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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局副局长到乡村教育实干家,她说应对分数焦虑,从不为孩子预设目标开始

作者:Luna 发布时间:

从教育局副局长到乡村教育实干家,她说应对分数焦虑,从不为孩子预设目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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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起给孩子们减负,或许家长和老师们的教育理念更需要“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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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公布之初,曾引起诸多讨论:补习少了,孩子的学习质量怎么保证?仅凭学校教育,孩子如何进入名校?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常务学术委员蒋莉看来,只要家长与老师们仍抱着“为孩子预设道路”的想法来育儿,那焦虑就难以避免。唯有转变这一观念,学会尊重与关爱孩子,才能解开焦虑的思想枷锁,真正做到让孩子自由地成长。

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各地都陆续公布了自己的部署计划,包括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作业、课后服务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还要规范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

而对于家长来说,“双减”意味着以后可选的课外补习少了,而学校教育能否保证孩子学好考好,是最让人担心的。

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常务学术委员蒋莉看来,这种焦虑大多数是来自“为孩子预设道路”的想法。而“双减”政策的推进,也正是大家转变教育思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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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莉

蒋莉的教育从业经历颇为传奇:

29岁出任胜利小学校长,一手创办崇文实验学校,两者都是杭州名校;

还当过杭州上城区教育局局长、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辞去教育局的职务后,她发起农村小规模学校改造,并且牵头改造了最美乡村小学富文乡中心小学。

当时,有人提出“百人以下的乡村学校原则上都应该撤并”,但蒋莉认为,如果撤并后农村孩子要走更远的路去上学,那只会增加他们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的教育,她着手进行农村小规模学校改造。

在富文乡中心小学,她和姜蔚颖校长一起,改建校舍,添置教具,又给老师们办教学讲座,还和崇文实验学校结对。最终,这里成为了22个老师和135个孩子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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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乡中心小学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蒋莉深感为孩子着想,从孩子出发的教育理念有多重要,也正是因此,她从儿童哲学中找到了当下一系列教育迷思的答案。

儿童哲学看似高深,其实其最根本的立足点便是儿童本身的需求——鼓励他们思考,唤醒他们的潜能,而不是直接灌输。

而对于学校和家长来说,儿童哲学更多地也带来了一种教育观念上的思考和升华——当我们为孩子忧虑成绩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他们自由成长的需求?是不是忽略了他们最需要的充满关爱的生活环境?

打破焦虑,从不为孩子预设目标做起

其实,对于分数的焦虑在“双减”政策前就一直存在: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升学非常重视;刷题、提分更是许多家长给孩子报补习班的期望。

而“双减”政策之所以会让很多人感到更加焦虑,最主要的还是两点:

其一,是许多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的人生规划只有升学这一条路径。

古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许多人心中,幸福生活往往也和名校毕业、高薪工作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而要进入名校,就必须在高考,甚至中考中靠高分胜出。

当学校教育存在客观差距,以及补习风气盛行的情况下,通过课外补习来提高孩子的分数上一个好学校,是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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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对教育的认识比较单一。

对名校的渴望,影响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老师、学校。这就导致人们对教育的评价往往都会落在名校录取率、分数、排名,这些代表“优秀”的指标上,反而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能力。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双减”政策对无止尽的补习班喊停后,一大波“分数焦虑”又集中爆发了一次,争论的焦点还是围绕着成绩:学校教得不好,教得不够怎么办?孩子课后需要额外的辅导,能找谁?

在蒋莉看来,其实这些忧虑都源于无处不在的比较,建立在“比较”与“排名”之上的评价体系,让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追逐分数和名次。

“我们评价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一直都是靠和别人的比较得出结论的。所以,我们忽略了个体,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体验、他的感受、他的思想。”

只要有排名,有人领先,就会有人落后,而我们给予落后者的只有否定。看不到孩子自身的成长,只从比较中去评判他们的学习,这完全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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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举办的“2021中国儿童哲学教育夏季论坛”上,蒋莉还从儿童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

她借用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艾莉森·高普尼克在著作《园丁与木匠》中的比喻,也许很多人在养育孩子时是想要做园丁的,但实际却成为了木匠。

园丁看幼苗,心中期待他们成长成自己的模样;而木匠看幼苗,看的是他们能成什么样的材,一旦偏离了预定的计划,木匠就会觉得难受。

而家长和老师对孩子“考学校”与“找好工作”的期盼,又何尝不是在帮他们预设目标?当孩子没获得理想的分数,没考上理想的学校,家长的焦虑与担心不正是木匠的心理吗?

就像书中写的那样,“园艺是危险的,甚至经常令人心碎。每个园丁都体验过最有希望长好的幼苗意外枯萎的痛苦。唯一不存在这种风险、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花园,是由塑料花和尼龙草皮制成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化解这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园丁,不要给孩子设定各种目标。

蒋莉劝解道:“不要老觉得一节课少做了10分钟的作业,就浪费时间了。应该把大量的时间拿来进行对话,让孩子进行探究,这也是在滋养他的人格体系。”

孩子们的思考值得被听见

这次的“双减”政策,虽然在课外补习上做了“减法”,但是学校教育方面却要做“加法”。比如要更科学合理地布置作业的量与类型,还有要开展多样化的课后服务,满足孩子们的不同需求。

在蒋莉看来,教育本就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维度共同运作的整体。

学校教育是学科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家庭教育则偏重孩子心灵的成长。但当下,家庭教育过多干涉到孩子的学科学习中去,也是教育内卷滋养出的怪相之一了。

“双减”政策也给了学校一个信息,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减少孩子需要课外补习的要求是学校教育的理想状态。

虽然,提高教学质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学校教学质量的评判也存在着客观差异,但是提高教学质量并非不可能。

蒋莉牵头改造的富文乡中心小学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许多人看来,乡村小学地处偏远,师资不强,教学资源也不如城市,教育改革是难上加难。

蒋莉却说:“我们对教育还有很多误解,总是认为考试成绩好的,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考高分,这样的教育才是先进的。当教育停留在掐尖的时候,大家眼中总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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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乡中心小学

蒋莉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为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

为此,富文乡中心小学改造了校舍,三面墙装上可以写字的白板,孩子们想讨论什么,就能写上去。学校还对接了许多校外资源,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多英文交流机会,学校让孩子与外教线上连线,原本不敢说的孩子,也慢慢变得敢想、敢说、敢表达了。

最重要的,还是提高老师自身的素质。

富文乡中心小学一方面给老师们提供了许多和教育专家、同行们交流的机会,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也给了老师很多教学上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灵活地教授内容。

蒋莉坚信,最好的资源就是孩子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名师当然是公认的好老师,但那些好老师没办法到我们的孩子身边来,我们孩子的好老师就是学校的老师。”

在课堂交流方面,蒋莉还强调老师应该尊重孩子的智慧天赋,鼓励他们多思考,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新知识,而不是直接灌输。

这也正是儿童哲学的本义——孩子虽然缺乏生活经验,但并不缺少探寻和思考的能力,教育做的就是唤醒和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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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乡中心小学

在这次的中国儿童哲学教育夏季论坛上,浙江大学幼儿园实验园的何平老师就带来了公开课,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看绘本《我的邻居是坏蛋》。

在阅读的过程中,何平老师不断追问孩子们“你们觉得坏人都是什么样的?”“穿黑衣服的就一定是坏人吗?”“你们觉得邻居是坏人吗?”

尚在幼儿园年纪的孩子们,一开始的回答或许都很稚嫩,但是在一问一答中,他们在不断地思考。

在回忆自己的日常生活后,结合绘本的情节,孩子们渐渐得出了结论:“好人也会穿黑衣服”“晚上出门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邻居是做好事被误会了”。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学习来自于自主的思考,而非被直接灌输世界观,这或许能够让他们此后也能养成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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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莉说:“我们的课程教学其实是由成年人,由专家们设定好的。围绕一定的目标,因而有了教材,有了课程,有学科和非学科的区别,有了课程表。

但是,谁能非常肯定地说,孩子一定是到一年级才学习识字,到二年级学习写一句话,到三、五年级的时候才能写一篇作文?”

经过多年教育工作的积累,蒋莉眼中的孩子,是自由生长的,更是各具特色的。这种个人特色往往就源于孩子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事物尚不成熟的思考。

如果老师们只顾着教会孩子知识,直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却很少去问问孩子们自己的想法,那这样的教育就不是站在儿童立场的。

去倾听孩子的声音,鼓励他们思考,这是教育者向理想教育接近的必然要求。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的改变也不是靠一份文件,一次培训,一次分享就能改变的。这其中需要每一位教育者长久的修炼,通过老师影响老师,通过老师再去感染家长。

孩子在家中更应该自由地生活

在“双减”之后,许多家长的另一个疑惑在于自身在教育中的定位。

蒋莉仍然从儿童哲学中给出了答案,家长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功利的观念。不少人都有这样一条逻辑:如果孩子将来想有个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反推回去,就要上优秀中学、优秀小学。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蒋莉指出,好大学并不能保证孩子就有好工作,其次,孩子的生活幸福与否也不是靠工作来衡量的。

衡量一个人成功和幸福的标准有很多。如果家长期盼的是孩子能在学术上一鸣惊人,恐怕也不是补习班能够做到的。就算是天才辈出的那些少年班,最后能获得巨大学术成就的人也不多。何况,许多家长对孩子今后的期望,或许并不在学术成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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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值得每个家长去思考的问题,”蒋莉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和快乐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但有的人觉得骑自行车出去玩也可以很快乐。”

最简单的,家长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金钱观说起,不要做势利的人。

蒋莉举了个很接地气的例子:

有些父母很势利,对家族里的穷亲戚爱答不理,对富亲戚奉承巴结,有时还要送礼。

其实孩子是很懂这背后的两种态度的,他们也会害怕成为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穷亲戚”,这反而可能会滋生出自卑的心态。

比如他们刚进入社会,总会觉得自己没钱,无论是社交,还是恋爱,都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反而因此处处碰壁。

“与其让孩子感受到不如别人有钱的痛苦,不如身体力行地告诉他们,利用已有的财富,也能过得开心。”

而分数、学习,其实和金钱也有类似之处。当金钱不能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时候,难道分数就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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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提供一个自由、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不要事事都和成绩联系到一起,就是家长能够做的第二件事。

蒋莉很不赞成家长一味地将孩子送去补习,她的女儿就从来没有上过一个完整的补习班。

虽然蒋莉曾经做过八年的小学数学教研员,但她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时,数学并不太好。即便家人都想着让她辅导女儿数学,但蒋莉还是只留给女儿一位在学校内任职的数学老师的电话,让女儿有问题就请教老师。

哪怕是到了初中和高中,蒋莉给女儿的建议也是多和老师聊聊天,找找思路,而不是去补习班。

“高考不会因为你家一个孩子就取消,家长与其操心考试,不如多想想,自己是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此外,蒋莉相信,养育孩子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无论如何都需要抽出时间和孩子相处。

在养育女儿时,不论工作多忙,蒋莉夫妇在双休日都会带孩子出门玩,哪怕只是去公园走走。家中还常备野餐巾,有时也会约上三两户同学家庭,一起出门野餐。

也因为这个习惯,蒋莉的女儿从小就喜欢上了生物。如今也顺利入读美国排名前三的医学院就读,继续自己热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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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莉

现在,蒋莉又开始帮着养育外孙,和很多家长不一样的是,她完全不在意外孙的双语学习,也从没想过要外孙从小就会说英文和中文,在家里大家都只和小外孙说中文。

蒋莉的想法也得到了医生的支持,孩子在长大后自然会在生活环境中提高语言能力。

减负的话题已经被提了很多年,但有时,比起给孩子们减负,或许家长和老师们的教育理念更需要“减负”。如果不能挣脱“好分数=好学校=好生活”的逻辑枷锁,那减负带来的或许更多还是焦虑。

而如果用儿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教育,从孩子自身的成长需求出发,那么教育便会成为一次充满惊喜的旅行,因为孩子会成长为他们最自然和幸福的模样。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作者Luna,编辑Travis。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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