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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是个安静的夏天。

电视广告安静了，户外大屏安静了，学校也安静了。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在减负大潮和整顿铁幕之下，去年如火如荼的k12营销大战全然不见了踪影。

但在无数城市家庭里却暗流涌动。传闻部分城市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在假期开课，带来了最现实、最扎心难题：

“这个假期，孩子去哪儿？”

桃李财经「产业思考」的第30篇。

4.8亿家长等待一颗定心丸

未来假期真的没有校外培训班上了吗？

4.8亿的家长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数据说话：

南都教育联盟日前发起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除了8.85%的家庭选择假期带孩子出游，6.56%会有其他的安排之外，更大比重的家庭出于经济、现实以及学业等因素，还是希望孩子可以保持学习状态，最起码也要受到安全的监护。

（截图来源：《新闻1+1》：学生暑期托管，怎么管？）

总的来说，看似复杂的家长需求实则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

其一，人身安全。最主要的是交通安全和活动安全。例如，外出期间要有人监护，保证孩子远离池塘、水库、铁路等危险场所。这一点大多数隔代亲人（爷爷奶奶）都可以做到。

其二，养成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每个家庭都会出现孩子假期作息混乱、黑白颠倒，整天沉迷游戏、无心学习，甚至影响到开学之后的状态。这一点大多溺爱孩子的隔代亲人是做不到的，父母想管却因为要上班没有时间。

其三，巩固学习成果。一方面是对上学期的学习内容查漏补缺，补足短板；另一方面是要保持对已学会内容的熟知状态，做好和下学期的衔接。到了这块，家长会发现不但没时间，在精力和能力也是力不从心。

其四，拔高和培优。中产家庭对子女的预期往往并不是“不甘人后”，而是一定要“赶在人前”。尤其是对拥有天资聪颖、学习意愿强的孩子的家庭来说，暑期补习是保持优势的必然选择。

往年，解决这些需求的主要是校外培训班：60%以上家长在假期给孩子报学科类课外培训课程，40%以上家长会给孩子购买线上学科辅导课程，50.16%的家长认为培训班可以巩固学习成果。而未来，面对校外培训机构假期或有可能不能开课的突发状况，很多家长并没想好怎么办。

（截图来源：《新闻1+1》：学生暑期托管，怎么管？）

毕竟除了少数地区给出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学校托管模型之外，大多数地区尚无承接解决方案。难题实实在在的落在了每一个家庭头上。

而且，目前提供的暑期托管方案，更多的是解决第一、第二层的需求，在这四个层次的需求中，最急迫的当属第三层、第四层需求的家长。

他们所担心的第一个点是：“低成本”校外培训被一刀切之后，补习门槛被人为提高，等来的会是韩国式“别墅补习”。也就是住别墅的富人家庭可以请原培训机构的辅导老师当家教，普通人的孩子只能请大学生家教，从而也像韩国一样，数十年间，只有富人家庭的孩子才能进名校，自己的孩子却只能屈居人后，结果就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反而促成了最大的不公平。（详见1980年-2005年，韩国政府颁布的《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

他们所焦虑的第二个点是：缺乏系统性的教育减负，实质会变成家庭增负，钱未必少花，力却一定得多出。教育减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在南都教育联盟的调查中，超六成的家长表示自己会有辅导孩子学业的压力。的确，在教育减负中，家长也是其中一环，实际上承受能力最有限的。

（截图来源：南方都市报：“若校外培训机构假期或周末不开课，超7成受访家长有这些安排”）

不谈学习一定是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搞好教育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也是令家长头大的事。对于大多数没有寒暑假的家长来说，这个可能没有学科培训班选择的暑假很可能是一场渡劫。

“孩子+家长+学校+社会”

校外培训是连接4方关系的中台

对于教育，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法国人说，“让学生懂得生活”。

英国人说，“不要让学习成为学生负担”。

美国人说，“不要试图让学生记住你传授的全部知识”。

亚洲地区一般会说，“学生学习成绩好，学校的升学率高”。

其他地区是否真的能“知行合一”很难考证，但对于国内社会而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几亿人的共同记忆，“升学率”绝对是第一标尺。这种现状造就了巨大的压力场，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够感觉到压迫感，被迫承担超出自身承受力的压强。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学校、社会。

作为公立教育补充的校外培训，其实最初兴起的原因恰恰是缓解社会压力。

第一批教育培训机构所满足的正是中国21世纪的第一场教育改革“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目标。

而今，在整个社会教育需求提升的大背景下，在线和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凭借着数据优势、效能边界、AI智能等优势，客观上也起到链接孩子、家长、学校、社会各方关系的中台的作用，自然也应当负起减压之责。

客观上讲，好的校外培训应当是对社会和教育效能的整体提升。

其一、因材施教，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博士说：理解先于建议，引导才会更有效。翻译成中文就是：因材施教。

学校当然也想因材施教，但因为受地域、师资、教学、设备、场地等原因实施起来却相当困难。毕竟大班额授课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常态。面对一个教学班的50多名学生，教师即便想要一对一式的因材施教，也力不从心。为了照顾大多数人，只能讲平均水平的东西。不同的孩子的成绩有90分，80分，60分的，但只要在一个班级，每个人每年的学习进度只能是一模一样、整齐划一的。

然而，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来说，通过对学生学习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在了解学生潜能与成长变化情况后，推行个性化教育的方式有很多。当下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可以利用ai针对性推荐习题、避免重复的题海战术，有了比较成熟的方案。

除了学习内容外，针对学习习惯的个性化教学也被提上了日程。例如，有的学生依赖他人的讲解才能获得知识，而有的学生则是习惯于通过与他人在讨论和交流当中获得知识。对于后一种学习习惯，不少校外培训机构都开发了小班教学，n人学习小组等功能。

其二、与公立学校形成互补，填补空白领域。

整个社会中，优秀的教师资源是非常的缺少。例如，整个武汉的K12学生数量接近200万。而整个武汉优秀的特级教师人数不到2千名，传统的授课方式下，大多数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只能更严重。然而放大优秀教学资源的效能，从教学质量的维度扩大公平则是在线教育最基本的功能。

此外，校外培训行业也可以在一些领域给予公立教育有益的补充，例如，在素质教育领域、强基工程领域还有很多的拓展空间。目前，也已经有校外培训企业进入到能力教育、强基工程的深水区，担起从K12阶段增加国家专项人才储备的任务。当然，效果还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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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客观上满足了家长照顾和辅导孩子的需求。

教育是专业化的，专业的事情自然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在学校减负和高考竞争烈度增加的矛盾之下，在职场996压力和家庭负担对精力的挤压之下，在线教育、课外辅导成了家长的帮手。一方面这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这也是保持亲情的方案。

这也就是为什么与上辅导班时候的焦虑相比，如今，上不了辅导班的家长更加焦虑。

其四、提供新职业，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

2019年，本科毕业生就业比例最大的行业就是教育业，比例高达15.9%。虽然讨论度最高的是深圳名校对清北毕业生的高薪+送房送学位政策，但毕业生最大的流向则是校外培训机构。

到了2020年，K12头部十余家在线教育机构辅导老师的数量已接近十万。人社部联合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将“在线学习服务师”正式列为新职业，也算是在六稳六保中贡献一份力量。

从以上四个角度来看，如果将校外培训当做真正的“恶魔”，未免有失偏颇。众所周知，过去两年造成行业畸形发展、乱象丛生的原因其实有两个：

第一，资本无限扩张。80%的教育资本流入中国造成了行业的极速膨胀，泥沙俱下，商业模式、社会责任统统让位于速度。

第二，无底线的营销。其实这也是天量资本的副作用之一。从范围上，大屏、小屏全媒体覆盖，从内容上，制造焦虑和恐慌。最终，高达千元一单的获客成本下，为了增加续费率更是接二连三地踩红线。

这些才是被严格监管的真相：监管限制的是恶性现象，而不是彻底封闭教培。如果教育培训行业能够继续当好“中台”，返璞归真，有序发展，依然能为社会提供了种种便利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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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决策是校外培训市场的“平衡杠杆”

满足4个科学性原则才能多方共赢

回到监管政策本身。

与其一味地消极解读，不如从社会决策的角度进行分析。毕竟监管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决策形式，必然也将遵守社会决策的种种规则。

第一：作为决策，要观照现实，既应有理性的思考，也要有人性的温度。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已经定调，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也毋庸置疑。但从感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社会需求。

相信经过多年的探索改革，国家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能够更有经验、从更多维度去看问题，将不同的信息汇总起来共同作为决策的基础。

第二：作为决策，要尊重需求，尽可能避免一刀切。

矛盾具有特殊性，特殊性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特点。矛盾特殊性的方法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落实到决策层面就是——科学决策。

具体而言，就是“教育决策要注重反馈与改进。决策作出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还必须看看决策在执行中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反馈、需要进行哪些改进。只有经历这样一个反馈、改进的过程，决策才能更加科学合理”（2016年教育部《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作为决策，要因势利导，促进决策对象、决策领域的发展。

对于教育培训行业来说，监管政策的目标显然不是让教育投资完全退潮或者停止，而是引导行业朝着更理性的方向成长，催生更多的细分赛道涌现。是大浪淘沙，让优质的企业留下来，利好环境大趋势。这是监管部门对待新事物的一贯态度。

第四：作为决策，要实现多方共赢，平衡不同的参与群体。

社会决策能否成功，其实核心还要看可行性，这不仅要考虑决策内部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

如果要给可行性增加一个更为可量化的标准，那么就是是否实现了多方共赢。决策最优解，还是建立在大数据和听取各方意见，比如，校方、家长、学生、企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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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财经的思考

教育2000年，家长的苦心得有人分担

在国内，教育似乎一直不是个单一的话题，总是夹杂了诸多情感、诸多现实。

个人的功成名就、家族的光耀门楣已经远去，但族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上进心；“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寸草心；“知识改变命运”的平等心，却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

对于这一点，相信在教育红利中成长起来的、当下正在为孩子暑期去向发愁的80后家长们对此最有体会。想要更好的教育、更高的视野、更好的发展背后是爹妈们的真心和苦心。

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他们最期盼的是：监管方和被监管方能够合力探索出更好的方案，而不是一方杀伐决断，毫无余地，另一方消极应对，毫无进展。

对于未来，他们渴望的是给孩子一条成功的、充实的新出路，当然这条路上应该有兴趣、有快乐。但当下，他们最大的难题可能还是：未来假期，孩子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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