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拉尼奥某一短篇小说中,他这样描述两位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的年轻人:“我们俩都以某种努力,对各自生活的缓慢失败、对美学、对伦理、对我们的破碎理想不感兴趣”。
“985废物”、“普通学”、逃离北上广、17万本科生送外卖、985博士应聘街道办、硕士生扎堆普通高中、《名校生抑郁: 天之骄子的价值困境》……近一两年,媒体视角下的名校生,似乎也正在受捶,依循这一叙事,接受社会的棒打。
既然有成功学?为何不能有普通学?——活跃于豆瓣的“普通学”小组建于今年3月。用“普通学”抱团取暖的年轻人,试着接受自己的平凡,剥离社会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期望。
真的没有退出竞位、却也没彻底躺平的名校毕业生吗?
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可以看到,他们或曾被命运的洪流推着走,没有明确的事业规划,日复一日,从事无意义也不喜欢的工作,临近中年才“大器中成”。
或是不断处在“低空飞行”,不追求江边大平层而只需居所一方,在自己开辟的小世界中尽可能地尝试。
在自由贫穷与“卷”成人上人之间,或许,还存在第三条路。
35岁,才彻底想通自己要干嘛,以及怎么干
两个人在茫茫大雾中跑酷,只要坚持跑下去,就能遇到对方。因为这赛道上的其余九十八人都在围观,而他们首先看到的就会是彼此。
徐明这么形容他与合伙人的相遇。在这之前,他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个人吊儿郎当,又摸索了很久。
2001年,他以高考520分的成绩(满分600),由上海“四大名校”交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却对计算机系没有任何想法,“报考它的分数最高,我就考了。它具体教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做这一行我不知道。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
初中、高中,徐明说自己“脑袋空空”,老师教什么他就学什么,“甚至在三十岁以前,我都没有任何的想法”。
校招时,世界五百强企业电装在交大招收为汽车电控系统写芯片程序的技术员,地点在日本名古屋。他没去过日本,工作不需要掌握日语,他觉得“挺好玩儿”,通过考核就入了职。
这一做就是八年。
某种程度上,交大与交大附中一脉相承,而电装要求员工在极细分的领域精深、钻研一辈子。在封闭且单一的小环境下,徐明无法模拟也无法体验大社会的真实与动态。从学习毕业直至最初工作那几年,他认为自己积攒的社会阅历乏善可陈。
渐渐地,工作环境让他感到压抑,社交网络也很难在异国他乡铺开。他想干点别的。
他开始重拾十五六岁时的爱好——摄影。闲来,他拍照,写文章,投稿,参加摄影比赛,与当地人进行不严肃的访谈。他打听野球拳的猜拳秘笈,向京都舞妓请教她们专用的已经死去的方言,把镜头对准边玩老虎机边说老公坏话的老太太。以至当地的文社都忍不住腹诽:“有一个奇怪的中国人,一直在投稿。”
徐明拍摄的艺妓
八年以后,他彻底辞去电装的工作回到上海,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自己出生的地方。在当时疯狂城建的表面下,他感到逆向性的文化冲击与落差。他关注拆迁,民生,老百姓的“鸡毛蒜皮”、“鸡飞蛋打”。他说自己拥有很多技能,饿不死。虽然也很难称得上稳定,拥有一个可预见的将来。
重新关注上海(徐明摄)
一个人“吊儿郎当”做着自由职业,又是五年。
但他相信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虽然摸不到,不能量化,不写在纸上贴在墙面上,但它是“上帝在世界上运行的东西”。对他而言,符合自然规律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做一个觉得正确、有意思、且喜欢的事情,它既不会饿死,也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虽然混了那么多年,但没有饿死,也没有被看不起。因为做的事情一直在正确的线上,所以哪怕不赚什么钱,人家还是欣赏尊敬你。在被摧残之前,我就跑开了。”
2018年,在“跑酷”了很多年以后,他终于遇见他的合伙人阿松。阿松是亚洲研究硕士,也是上海史的独立研究人。阿松的历史学背景与他社会学的实践与积累,犹如两块拼图嵌入彼此形成完整的图面。他们成立了“城市考古”,开办城市专题讲座与城市行走活动,为学术机构及媒体进行知识背书。
2019年在上海双年展,他们参与城市项目《你的地方》,2020年在豫园天裕楼的永久展厅,他们用数万微缩人物与上百栋历史建筑模型,还原上海400年的城市历史变迁,与外滩美术馆合作的社区历史调研项目“客堂间”,还在去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公共教育项目。
天裕楼魔都四百年展览
三十五岁也就是遇见阿松之后,他说自己到那时才彻底想通要干嘛以及怎么干。但这也符合自然规律的第二条:彼此在各自看不见的地方做着同样的事情,总会遇见、认识、有瓜葛。不遇见就不正常。
“与你思维观点同步,年龄相仿的本来就少。你们必然会认识。是早一年晚一年的事情。只要在这个圈子里坚持下去,最后必然会凑到一起。”
在三十五岁才开始自己正式的事业,对于徐明来说也不晚。因为他的自然规则还有第三条:通常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人才开始“大器中成”。
凡人都有积累的过程,毕业一段时间,累积,纠结,兜圈,深入到真实的腹地,被社会真实地拷打过,才能把所有事情想通,认识清楚,“人才开始爆发”,飞跃成长,大器中成。
他相信世间这些看不见的法则。
“整个职业生涯前八年,我都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悲观”
2001年,默木以全省文科前20的高分考入复旦大学,2018年他三十七岁,被不景气的外资公司裁员。
默木出生在中国内陆一个小城镇里,十三岁失去母亲。工人出身的父亲不分享教育理念,也不传导价值观,经常以暴力与训斥的方式干预他的成长。有一次用自行车的防盗铁链把他抽狠了,一整条左臂都是肿的,直到睡觉也不能翻身。
家庭教育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他一度非常介意自己与身边人的情绪,也不能客观地评价自我,“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自卑的,偶尔有一点小成就就变得非常自负”。
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复旦,压抑了很久的自我似乎得到暂时的解放与补偿:他泡在当时的计算机教室,没日没夜地打游戏、看电影。校园网的电影资源排分系统,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排到积分前三,还通宵打网游直到走路发飘。到大三时,他的“兴趣”又变了,他第一次恋爱,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
选择玩,意味着放弃出国与考研,意味他在大学毕业尚不清楚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时就不得不开始找工作。潜意识里,也许又是自卑心理作祟,认为自己不值得也配不上更好的前途,默木对职业的期望在当时就仅仅只是“随便找个工作,发些工资就好”。
复旦的文科基地班结课以后,他选择了哲学系,“这不是世俗化的专业,就业上没有优势,只能等别人挑完工作以后,公司再来挑我”,他说因为没有做学业与事业上的规划,以至于后来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都是他被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
飘在上海(默木摄)
国企、民企、外企,品牌、市场、公关……飘在上海13年,默木做过很多工作,但那更像是被命运的洪流一直往前推,“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向,只能保证不沉下去。”他端看自己光鲜又复杂的履历,充斥着知名学府、大公司与资深职称的加持,但也很难不自问,十几年来沉淀下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虽是月光族,默木的收入也算不上少。但对自己的职场生涯,他的自我评价却很低,他感到孤独、痛苦、没有价值:“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进而在这种情绪下我又很焦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它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选择那样的道路,当我到中年危机时,我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2012年,他失恋了,这是职场困顿下另一次重大的打击。结婚生子、升职加薪,眼看身边的同龄人都在稳步攀爬人生这座高峰,他却一个人无法着陆。他感到恐惧,夜不能寐,每晚看着天花板直到凌晨的三四点钟。
脑袋里有太多胡乱的念头与黑暗的幻想,他开始写诗,不是为了成就伟大的创作,而是因为有太多无法舒张的强烈的极端情绪需要安放与疗愈。
默木摄
当他被外资公司通知裁员时,精神上的疲惫已经到达临界点,他只是非常朴素与本能地觉得:自己该离开上海了。
“我已经三十七岁,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默木说:“费劲找个工作也可以,但我不觉得有意义”。那时,他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清楚,自己不再想要什么。
不想再成为高楼里的一只蝼蚁,也不想再在一线城市,体味经济的重负与生活的困顿。
简单处理了在上海的事务后,他四处旅行,最后在成都定居。
去四姑娘山旅行(默木摄)
在成都,他尝试开启另一种生活,第一次主动选择命运的方向,做着顺应内心的探索与尝试。积极的付出似乎都有了良性的回报:他整理九年以来的诗开始投稿,作品陆续在《星星》、《诗刊》等刊物上发表,最后集结成书集《给未生者的情诗》,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位玩音乐的朋友把他的诗即兴唱成了歌,而通过这首歌,他结识了现在的合伙人。他们创办了音乐工作室,他写词,他的合伙人谱曲,共同制作影视音乐与版权音乐。
曾在诗歌中屡次出现的黑暗的情绪
回顾自己在职业与情感低谷期创作的诗歌,默木发现,自己在当时有着近乎病态的悲观,诗中不止一次出现死亡的意象。现在,他有了新的方向,是“人生到目前为止最佳的巅峰状态”。他坦言,为张艺兴创作《不屈的信仰》的歌词,也是自己心态改变后的真实写照:
每次跌倒都是胜利的倒数
每条歧途都是成长的学步
每道伤痕都是迷彩的纹路
每滴眼泪都是时间的礼物
“最后一次不开心,是2018年2月,之后就真的没有了”,默木说。如今,他积极,乐观,对外界与自我有更清楚的认知,既追求精神的独立,也不放弃世俗的成功。希望认识更多的制片人、经纪人争取机会,创作更多的作品。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他也说,十几年间在上海鬼打墙般的职场经历似也无可避免,是必经之路与唯一的通关之路:“我觉得每一步走过来,一些经历与摔打,才造就了我现在的路径。”
低空飞行:自由与卷成人上人之间的第三条路
很多年以后,当刷到那些奇妙的学科知识,离开大学许久的绅女,仍将回想起被激情推动的校园生活。那时,无人因为谈论房价和股市走红,年轻人崇拜会写小说和旅行时说走就走的另一些年轻人。没有学生记得母校复旦的校训,但都对它在民间的第二校训烂熟于心: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低空飞行”,这是绅女用来形容她青春期及往后的人生的词汇:2003年,她从复旦附中调剂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大一时挂了五门课,但仍无碍毕业。
虽隶属上海“四大名校”,但当时的复旦附中很好地保护着绅女:沈姓英语老师幽默,奥数国家队教练、数学老师万军倨傲,“你们理解不了那个函数,但这一个倒还可以试一试”;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支持韩寒,临毕业会赠每人一字。
身边有同学能援引一整篇《葬花词》,上语文课,也有人偷偷弓着背脊研究甲骨文。
“那时觉得,知识是可爱的。有知识的人是有趣的。它让我有了感受内在动机的一点点土壤。”
上了大学以后,这内在动机随叛逆期疯狂增长。她旅游,恋爱,打工,全凭一腔兴趣胡乱选课。她憎恶在图书馆用红宝书占座的拼命三郎,讨厌照本宣科的教条派老师。在某节必修课的开卷考试上,她会直接在卷子上写:“p24-26,要抄自己抄”。
还理直气壮,生出一套自洽的逻辑:“凭什么这道题就能判断我有没有思想?会抄字就是有思想?这难道是练书法?我又不是不知道答案”。
身边也不是没有头一天就务实刻苦、抱着明确考研或考公目标的大学同窗,但绅女不为所动,“不是我有定力,而是当年的整个氛围,多少有些浪漫主义。”
当然,没有因为玩,就玩出了事业、遇到了贵人或彻底改变了人生,“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所有的内在动机都可以变成自驱力,在头脑狂热与三观不成熟的青春期,它们有时只是被冲动而非理性驱动,而外在的约束与动机又对自己无效。
但回想起这一段逍遥时光,绅女仍觉庆幸,“把一些东西释放掉,后面反而能明白一点。如果特别稳,人在后来也总要面临青春期或者中年危机。”
毕业以后,她先去旅行,在途中遇到瑞典日报记者,开始跟着项目走做新闻记者助理,后又成为21世纪经济报道的国际部记者。
这份工作“一下子打开了事业格局”,她去南非收集基建狂魔,去加拿大走访各地产业园区,去丹麦参加世界气候大会,在芬兰收集总理。最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原来可以不纯玩疯玩穷玩,而是可以有目的性地在工作中玩。原来在自由贫穷与卷到人上人之间,还有另一条路。
丹麦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现场(绅女提供)
更何况这条路是她切身经历,而非他人讲述。他人讲述哪怕再真实生动,有时也不免有“他爸是李刚”、“她有平台资源”这样的前提或臆想,令人不敢相信同样的处境落到自己身上,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它使我非常真实地感受到,还是有一条路的。”
校园生活与第一份的工作,或多或少也影响了绅女以后的事业选择:她尊重知识与知识的生产者,欣赏有趣的内容,在工作与好玩之间寻找平衡。她做过新闻,公关,市场营销,放弃Uber的Offer去做梦想中的旅游创业,失败后再次创业……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导致、或者说成就了她“低空飞过”的状态:她摒弃在四十岁成为外企高管的上升路径,“卷不动了”,也拼不出一套江边大平层。她在上海有居室,一家现金流稳定的公司,但缺乏把它一轮一轮做大做上市的野心。
创业以后,她第一次对人心感到失望,开始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当记者做社会调查时,她看到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仍在努力,摄影师面对灾难时颤了一下的双手,是黑暗下仍然动人的微光,“但攀爬财富阶梯你发现,有些人家里的面包已经堆得快要发烂,但还是想要偷别人家的面包。我能接受人理性的算计,却很难接受人混乱而不自知。”
孵化的红人走了以后,她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如今,绅女在B站已有13万粉丝,在知乎也有20万粉丝。三十五岁的她戴着粉色的假发套,分享心理学、情感、女性、职场方向的内容,仍在学习,玩耍。
b站的绅女
“没必要和大世界进行争锋相对的对抗。”她说,“但是在小世界里要给到自己自由。低空飞过。”
内核与“寻”
当诗与远方逐渐被鸡娃、内卷与小镇做题家替代,当世界的参差逐渐以“精日”、“精美”、“印吹”等微妙的语言呈现,我差点要感慨一个时代就快过去了,但绅女告诉我,也不尽然。今天,她在具体的人身上看不到某种时代性,看到的更多是个人与个人间巨大的差异。
“我自己的人生观察是,要看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内在动机,有没有内核。”她说,“内核不一定是喜欢哲学、音乐、摄影,也可以是喜欢宅,喜欢睡觉。但这是一个你进去以后永远会开心的角落。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你回去之后想的都是高考房价996,你的情绪就会被外界不断拉扯。”
高中毕业,复旦附中的语文老师黄玉峰给她的字,无意或者有意,恰好是“寻”,老师的意思是一个人在寻找过程中无论走什么路,只要走出去、只要不停下来都是好的。它一定会在未来有用。“寻是没有问题的,就算这人一辈子在寻,他只要一直在寻,那就是好的。”
徐明、默木、绅女的真实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事情看似在退步、遭遇困难,毫无起色,突破了一点后却又飞跃增长;大社会难以抗衡,只要自体稳固,我们却也有各自的小世界。
大器中成或是低空飞过。步入社会,在放心大胆成为一名普通人的同时,也不妨再耐心地等一等。(完)
*应受访者要求,默木为笔名,绅女为二次元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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