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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对尼特族群体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尼特族的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且已有研究中经验研究较少，缺乏实地调查数据。本文采取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广东省选取四个县区进行研究，发现尼特族群体呈现出经济基础薄弱化、学历层次高知化、发展意愿主动化三大新特征，并从教育发展与教育质量、经济发展与不平等、社会观念转型三方面对特征变化的成因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就政策建议和研究不足进行了简单讨论。

尼特族;高校扩招;阶层固化;社会观念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尼特族(由英文“NEET”音译而成，NEET为Not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的首写字母缩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指那些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必须依靠家人资助维持生活的青年[1]。类似群体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法国称之为“袋鼠族”，德国称之为“赖巢族”，美国称之为“归巢族”，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尼特族”，香港地区称之为“双失青年”(失学兼失业的青年)，等等[2]。

在欧美，尼特族的存在较为普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意大利15~29岁的年轻人中有211.6万人处于不活跃的“家里蹲”状态，即尼特族，占同年龄段总人数的23.4%，在欧盟位列第一。其他欧洲国家中，希腊尼特族占比为19.5%，保加利亚为18.1%，罗马尼亚为17%，瑞典为7%，荷兰为5.7%[3]。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018年第四季度收集的数据显示，全国有101.3万介于19~29岁之间、既不学习也不工作的年轻人[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班牙尼特族人数呈上升趋势，2020年4月与2019年同期相比人数增长了20.7%[5]。

在亚洲，尼特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渐引发重视。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13年版《儿童青年白皮书》显示，2012年日本全国尼特族人群比例达到了2.3%，约63万人[6]。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的分析显示，韩国的青年尼特族人口已经从2015年的163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174万人;整体青年人口中的尼特族比重不断上升，从2014年的13.7%到2017年的14.8%[7]。2015年，香港尼特族人数达5.34万人，占整个青年人口的6.7%[8]。

近年来，国内的尼特族问题也开始引发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出现了一些游离于组织体系之外的新兴青年群体，尼特族便是其中之一。根据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有学者估计中国的80后和90后中约存在8000万的尼特族，且数量仍在持续增长中[9]。尼特族群体的规模不容忽视，放任自流的话将带来社会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引起就业人口的结构失衡，对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和传统的养老观念产生冲击，成为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的潜在风险[10]。

国内学术文献对尼特族已有一定讨论，但是对相关群体的称呼较为混乱，有“啃老族”“新失业群体”“高校毕业生不就业群体”“NEET族”等多个概念，且概念之间的含义存在一定差别。为避免因概念不清导致的分析失效，本文采用尼特族统一称呼所研究的对象，用以指代“16~35岁不升学、不就业、未在接受培训的青年”。一方面，“尼特族”的本义是对状态的客观描述，不像“啃老族”等称呼可能带有负面的感情色彩;另一方面，采用尼特族这一世界通用的概念叙事，有助于同国际研究接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

国外尼特族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在英国，尼特族主要分布在16~18岁的青年当中，约占该年龄段青年总数的10%，且大部分受教育程度都较低[11]。相比于经济较发达的英国南部地区，经济较落后的北部地区尼特族比例更高，且成长在单亲母亲家庭的英国青年更容易成为尼特族[12]。Furlong通过对苏格兰离校学生调查数据库中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苏格兰的尼特族具有更低的学历水平和更消极的教育经历，例如，经常逃学或被开除，以及拥有更为不利的家庭背景[13]。

在日本，尼特族群体的数量不断增长，并且表现出就业积极性低、盲目追求自我、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责任感等特点[14];Honda和Hotta发现，许多日本的尼特族不具备良好的沟通技能，难以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缺少朋辈支持[15];Kosugi指出，日本尼特族中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有相对较高的比例，他们常常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辍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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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特族在国内引发关注之后，诸多研究也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归纳。例如吕鹏从工作生活和非工作生活两个方面总结新失业群体的特征，包括缺乏基本职业技能、处于“准失业状态”、社会关系脆弱且碎片化等等[17];李虹对啃老族进行研究，认为他们具有理想与现实存在落差、激情与理性发生脱节、物质与精神出现失衡的特征[18];公雯雯指出，尼特族往往家庭较好，多为独生子女或者家中比较受宠的子女，但是性格比较孤僻，较难合群，容易被边缘化[19];韩倩和朱志勇发现高学历尼特族普遍具有孤独、怕吃苦和逃避现实的心理状态，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和人交流[20];王燕锋和陈国泉聚焦城郊农村尼特族，认为其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很少跟家长沟通，性格较为封闭[21]。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从个人能力、性格特点、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国内外尼特族群体的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较好地描绘出尼特族的群体画像。但上述研究大多开展时间较早，特别是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10余年前。在此期间，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革。身处时代变迁中的尼特族，群体特征是否相应发生了改变?这在近年来很少得到关注。此外，目前对国内尼特族的研究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学识和社会见闻对尼特族特征进行总结，少数采用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个案分析，开展问卷调查描摹群体特征的实证研究非常少。

因此，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尼特族群体相比于过去是不是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这种变化趋势是否与其他国家尼特族特征的变化一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本文将基于实地调研情况，在与国内外已有研究充分对话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出新时代下尼特族群体特征的新趋势，并对其特征变化的成因展开进一步的说明。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获取

本文采取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广东省开展调研。由于尼特族群体并非“显性”存在，不具备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抽样的条件，故本文选取部分地区开展调查，调研选点情况如下:

综合考虑广东省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基于代表性原则，本文选择广州天河区、深圳宝安区、佛山南海区和江门开平市(县级市)四个地区进行调研。首先，广州、深圳是经济实力雄厚、地区发展水平高的一线城市。

其中，广州市选点天河区。天河区是广州市新城市中心区，位于城市新中轴线上，是近年来广州市经济发展的中心区，辖区内14~35周岁青年约122万人。2019年天河区地区生产总值(GDP)5047.39亿元，在全市GDP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深圳市选点宝安区。深圳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人群结构高度年轻化的移民城市。宝安区是深圳市的核心地带，位列2018年中国百强区第8名，对于调研开展和样本搜集具有较强的便利性。

其次，佛山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梯队城市，也是制造业发展程度较高、劳动就业密集的地区。其中，南海区是佛山市城市发展状况的代表地区。南海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曾创造县域经济发展的“南海模式”，是广东“四小虎”之一。目前，南海辖区内总人口290.5万，35岁以下人口数量是143.5万。

最后，江门则是广东珠三角城市中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水平接近于较为落后的粤东西北城市)。江门市选择开平市，该市总人口68万，16~36岁青年20万，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观察珠三角发达城市与粤东西北欠发达城市交界地带情况的典型。

在各调研点采用判断抽样(Judgmental Sampling)的方法，依托县区团组织、政府部门、基层镇街、社区网格员队伍、青年志愿者、社区社会工作者等进行群体搜寻。通过摸查调研点符合条件的对象，使用电子问卷开展问卷调查，同时共对28个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

最后共回收问卷343份，通过对数据进一步甄别与筛选，其中只有148份样本符合尼特族的定义，之后的分析将在这148份样本的基础上展开。样本基本情况如下(见表1):从性别上来看，男性约占49%，女性约占51%。从年龄上看，尼特族集中分布在20岁以上的青年群体中，其中21~25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从教育水平上看，以高中(中专)、高职(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占比接近90%。

三、尼特族群体的新特征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讨论，结合问卷和访谈情况，本文发现新时代下尼特族呈现学历层次高知化、经济基础薄弱化、就业意愿主动化三大新特征。

1.学历层次高知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层化的组织模式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内外研究中普遍发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年劳动者更容易成为尼特族。经合组织发布的《2016年社会概览》报告显示，在经合组织国家，仅接受过中等教育青年中尼特族的比例是接受过高等教育青年中尼特族比例的1.5倍，仅接受过初等教育青年中的尼特族比例更是3倍于接受过高等教育青年中尼特族的比例。

事实上，经合组织国家尼特族中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青年约占43%，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只有25%[22]。在英国，大部分尼特族只接受过较低水平的教育[23]。在日本，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日本青年更有可能成为尼特族[24]。在我国，多位学者指出国内的尼特族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是高中以下教育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初中以下学历;且职业技能缺乏，失业期间多数未接受过相关培训[25][26]。

但在本次调查中，新时代下的尼特族却呈现出学历层次高知化的新特征。调查显示，高中(中专)、高职(大专)和本科是当前尼特族最主要的学历层次。只有8.78%的尼特族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只接受过高中(中专)教育的尼特族占比为27.7%，有近三分之二(63.51%)的尼特族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专占29.05%，本科占31.08%，研究生占3.38%)。

可以说，相较于21世纪初，当前尼特族学历层次有一个比较大的飞跃。但从另一方面，这更揭示出当前严峻的形势—尼特族群体的主力不再是教育水平不高、人力资本不够的低学历青年，而更多是接受过高学历教育、具备一定水准人力资本的青年群体。麦可思研究院《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本科毕业生待就业(指除受雇工作、自主创业、国内外读研、准备考研之外的毕业生)比例为4.2%，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7.5%[27]。在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基数之下，具有更高学历的尼特族群体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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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基础薄弱化

尼特族并非近年来才出现的特殊现象，类似群体早已有之，但因为人数较少，未得到充分关注。尼特族最初只是在部分富裕地区和部分富裕人群中出现的个别现象，或者可以将其视作在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衣食无忧、逃避工作，依靠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而生活。例如在日本，尼特族最初主要出现在富裕家庭的孩子中，甚至被视作只有在富裕阶层中才会出现的现象[28]。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腾飞，社会财富在某些家庭迅速积累，为尼特族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东南沿海的城市地区，伴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土地征拆，“一夜暴富”不断涌现，“拆二代”乃至于“二世祖”(坐吃山空的富家子弟)现象时常见诸报端。例如有学者指出，在上海的浦东、闵行等区域，部分家庭有多套房产可供出租，家中子女依靠收租过活[29]。20世纪90年代，在部分先富的农村地区，农村经济较早卷入市场经济浪潮，屋租经济和分红阶层是普遍现象。在农村股份制改革推进过程中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分红一代”，他们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实现财务自由，往往就选择不工作成为尼特族[30]。

但随着尼特族超越局部地区和少数人群成为世界性现象，在一些国家中尼特族的家庭经济特征发生了改变。Simmons对英国的尼特族进行研究，发现其往往是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青年[31]。当前日本尼特族不仅仅出现在富裕家庭中，反而在低收入家庭中存在更多的尼特族[32]。Genda使用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信息与统计研究中心提供的1992年、1997年和2002年就业状况调查的微观数据印证了这一点。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尼特族的家庭收入特征在发生变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失业青年人数一直在增加。20世纪90年代，20%以上的失业青年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但这一比例从1997年的23.0%下降到2002年的14.4%。与此同时，1992—2002年期间，失业青年中家庭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的贫困家庭比例大幅上升[33]。

在中国，尼特族家庭收入特征的变化与世界各国保持一致。调研发现，当前尼特族经济基础呈现出薄弱化的趋势。本次调查显示，尼特族中家庭年收入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占比最高，达27.03%;家庭年收入5万~10万元的较低收入家庭占比25.68%，两者合计超过一半;年收入10万~20万元的家庭占19.59%;年收入20万~30万元的家庭占10.81%;年收入30万~50万元的家庭占9.46%;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反而占比最低，为7.43%。这说明中国当下的一批尼特族并非主要来自富裕家庭，而是更多存在于一般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再结合对尼特族生活来源的调查，本文发现，只有一半的尼特族具有稳定的生活来源(52.7%)，另一半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47.3%);而在稳定的生活来源中(见图1)，主要来自家人的工资收入(56.41%)，其次是房屋土地收入(12.82%)与个人积蓄(11.54%)。这反映出尼特族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啃老”现象，即生活依赖于父母和家庭。当本身并不富裕的家庭面临成年子女在经济上的依赖时，父母往往会基于责任伦理为他们提供工具性支持[34]，加重父母和家庭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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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意愿主动化

正如前文所述，尼特族是对客观状态的描述—非升学、非就业和非培训的青年，并不涉及青年本身的就业意愿。从这个角度对尼特族进行细分，可以分为积极寻找工作的尼特族和消极待业的尼特族。经合组织发布的《2016年社会概览》报告显示，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约有4000万尼特族，其中有三分之二没有积极寻找工作，大部分尼特族都属于消极待业型[35]。

有学者对国内尼特族的研究也发现，就业意愿低下、宁愿待业在家也不愿意就业是尼特族的重要特征[36][37]。他们往往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待职业消极懈怠，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明确长远的发展规划[38]。廉思对国内东南西北中五个主要城市的问卷调查也表明，尼特族对当前生活现状具有相对较高的满意度，缺乏拼搏奋斗精神，在就业意愿上表现消极[39]。

但是与以往尼特族普遍具备的消极态度不同，本次调研发现，尼特族的就业意愿逐渐主动化。通过问卷调查得知，超过半数(52.47%)的青年对当前的生活不满意，想要改变当前的生活方式，并且存在焦虑情绪。与此相对应的是，58%的青年表示在未来的一年内会去找工作，明确表示“不会就业”的青年极少(7%)。在对“假如您衣食无忧，您觉得还需要奋斗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只有11.95%的青年表示不需要。这在访谈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全国百强区第二名的佛山南海区访谈中，一位被访者提到:

其实我个人来说，我不想在家里蹲，因为毕竟在别人眼里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因为日子很长，天天在家我也会闷得发慌。我天天就对着各种APP找工作，然后拼命地去面试。(G-T-4)(访谈记录编号根据地区首字母和访谈顺序命名，例如这段是广州(G)天河(T)第4位被访者的访谈记录)与此对应的是，青年的尼特状态具有较强的暂时性和明显的过渡性。如图2所示，46.62%的青年处于尼特族状态的时间是半年及以下，25%的青年是半年到一年，而三年及以上的只有14%左右。

四、尼特族特征新趋势的成因分析

在与以往研究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尼特族呈现出新特征，并且部分变化在其他国家的尼特族中同样出现。为什么尼特族特征会出现这种新变化，让尼特族群体逐渐“高知”、“低阶”(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又“主动”?这将在下文展开讨论。

1.教育普及的机遇与挑战:“高知”的尼特族

(1)青年学历水平普遍提升的客观后果

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是高等教育普及阶段[40]。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中国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扩展和质变的时期，在短短20年间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跨入普及阶段。

根据教育部《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和毛入学率(指某一级教育不分年龄的在校学生总数占该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百分比)的统计，一直到1990年，我国高等教育仍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规模，在学人数382万，毛入学率3.4%。1999年，为了适应新世纪对知识人才的迫切需求，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持续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扩招。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41]。到2000年，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已经是1990年的3倍还要多;到2010年，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再次翻了一番;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已经达到4183万人，毛入学率为54.4%[42]。

与此同时，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90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6%，到2000年增长至42.8%，2010年为82.5%，自2012年以后长期保持在85%以上[43]。换句话说，预计当下我国15~18岁青年超过85%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有一半左右的18~22岁青年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最近的20年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青年学历的全面提升，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青年占比越来越高，因而导致尼特族群体也逐渐走向“高知化”。

(2)教育水平与就业状况正向关系的再探讨

青年学历的全面提升能够部分解释尼特族学历层次的整体提高，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就业市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优势在逐渐消失—即使青年学历得到全面提高，也应该其中较低学历青年更容易成为尼特族，为什么高学历尼特族占比如此高?这与高等教育促进就业的能力不断减弱密切相关。

从筛选理论来看，教育对就业的作用在于其具备的信号功能，能够标识、筛选出高劳动生产率的人[44]。特别是在中国，更高层次的教育是大多数人争取更高收入的显性依据与凭证，高等教育所起的社会认可和社会地位标签功能非常明显[45]。但高校扩招带来的不仅仅是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同时更是带来学历的“贬值”。21世纪以来，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1999年高校毕业生仅为84.76万人，到2020年已经达到874万，数量是1999年的10倍[46]。当下，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不再是稀缺的人才资源，高等教育学历也不再能够成为就业的“保证”，而仅仅作为就业过程中一种准入门槛。

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教育促进就业的能力来自对受教育者人力资本的提升[47]。叶晓阳和丁延庆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的工作起薪、自主创业和基层创业的积极态度显著正相关[48]，因此教育质量是影响高等教育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但由于高校扩招、教育产业化等政策上的变化，高校师生比降低，生均教育资源下降，专业设置呈现跟风、同质化、利益化倾向，高等教育过于注重数量而忽视了教学质量[49][50]。整体上来看，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市场的需要脱节，使得学生无法将学校教育与市场需要联系在一起。这就导致学生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难以有效提升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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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成果的不充分共享:“低阶”的尼特族

(1)经济社会发展拓展了尼特族的生存空间

正如前文所说，尼特族最初只是出现在部分富裕地区或富裕人群中的特殊现象。这是因为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生活水平，只有经济富裕的家庭才能承受青年劳动力闲置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和经济压力。经济条件一般或者贫困家庭的青年，往往只能选择就业以养家糊口。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是收入一般或者较低的家庭，也足以为尼特族提供基本生存保障。

在近三四十年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历了从贫困到全面小康的巨大变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0.6以上为贫困，0.5~0.6为温饱，0.4~0.5为小康，0.3~0.4为富裕，低于0.3为非常富裕[51]。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7.7%，加权平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5.9%，总体上仍处于贫困状态;199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4.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3.5%，加权平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0.5%，即将从温饱进入小康[52];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其中城镇为29.2%，农村为32.7%，已达到富裕水平。受益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红利，相当部分家庭都可以为子女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尼特族在当下的生存空间得到大大拓展。

(2)社会分层下的不公平就业

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只是提供了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青年成为尼特族的前提条件，却无法充分说明为何越来越多的“低阶”青年成为尼特族。事实上，尼特族的“低阶”是阶层固化的一大表现。阶层固化是指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相对强势阶层的子弟能轻易停留在其父辈的社会地位上[53]。社会依据人所处的社会地位进行分层，社会地位可以用从事的职业和获得的收入来衡量，也即意味着阶层固化直观上可以表现为弱势阶层难以获取具有优势地位的工作。

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日益走向固化，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种客观趋向[54]，体现在青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就业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方面，以家庭收入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因素直接影响青年就业状况。彭树宏发现家庭收入对就业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能力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提高[55]。这可能来自家庭收入对学生综合技能(指学生在读期间获得的有利于工作的技能，包括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表达能力等)的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有助于学生在大学期间综合技能的学习与养成[56]。家庭背景的影响还体现在就业机会的获取上，例如在访谈中发现有受访者的工作直接来自父辈的给予:

我现在就帮我爸爸工作吧，我爸爸叫我出个差，或者去应酬一下，我也去的......(我)不用职业规划的，就听他的话，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F-N-3)

另一方面，家庭背景通过入学机会、学校层次和教育质量异质性间接影响青年就业状况。吴愈晓使用CGSS2008数据分析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层次的入学机会都有显著的正面效应[57]。尽管从1990年以来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增大[58]。

事实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的确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精英院校[59]。而且在毕业之后，来自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落实率高于平均水平，弱势阶层家庭毕业生工作落实率低于平均水平;且大学毕业生家庭社会阶层越高，起薪越高[60]。因此，弱势阶层在就业上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的窘境，难以找到工作，更容易成为尼特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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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转型中的观念变迁:“主动”的尼特族

(1)制度转轨下的奋斗观念渐趋衍生

1978年以前，中国处于“总体性社会”，国家全面配置资源，政府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61]。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人们不用担忧和计划自己的职业，只需要听从国家的指令安排，分配到不同的单位工作。受到“单位制”分配型就业的影响，人们往往会产生消极的就业预期，安于现状，不愿意额外付出时间精力去寻找机会[62]。出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自小成长生活在单位制的环境中，父母作为单位组织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往往对其就业观念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就业意愿上更容易表现消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改革与变迁，单位制解体，国家卸下曾经承担的很多责任，迫使人们自力更生[63]。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给个体“松绑”的过程，人们成为自己做主的个体，对自己的问题负全责。从此，“幸福生活不再是国家的责任，它取决于无数的个体本身”[64]，社会转向个体化。在这一过程中，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青年不再服从来自国家、集体、家庭等外在因素对自己人生与生活的安排，而是从“自我”出发来面对日益丰富但同时兼具流动性与风险性的人生[65]。个体不仅开始梦想更富裕、更自由与更幸福的生活，而且愿意相信凭借个体的能力与奋斗可以过上这样的“美好生活”，或者说相信只有奋斗才能实现自我[66]。因此，相比于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尼特族，新时代的尼特族更具奋斗精神，在就业上更为积极主动。

(2)自愿失业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自愿失业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提出的概念，指工人由于不接受现行的工资或比现行工资稍低的工资而出现的失业现象[67]。对于青年来说，指的是虽然可以找到某份工作，但是出于某些原因，青年主动选择拒绝这份工作，从而使自己暂时处于失业状态，最终成为尼特族。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战略性调整时期，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社会无法提供与现有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相匹配的就业岗位，出现“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68]。在这种情况之下，自愿失业其实是青年基于对个人人力资本的认知和对就业市场的把握而做出的理性选择。青年为了实现个人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宁愿承受一定时间内失业所带来的损失，以寻求在未来的潜在收益[69]。

正如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工作搜寻”理论所说，失业对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必要的投资，这种投资越多，越能找到满意的工作[70]。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工作找寻，在这种找寻过程中权衡边际成本(包括放弃的机会成本和交通费、信息费等直接成本)和边际收益，从而决定是否接受该工作机会。一旦草率就职，不仅不便于继续寻找下一个工作，而且所耽误的时间与精力和离开原单位可能承担的违约后果形成了较为沉重的工作转换成本[71]。

随着当代青年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就业回报的期望值也在同步提升，而家庭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又为青年暂时失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时，可能会选择自愿失业成为尼特族，这不失为一种寻求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策略性行为。这在本次调查中也得到印证:

一方面，有54%的青年是因为未找到合适的工作而自愿选择失业成为尼特族;访谈中有青年表示“我之前是在网络公司上班，负责网络维修。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学不到东西，所以辞职了。现在正在了解学习如何开网店，有自己创业的想法”(G-T-2)。

另一方面，毕业生往往需要一段“就业等待期”才能找到工作岗位。调查发现，毕业3~5年的青年在尼特族中占比最少，为7.43%;而刚毕业(一年以内)的青年占比为22.97%，毕业1~3年的青年占比为24.32%，两者合计达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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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对广东省四个区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充分梳理对话国内外尼特族相关研究，发现尼特族群体特征呈现三大新趋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尼特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群体，既包括先出现尼特族的“富二代”“拆二代”等富裕阶层子女，也包括占比不断增长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子女;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尼特族整体学历水平提升是教育普及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质量下滑、人才培养供需不匹配带来的不良后果;从社会观念的角度来看，尼特族是社会发展个体化趋势日益强化、青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后必然出现的“小众青年”群体，反映出的青年状态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青年亚文化;从社会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尼特族本应成为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来源，但在现实中未能转化为有效生产力。

基于当前尼特族群体呈现出的新特征，对于促进尼特族就业、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充分发挥教育促进就业的功能。持续推进教育体系改革，加强教育过程中的就业指导，增加学生在校实习机会;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推动一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组织转型和教学改进，增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

其次，加快建立失业再就业培训体系。参照西方经验，建立健全公共培训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既借助培训体系吸纳失业青年，同时又提升失业青年的人力资本，增强其就业能力;完善尼特族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的就业支援工作。

最后，推进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建立就业信息库，建立和完善就业信息发布机制，充分提供就业信息与就业服务，帮助尼特族实现就业供需的匹配;加强对人才流动的政策引导，以提供就业补贴、提高工资待遇等方式，将青年引向人才稀缺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基层就业。

当然，任何研究都会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同样如此。特别是在研究对象抽样上，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外界的排斥性和联系的困难性，无法获取尼特族的总体规模进行概率抽样，研究资料的收集较为困难，只能选取抽样点开展摸查抽样，最后获得的问卷数量也不够充分。因此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本研究未能满足随机抽样的要求，会为研究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偏颇性，有待未来更完善的实证研究。

谭杰: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法学博士

吴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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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谭杰、吴强。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