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 18 周岁的余铁琳初三之前都生活在浙江温州一个小镇。编程像是她的阀门，阀门一开，她做了一件件在这个年龄难以想象的事情，关于教育、公益。她说起她的“野心”，一是在发达地区致力于改变女性在科技领域的不平等；二是在相对教育资源欠缺地区如新疆西藏，不分性别地帮扶。

最初想法已经照进现实，她成立公益组织 “Coding Girls”，在深圳、上海办编程夏令营教女孩子们写代码，学员年龄从 12 岁到 42 岁不等。她还和志愿者们去了新疆巴楚，教中学生们在电脑上打下面向世界的第一句 “Hello World”。

几年间，她聚拢一批批志愿者和团队成员，帮学生们入门编程。余铁琳做到这些事时，还没入读大学。

一

2019 年 7 月，上海静安寺附近的联合办公室里，16 个女生围着长木桌而坐，在 Python 的交互式界面 IDLE 上输入指令， 等待笔记本电脑弹出它的反应。她们或许都和余铁琳高一初接触 Python 时一样，为能和计算机对话而感到惊叹，“几行代码就能实现某种功能。Print ‘Hello World’, 这样就能控制计算机输出一行字。”

16 个学员来这里参与一个为期五天的教学夏令营，她们中最小的读小学四年级，最大的 30 多岁，多数是初高中生。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她们在这学计算机语言的基础语法、分组做 Python 小游戏，最后一天还尝试了下 java。这是余铁琳发起的 Coding Girls 首次活动。在这之后，她又接连在新疆、深圳组织过类似的编程夏令营教学。

成为 Python 教学者，Coding Girls 项目发起者，这时离余铁琳首次学 Python 不过不到一年时间。2018 年秋季，她来到上海一所国际高中就读。学校有计算机课程可供选择。“之前完全没接触过编程”，她出于好奇选修了此门课。课程很有趣，但另外的观察让她印象深刻——这个课上只有一个女生。课后，她去问了身边一些数学成绩不错的女同学，为什么不选计算机课。她们的回答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对电脑不太熟悉，对看似艰深的编程学习有天然抗拒感，二则是有人尝试过，但觉得自己比较难理解编程逻辑便放弃探索。

还有一次，她参加编程界的黑客松（Hackathon，又称“编程马拉松”）比赛。这个比赛概念源自美国，码农们自由组队，在特定时间内，不受限制地合作编写程序和应用。余铁琳记得，在上海参加的那场，200 多个不同年龄段的参赛选手，女生“十个不到”，屈指可数。

余铁琳有一点诧异，“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编程这种事，不是女孩子做的？”她发觉原来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和传统观念仍旧存在着，但她认为，男女之间差异必然存在却并非绝对，“性别上的标签需要被打破”。

事实上，世界上的第一个程序员阿达·洛芙莱斯（Ada Lovelace）就是一位女性。19 世纪 40 年代，她给计算机设立程序，建立了循环和子程序概念。计算机领域有性别怪圈。1995 年时，有 37% 的计算机科学家是女性，到现在，只有 24%。美国一项研究显示，计算机科学学院里的女性数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一路持续下降。

这背后的原因有二，80 年代，个人电脑兴起后，商业广告逐渐建立起的“电脑是男孩玩具，娃娃是女孩玩具”的社会刻板印象；也有心理作用，女性在接触理科学科时，似乎相对男性更不自信。

余铁琳记得，上课时，男生和女生可能碰到一样的问题，但他们有什么逻辑不理解，不会直接放弃，会死磕。男性也似乎总是被鼓励要主动、勇敢一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述惠普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除刻板印象外，自我设限也是阻碍女性在科技领域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份报告发现，男女自信程度有惊人差距，多数女性只有在自身条件 100% 符合岗位需求时才会申请某份工作，而对多数男性来说，只要符合 60%，就会申请。而自我设限和社会的性别偏见紧密相连。

没有停留在纯粹的观察上，余铁琳向前一步，她开始上网搜索科技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内容——她有很强自学能力，学校里计算机课主要教授理论知识，编程教得很浅，入门后她是在网上找国内外线上教程自学。她上网搜到国际非营利组织 Girls Who Code，该组织官网介绍称目前在全球有 8500 个编程俱乐部、夏令营课程等项目，致力于改变人们对“程序猿”的天然画像，在科技领域促进性别平等，帮助更多女性任职科技行业的工作。

余铁琳直接发了邮件给 Girls Who Code，问能否在中国开设一个分部。“规模不够，”余铁琳遭到拒绝，“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模式，必须要求你成一定规模才行。那既然不行，我就想，为什么不干脆办一个属于自己 Girls Who Code 呢？”

二

Girls Who Code 拒绝了余铁琳，但对方在给她的邮件里附上了一个工具包。工具包中有举办类似活动的指南，包括了活动宣传指导，邮件模版等等。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合作请求，但余铁琳说，工具包里很多内容，给她之后办活动都带来帮助。

思考再三，余铁琳认为办编程夏令营是个不错的方式。取名没太多纠结，就叫 Coding Girls 吧。

 Coding Girls 的图片大部分由团队的另一个女孩张紫怡制作

几乎是凭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莽，在朋友给余铁琳推荐了一家编程教育机构之后，她很快和机构 CEO 线上交流， 并拿着一份项目计划书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余铁琳最开始不知道那叫项目计划书。只是在饭桌上和爸妈提到她想做的事情。爸妈让她“把计划写下来”，最基本的时间、地点、上课内容，她就做了一个简单的 pdf。

见面之前她上网做了一些基础调研，搜索中国有没有类似组织。她发现几乎没有，有接近的，但做一两期就没再坚持下去，且也是以宣传理念为主，并非落地做实际教学。这是她打算说服对方的一个切入点。虽然提前做了些准备，真到去编程教育机构谈合作的时候，余铁琳蛮紧张，之前没经历过，但“见完发现比想象中简单一些。”

该编程教育机构此前有过不少和学生组织合作的经验。他们可以提供编程教师、教材，帮忙介绍场地，对余铁琳的主要要求是招募学员。

余铁琳的办法是找微信公众号推文。那时建一个自己的公众号也没阅读量，她于是找了国际学校同学平日常读的一些公众号如，Panopath 过来人，ShareSTEM，TechoMedia 拓科，询问能否帮这场公益性质的活动做宣传推广。没有人拒绝她。于是做完外联工作后，她又开始自己写起宣传文案。相当于一人承担了外联、宣传、教学工作。幸运的是，首次项目就招募到几位老师和志愿者，Coding Girls 的活动就在静安寺旁顺利进行了。

而和那家编程教育机构的合作还有个意外的后续。某次，编程教育机构发布广告，提到了苹果公司的 WWDC 开发者挑战赛。余铁琳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比赛：用苹果的 Swift 语言，按照个人想法做项目。她花了一点时间弄明白比赛内容，马上报名了。

这个意外成为余铁琳受到关注的关键，她也因此结交了一起做编程夏令营的“coding girls”。

她用两周时间准备素材、编写代码，设计完成了一件“窗花“作品并获奖。这个比赛全球 350 名学生获奖，中国大陆地区占 23 个，余铁琳是其中一位，去年 6 月 23 日，她还因此和世界各地的其他 13 位获奖者一同与苹果 CEO 库克远程互动，库克在微博中写道”欣喜地看到他们有远大的梦想，并着手改变世界。“

一个月后，余铁琳将改变的想法落实到了新疆。

余铁琳的新疆暑期支教项目取名为 “Hello World”。要抵达新疆的巴楚县，需要先飞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再坐车。在这西北边陲县城的一所学校里，教室墙上挂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机房里面，一排排学生都带着口罩坐在台式机前，输入他们的 “Hello World” 指令。

1978 年，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 Brian Kernighan 在他的编程书《C程序设计语言》中首次使用 “Hello World”，此后每个编程语言几乎都用它作为第一个示例，有人形容其对码农的意义不亚于 1969 年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印下的第一个脚印。

2020 年夏天，共四位老师以 Coding Girls 团队的名义来到新疆这所初高中联合的中学支教，课件沿用了最初那家编程教育机构给的课件框架。这时，余铁琳的“学生组织”已经挂靠在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名下，有了基金会支持，和当地学校合作、招募教学志愿者，都方便得多。这次支教活动，他们还制作了活动周边，包括志愿者衣服，给小朋友的礼物、结业证书等。

正式去新疆之前，余铁琳提前去那边做了一周考察。她发现，当地并不缺乏教育资源，因为许多公司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会有资助贫困地区的项目，给巴楚县的学校捐了很完备的设施。她说：“问题在于，机房有了，却没有足够且合适的老师去教学。”

此外，巴楚县当地少数民族比例占了 98%，班上的维族学生母语不是普通话，上课多偏腼腆，没有汉族小朋友那么积极。注意到这个差异后，教学志愿者会特别照顾维族学生，频繁主动问他们学得如何。

五天夏令营结束后，这群支教老师并不是彻底消失了。他们持续这着一个线上一对一培训项目。

余铁琳说，每次夏令营，都会发现有三四个孩子，对编程真正感兴趣，同时也较有天赋。她希望对于这种孩子，能帮助他们在编程上有更多发展。计算机领域，打比赛做题是最能直接练习学生技巧的一种形式。他们教的三个学生参与了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通过了初赛。可惜复赛因为新疆疫情政策而无法参加。

到新疆办活动时，余铁琳已经不是个不知项目计划书为何物的高中生了，她学到了很多。这次活动前招募志愿者，第一次招募了外联志愿者，负责写项目计划书、联系赞助商。其中有些志愿者履历优秀，专业性极强。余铁琳感慨：”像有些是北大光华学姐、海外商业毕业的学长学姐，他们几人合作写完了一份计划书，里面甚至会专门有‘商业可行性分析‘这些专业术语。”

Coding Girls 渐渐从余铁琳一个人的想法，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团队的项目。

在招募新疆线上教学志愿者时，余铁琳在面试过程中跟蒋曼洁相聊甚欢。蒋本硕专业都是生物学，但毕业后去做了前端工程师，在海外读硕士时参加的计算机课外活动打开了她的思路，和余铁琳一样，她随后也是上网自学编程，现在，她已是 Coding Girls 项目负责人之一，常驻深圳。

另外一个核心团队成员张紫怡学商务英语，现在负责 Coding Girls 的宣传推广。她和余铁琳共同参与了苹果的 WWDC 挑战赛，苹果官方给她俩还有B站up主何同学一起做了篇特写，里面提到，张紫怡在大学的三年时光中跑遍了 8 座城市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体验了由 58 位 Creative（苹果对“私人培训师”岗位的称呼） 带来的 232 节免费课程。张紫怡自己也想做一名 Creative，传递“人人都能编程”的理念。

三个 95 后核心团队成员的年龄刚好成排列组合地相差4岁，分别出生于 2003、1999、1995 年。

蒋曼洁在深圳，余铁琳之前也在这读过一年书，于是三人组织了一场在深圳都 Coding Girls 夏令营活动。活动结束，有学员反馈自己未来想成为“程序媛”，更多的学员都说，活动不仅让她们学到了一些数据分析相关的知识，还特别开心能认识很多同样上进有趣的女孩子们。

这可能就是社群的联结力量。余铁琳很喜欢 Girls Who Code 创始人 Reshma 的 TED 演讲，Reshma 说，“女性不应该被教导要完美，而应该教她们勇敢，而这可以和建立女性支持系统结合起来，让那些女孩们知道她们并不孤单，从而有冒险的勇气。”

三

余铁琳是个百分百的行动派。她不是会瞻前顾后太久的类型，她愿意立马尝试新事情。她说，“用长辈的说法”，性格就是比较“莽”、比较“像男孩子”——尽管余铁琳说她并不喜欢这样用性别去定义一些特性，好像男孩子就对应勇敢，女孩子就应该温柔似的。

初三之前，她一直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镇上生活、成长。小镇风景极好，三面环山，剩下一边则是海，余铁琳感叹她的家乡特别舒适，特别适宜养老，“但不适合我”。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想出去闯一闯，有满腔热血和激情，在太安逸的地方待不下去。

余铁琳妈妈是老师，爸爸做教育和慈善相关的创业，温州家里电视上整日播着国际新闻频道。余铁琳从小受熏陶，长大后看这些国际新闻，她开始思考背后原因。

看到叙利亚战火中的小孩，余铁琳觉得，如果自己能做些什么帮助他们就好了。她从没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可及的。跟自我设限相反，她喜欢给自己找路——她又向前一步，搜索发现联合国有维和组织。于是长大后去联合国被列为梦想之一，她也真的在思考怎么样才能实现。

了解到联合国总部在美国后，她倒推，那大学最好去美国那边读，如果大学去美国，那可能高中最好去国际学校过渡一下。初二时，她就觉得不能等到高中再说了，最好初三就先转学去国际学校适应。

她主动向爸妈提出了就读国际学校的想法。初三那年，余铁琳就一个人跑去深圳一所国际初中读初三。妈妈每隔两三周来看她一次。

她对深圳印象非常好。“特别包容，整个环境创业创新气氛都特别浓厚。“后来在深圳办活动也开心。因为深圳有很多科技公司，都特别愿意支持这种与科技相关的公益活动，拉赞助变得容易。而且往往是一旦联系到其中一个机构，就会一环接一环地帮介绍资源，现在 Coding Girls 在深圳已有很多合作方。

不过读完初三，高中她还是回到长三角，考入上海一所国际高中就读，在这里，她第一次选了计算机课，开始了她的 Coding Girls 项目。

因为爸爸也在新疆从事教育、慈善工作的原因，他引荐下，余铁琳的 Coding Girls 挂靠在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下面，正式成为一个公益组织。到现在，余铁琳想法有点变化了。她不再觉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 Girls who Code 的分部。她想做一个中国本土的公益组织。

余铁琳和她的伙伴们对 Coding Girls 的未来规划是，一方面在较发达城市做夏令营或冬令营培训，推动科技领域性别平等。二是在教育资源缺乏地区，余铁琳认为“这些地方甚至连教育资源都没解决，还没办法马上跳到谈性别平等这块。“

收集第二天，她就要飞往美国，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始她的大学生涯。她选择在本科期间读完两个专业：计算机和公共政策。她希望用科技的力量作为工具，然后真正作出改变。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收集、撰文：徐雯，编辑Lyra。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