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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育培训业即将进入「强监管」时代！

先是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再是行业传出将有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出台，当中就可能包括线上及线下禁止节假日、周末补习。如若属实，将对校外培训机构造成重大打击。这一举措威力可视为仅次于直接取缔校外教育培训行业。

在中国教培行业政策监管严峻之时，正所谓他山之石可攻玉，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教培行业监管会带来怎样的经验与教训？

教培必经之路：从野蛮生长到有序发展

纵观拥有 60 多年教培业历史的东亚国家及台湾地区，几乎都经历过教培业从野蛮生长到有序发展，行业监管从宽到严的过程。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当中，教育监管政策频发的根源在于教育补习产业化进程迅速，野蛮发展后的教培业导致社会问题频发。当地政府为了平衡民生诉求与市场化行为，不得不出台相应的政策来监管。

观察东亚及台湾地区教培业最火热的时期，会发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盛于经济迅猛发展，生育率最高的时期，人才需求增加，教育培训因需而生；二是升学制度围困，公立学校缺位，当校内教学无法满足家长教育需求时，校外培训的需求就会增加；三是教育体系改革带来的资源缺位以及供需不平衡。

在东亚国家中，韩国是最为典型的教培业大国。韩国的教育补习最早要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对人才的强劲需求。在追求国民教育的韩国，教育培训被看作是一种追求高学历的途径。由于家长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片面追求学历，因此相继出现了高学历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现象。

从 1980 年到 2000 年间，韩国开启了针对教培行业 20 余年的取缔打压历程，但也无法打消培训热。甚至，校外培训隐身为家教，还变得更加隐蔽，收费、监管不力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直到 2000 年，韩国政府最终决定允许校外培训。在此之后的 20 多年间，校外培训再次实现空前的繁荣。

同样地，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迎来第一批生育高峰期，很多孩子升入初、高中，由于升学压力大，考试竞争激烈，许多学生不得不依赖各种学习塾，即在课外补习班进行补课，由此催生日本学习塾的崛起。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社会对学历的期望和需求日益增加，再次掀起学习塾的热潮。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开始要求行业自律。在 21 世纪的当下，日本的学习塾行业已经发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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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行业从繁荣到被打压的路径，不仅出现在东亚国家，也出现在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在七八十年代经历了生育高峰，在八九十年代撬起补习业大市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补习一条街」南阳街见证了台湾地区培训业的发展。

在十年前，台湾地区补教业年产值一度高达千亿元，而且以短期神速生财著称。台湾地区补习班老师月入数十万、上百万的不在话下。面对如此庞大且繁荣的市场，「补教乱象」频频出现。台湾地区教育部多次联合其他部门出手才治理好该地区的教培业。

教育内卷之路：逃不掉的升学选拔

诸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比较信奉儒家文化，崇尚教育，重视学历。在日本，各类针对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的培训班被称为「塾」或「私塾」。在韩国，讲授校内科目的补习班或讲习所被称之为「学院」。

这两个国家都深受考试制度的影响，普遍存在重视应试教育而忽视学生创造力的情况。课外补习之所以成为东亚国家的特点，有其必然性：在升学选拔制度的裹挟下，只有教育内卷才能成为打破阶层固化的上升途径。

当课外补习变热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生源涌向培训机构，进而产生一种剧场效应。在剧场中，前排的人站起来看戏，没有人叫他坐下来，后排的人也跟着站起来看戏，结果所有人都站着看完戏。不学就会落后，落后便会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上。

先说日本。日本非常重视读书学习，私塾补习功课受到广泛的认同。日本现行的考试制度是二战后在经过多次改革试点后于 1979 年确定并沿袭至今的。日本的小学和初中九年是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大多数初中毕业生都会继续升入高中学习。在高中之外，还有少数五年制高等专修学校等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学生初中毕业时可以通过相关考试进入这些学校 ，毕业后可获得与两年制短期大学同等的毕业资格。

在日本，私立和公立学校有明显的区分。公立高中的升学考试决定权由各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所掌控，而私立高中则由各校各自出题。现在东京等地区仍存在大量私立中学采用严格的考试筛选机制选拔学生。这些中学都是初高中一贯制，不需要参加高中升学考试。而公立初中的学生需要参加高中升学考试。据数据显示，日本公立初中的课外补习率在 1994 年接近 80%。

学研社中国代表李帆向多鲸表示，「在日本，公立学校按照政府大纲实行宽松教育，学科类课程偏少，课余留给社团活动的时间比较多。而私立学校则不同，学科类课程多，学费昂贵，例如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就高达 10 万人民币，而公立小学是免费的。」他表示，对于希望进入高选拔性大学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家长会优先选择私立学校。上公立学校的学生如果想考好的大学，也需要在课后补习有较高的参与度。

韩国与日本相似的是，家长也优先选择私立高中，这对于进入高选拔性大学有非常大的好处。清潭教育中国区负责人朴勝美向多鲸表示，韩国的偏向跟日本一样，很多家长同样会优先选择高考升学率高的私立学校。她所在的清潭教育主要提供高端的英才教育辅导，向英才学校输送人才。韩国的英才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起步，到 90 年代形成速进英才教育，再到 21 世纪的英才学校。韩国英才学校每年选拔的孩子数量极其少。在很多家长眼中，「上了英才学校的高中便拥有了未来。」「每年在英才学校选拔的学生中，部分学校 60% 的学生都出自于清潭-cmsedu 英才教育。」朴勝美表示。

在台湾地区，升学焦虑依旧存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地区推行「九年一贯制」。根据九年一贯制课程纲要，国中、小学数学和语文的上课时间比以前减少了。数学的课时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语文课几乎是过去的二分之一，上课时数明显减少。学校教得越少，学生课后补得越多。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升学，很多台湾家长纷纷将孩子送到培训机构补习。

另外还有一纲多本的问题。早期台湾地区是一纲一本，所有学校念的教材都是一样的。自从教改之后，就变成一纲多本，教的内容一样，但进度不同。「一个年级 400 个学生，就是因为教材版本不同，拆分为一个班三四十个孩子，需要增加一倍的老师。」台湾地区民办教育专家钟藏政向多鲸表示。由于教科书版本过多，学生需看几套教材应对考试，给家长和学生造成负担，补习增加。

无法“降温”的课外辅导需求

对于教育内卷，日韩及台湾地区一直在寻找破局路径。例如，韩国直接改革教育体系，探索「平准化教育」、英才教育。内卷的存在正是因为有无穷无尽的追赶者。但实现教育公平就能终结内卷了吗？

为了解决因教育内卷产生的培训热，韩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当中的措施之一是实施初中入学免试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小学升初中的课外辅导。但好景不长，高中入学考试竞争随之变得更加激烈，并引发了中考辅导热和复读生等问题。

韩国政府在 1974 年开始实行平准化教育政策，取消中考，取消公立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从小学到高中一律就近入学，希望以此减轻升学竞争压力。但为了考上名牌大学，家境好的孩子就上私立中学，上不起私立中学就到课外辅导班补课。当中，一些家庭贫困的孩子连辅导班也上不起。由贫富差距造成的教育不公现象普遍存在。据数据显示，平准化教育主导时期，课外补习机构数量持续上升，到 2003 年韩国 K12 课外补习参与率高达 68.8%。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对「教育培训热」一刀切和改变选拔方式并不会给课外辅导降温，反而促成新的培训需求，加深韩国教育阶级化的差异。

韩国也曾推出「放学后学校」政策，类似于国内的公立学校课后服务体系。韩国从 2006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不过受限于放学后学校教授的都是素质教育类课程，并未对学生升学起作用，因此成效不大。据华创证券数据显示，学生原本的「放学后学校」参与率在 1997-2000 年间都保持在 50% 左右，但 1999 年金大中政策开始改革取消学科类补习后，学生参与度迅速下滑到 2003 年的 37.9%，再到 2005 年下降到 4%。以至于 2005 年韩国重新引入了学科类补习，引入的次年学生参与度就回升至 41.9%。这一经验对国内的启示是，「放学后学校」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素质类与学科类补习的双重介入，如果忽略学生的升学压力，则将会促长校外补习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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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国一样，在日本「学习塾」热度最高的时候，其弊端也随之而来。20 世纪 80 年代，文部省发布一篇关于《充实学校学习的意见》，直批学习塾存在的种种弊端，称其影响学生身体、心理健康、日常生活及行为等等。到 90 年代，日本为了解决学习塾过热问题，同时也为了解决注重知识教育忽视经验教育的填鸭式教育，开始推动「宽松教育」。

跟韩国的「平准化教育」一样，日本的「宽松教育」并未解决「培训热」这个问题。由于升学的竞争压力仍存在，为了更好的升学，中小学生纷纷选择将在学校之外的空余时间投入到学习塾的学习中。据日本总务厅数据显示，到 1991 年，日本全国学习总塾已达到 45856 所。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显示，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中学生比例从 1976 年的 38.0% 上升至 1993 年 59.5%。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通过推行「宽松教育」改变「填鸭式教学」，进而改变机械化的学习方式，减少学习内容的难度，并不会降低学生对课外辅导的需求。本质上，校内的宽松教育与高选拔性学校的升学压力并不对称，这也正是课外补习需求居高不下的原因。

教培行业自律与洗礼

从长期来看，课外补习作为影子教育的角色依旧不会改变，只有从行业自律与政策监管入手，强力规范教培行业，才可持久。从短期来看，教培行业必将经受一波政策监管的洗礼。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培训热」之时正是政策监管进入的时机，趋严、频繁、合规是必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日本政府逐渐从多部门协作、法律监管、行业自律三个方面出发治理学习塾。例如，日本文部省提出了治理建议，明确指出相关行政机关应相互合作，并要求各地教育委员会加大监管力度。针对广告曝光问题，早在 1999 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学习塾事业活动规范化自主准则》，其中就规定了学习塾经营要认识到其对社会的责任，宣传时不得误导宣传等。针对学习塾的经营，日本在 2009 年的 《特定服务产业实态调查》 中新增学习塾部分内容，对其从业者人数、年营业额等方面进行调查。这一监管有效防止学习塾经营不当而出现跑路，损坏家长利益等现象。

李帆向多鲸表示，「日本政府对民间教育机构没有强制管理的权利。只要是正常的企业行为，不是违法的事情，没有偷税漏税，就没有问题。」

根据经济产业省 2018 年发布的《特定服务产业实态调查》，截至 2017 年，日本全国的学习塾数量为 47570 所。2009 年以来，日本学习塾数量、行业整体年总营业额以及从业人员等三项数据有所波动，但总体基本维持平稳态势。2009 年，日本学习塾数量为 49682 所，2017 年为 47570 所 ；行业整体年总营业额 2009 年为 323.324 亿日元，2017 年为 336.877 亿日元 ；从业人员 2009 年为 961109 人，2017 年为 9510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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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地区，针对培训机构的监管主要聚焦在消防、安全等经营管方面，不会对超纲、超前教学有太多限制。2013 年发布的《补习及进修教育法》修正草案中，明令英语、珠心算、作文、速读等类型的补习班都不能招收六岁以下幼儿，违者最高可罚 50 万元（新台币）且可连续罚。若补习班要招收未满六岁的幼儿，那么补习内容只能涉及「身体律动」、这个地方「艺术才能」等。

不过台湾地区培训机构的主要对象是小学生及以上学龄的儿童。据 2017 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台湾地区现有的补习班中，招生对象为小学生的有 8410 家，占 46%；以初中生为对象的有 2715 家，占 15%；学龄前补习班有 505 家，占 3%；之后是成人和高中生，分别为 461 家（2%）、229 家（1%）；其他的则占据 6020 家（33%）。

另外，出于安全的考虑，台湾地区政府部门还专门制定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交通车管理办法》、《建筑物公共安全技术规则》、《消防机关受理安全设备检修申报及复查》、《性骚扰防治法》等条例，从而对补习教育行业进行技术层面的整顿和监管。

除了上层政策监管之外，台湾地区补教行业比较有意思的是有补习教育发展协会。钟藏政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台湾补习班经常被检举。一旦有教育局要来查补习班，会先通过补习教育发展协会，再告知当地的补习班做好准备，而不是教育局直接上门查处补习班。」

在台湾地区，补教行业于 2001 年自行创办了「中华民国补习教育全国联合会」，旗下有 22 个直辖市及各县市的补习教育发展协会。他们不仅对政府部门做出的各种法令规定给予积极配合，而且还能对培训机构进行规范和监督。目前，台湾地区的教培行业基本已经自治，补习班的校舍、校车、交通、师资、授课内容等相关服务已经纳入等同于正规学校教育的管理系统模式。

教育改革既需要公立教育立本，又需要「影子教育」辅助，都不是一日攻城之计。自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三年来，许多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同时期纬度对比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教培业已经进入发展上升期，而中国大陆的教培业还未完全发展。如今，中国教培行业的监管现状就如同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几十年前的样子。

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教培监管历史经验表明，教育改革需要短期阵痛，但不会是持久阵痛。

当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已经从教育培训热过渡到相对平衡阶段，中国教培行业同样的故事才刚刚上演。或许这一轮中国教培行业监管，将如韩国一般，持续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无论多久，都会切实地影响至少这一代人与下一代。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多鲸“（ID：DJEDUINNO），作者力琴。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