要从导向上着力，逐步引导。其次，应对依旧强调升学率、用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的地方政府，以及在用人中不断提高学历要求、强化“唯名校”导向的企事业单位进行问责。从一定程度上说，只有从根本上扭转升学政绩观以及社会用人的唯学历导向，才能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进而办好职业教育。

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要把职业教育办成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就需要进行发展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比如，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后，我国怎么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推进职普融通？是继续坚持职普分离，即分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方式？还是取消中职、建设综合高中，把技能教育融入综合高中，由学生自主选择，到高中毕业后再选进综合性大学或职业院校？因此，进入高中普及时代，如何规划普高与中职发展，需要科学的论证、设计。

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应以就业为导向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灵活地根据社会需求变化，改革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因此，落实和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至关重要。一方面，只有让职业院校自主设置专业，以及落实教育教学自主权，才能办出有特色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以及校企合作办学，也需要现代职业院校制度的支撑。对此，应由学校的教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负责选定合作的企业，设计合作培养的模式，评估合作的质量，进行以人才培养质量为主线的产教合作。还需注意的是，落实职业院校自主权要着力避免空心化倾向，招生只是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环，办好职业教育必须重视其内涵发展，包括大力加强师资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以及统筹区域内职业院校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以高素质技术技能培养满足各方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期望。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作者熊丙奇。原文刊于《学习时报》2021年5月10日04版。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