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3 月 18 日深夜，路上花了将近 40 小时后，我到达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一路上非常折腾，北京飞香港，香港经停 8 小时，然后飞曼谷，停 2 小时，再飞迪拜停 10 小时，最后才到了贝鲁特。我整个人都快累散架。贝鲁特很小，从机场到住处坐车 10 分钟。那天晚上，我倒头就睡。

我叫黎燃，25 岁，出生在广东湛江，并不富裕的一个地方。本来这会儿应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阿语口译专业读研究生二年级，不过我休学了，来到黎巴嫩负责公益组织共同未来的在地难民援助项目。高考报阿语系时，我对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想象就是什么迪拜、卡尔塔、阿联酋……石油富国，超有钱的，没想到现在直接来做一点钱都不赚的难民援助。

我的阿语名字叫做“ضياء”，意思是光明或者光芒。这是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外）读本科时，阿语外教根据我的中文名字取的。实际上，我的外教也是“逃”到中国来的。我从他那了解了一个叙利亚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诸多无奈和不甘。

外教水平很高，在大马士革大学，他已经是教授职称了。但战乱让学校毁于一旦，虽然他老家位置偏僻，没有受到炮弹侵袭，但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他显然已经一无所有。所以 2013 年左右的时候，他到广州谋了一份教职。

到达黎巴嫩的第二天，我出去采购一些生活物资。贝鲁特整个城市还在“Lockdown”，街上几乎无人，很多店铺也关着门。不过很幸运，3 月 22 日，贝鲁特宣布解封。我在难民营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在这里，我将负责推进中文课、妇女赋权等等工作。

难民营

出发前，我最担心两件事：触电和流弹。我不担心自己生病，也不担心难民的条件会有多差。但触电和流弹这两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危险且没法预测。难民营的电线多且杂乱，往往像巨大的蜘蛛网悬在半空。人路过，一旦同时碰到水和漏电，性命就没了。帮派冲突很多，子弹不长眼，常常传来伤及无辜的消息。

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全景

开始工作几天后，我第一次前往项目点：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

BurjEl-Barajneh 难民营建筑物密集，拥挤、混乱，有成片的握手楼。这里是在 1948 年成立的巴基斯坦难民营，可以说是目前黎巴嫩境内规模最大的难民营。根据官方数据，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大约 4、5 万的难民。实际数字可能更多。虽然说这是官方定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但是在 2011 年之后就涌入了非常多的叙利亚难民。所以，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里面，巴勒斯坦难民、叙利亚难民都有。以我的直观感受，现在还居住在这里的，叙利亚难民要更多。

一街之隔，难民营的建筑物密度，比对面的街区高得多。黎巴嫩与叙利亚和以色列相邻，国土面积仅一万多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活在这里，包括约150万叙利亚难民。自2011年以来，大批叙利亚人为躲避战火涌入邻国，黎巴嫩成为了全球接纳叙利亚难民数量第三多的国家。

就官方数据来说，巴基斯坦难民好像是在 60 万左右，叙利亚难民是在 130 万左右。绝大部分叙利亚难民都在贝卡谷地。这个贝卡谷地就在叙利亚边境，翻过一座山就是叙利亚。在黎巴嫩首都市内的叙利亚难民也不在少数。

贝卡谷地难民营

BurjEl-Barajneh 难民营就在贝鲁特市区的南边。第一次去 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那天，我打的车停错了路口，必须得另找一辆车。我从办公室出发时用 Uber 叫的车。但在难民营附近，拿出手机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不到极端情况，我是轻易不会拿出自己手机的。我只好在路边招了一辆 Taxi。

司机见我懂阿语，一路上唠得特别欢，讲一堆堆大小事。到达目的地，一说费用，我却发现他明显多收了约合 10 块人民币车费。我知道他宰我，懒得计较，但心里是有点不爽。

车子没有直接进入难民营——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我在不远处的路口下车，拐进巷子，来到 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的大门口。那是一种象征性的门，上面挂满了一些横幅、巴斯坦国旗，以及各种“烈士”的照片，也挂满了各种各样乱缠的电线。平常早上八九点到那边的话，你能看到骑手大军蜂拥而至地从难民营里面出去，开个小摩托就满城跑，到处送外卖到处赚钱。

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的入口，一道象征性的“门”

跨过了这一个“门”，也就相当于是进了难民里面，这里有一条主路。合作伙伴 Fatima 到路口来接我，把我带进去一路走到目的地。这条主路街边的两旁有各种商店，咖啡店、甜品店、杂货店、面包店、水果店、肉店……有一个岔路口，停着一辆破破的卡车，改装成了咖啡摊；走没几分钟，就看到了一座清真寺。这时候我才想起来，之前每次和 Fatima 视频开会远程连线，总是在四五点钟听到大喇叭传来的宣礼声，原来就是从这座清真寺传来。

一处水果摊，难民营内水果的价钱要比外面低

接着到了一个分叉口，往右拐一个弯，再走 10 米左右，然后再往右拐进一个小巷，继续走到最里面上 6 楼就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Fatima 的刺绣工作室 Jana Studio 和家，也是后来中文课的教室。

这栋楼的一楼二楼没有任何光线，真的没有任何光线。走楼梯上去还得打手电筒，因为难民营内建筑物过于密集，光线被遮得严严实实，没法透进来。楼梯也是我在国内时没法想象的模样，大概就是用石头简简单单铺了一铺，像个楼梯样子，但完全没有扶手，楼梯的地面凹凸不平。

难民营中的民兵（非正常拍摄）

密布弹孔的残破房屋

几乎在一片昏暗的场景下，我打着手电筒跟 Fatima 走上去。走上 6 楼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还滴着水的电线从就在我身边掠过，或者在头顶上面横着。我必须得俯身，小心翼翼地走，碰到电线就危险了。楼梯上，我路过好几户人家，发现有些房间没有门，就这么拉一块布遮着，勉强作为一道门。再往上走，视野越来越开阔，然后就会看到难民里面各种各样的样子。

楼梯上，路过用布帘作“门”的人家

在整个难民营里面，6 层楼高的建筑物算是很高了。透过窗口，就能看到阳台后边对面楼的人家。有一些妇女在阳台上，抱着孩子摇摇晃晃的，一边看看风景。然后还有在晾衣服的人，往下看，难民营的街道上面人来人往，有在聊天的、有在买菜的。从建筑物背面的窗户看下去，我忽然发现有一些孩子正在捡垃圾。

贝鲁特的夏天和上海、广州都像，闷热潮湿。本广东人呢对于这边的气候非常适应，但是我认识叙利亚难民都不那么适应，觉得贝鲁特的夏天就跟蒸桑拿一样。虽然两国接壤，地理位置非常近，但平均海拔有两千多米高的黎巴嫩山把所有的来自于地中海的水分都给隔掉了，叙利亚在山的另一面，气候就比较干。

难民营的潮湿来得更强烈，有另外的原因——基础建设糟糕，水电设施都难很算得上够用。难民营里面排水系统不好，楼密又导致阳光透不进来，整个叠加起来让人体感的潮湿加倍。走在那里的街道上面，你就很容易可以看到，在没有阳光照到的地方，经常有一些污水就积在路面上，久久没法散掉，逐渐发臭。

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的位置

难民营的电力状况也不好，空调那根本就是传说了，风扇的电力也难维持。举一个很具象的例子，有一天早上，中文课的一个学生过来上了大概半小时课，就开始呕吐不停。问起怎么了，才知道那个学生中暑。昨晚天气太过闷热没睡着，到了白天也没电用风扇，撑不住了。

中文课

每周一和周五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半，Fatima 和她刺绣工作室的绣娘会将那个 3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空出来，作为中文课的教室。大约 15 个学生会准时来这上课，他们大概都是 12-17 岁，在难民营长大的孩子，其中一些就是绣娘们的小孩。

黎巴嫩当地人基本是不会进难民营的。我之前打出租车，司机都会只会在在难民营门口把我丢下，怎么都不会开进里面去。我再跟一些黎巴嫩当地人聊天，问他们，有进过难民营吗？很多人都说没有，从来没有。他们会把进难民营理解成不可理喻的事情，没事干吗要去那里？

黎巴嫩官方的各种公共服务，比如消防急救之类，也不会进到那里面去。难民营里面，有独立的民防组织，负责里面的救火、急救、抢险等等，时不时检查那些到处垂荡又密集的电线，把它们抬高一些，好减少触电致死事件的机率。在疫情期间，疑似感染新冠的难民就都是由这个民防组织运送。黎巴嫩官方不管，也不能运到黎巴嫩本地的公立医院。

巴勒斯坦民防组织，负责难民营里的消防、急救等工作，会组织人手将难民营街巷的电线抬高，

疫情期间也在难民营做消杀工作

中文课的老师是两个例外。两个在贝鲁特大学读中文系的本地年轻人，看到招募，自告奋勇报名来做志愿者。一个叫 Elie，是个正读大三的 20 岁男孩，非常幽默；一个叫 Marie，女孩子，她是研究生二年级，也快要毕业了，她也很开朗活泼的。

中文课是我在这里着手做的第一个项目。坦白说，中文课能够很快推进，原因非常现实：预算低。能用最少的钱，做性价比很高的事情。

再者，作为来自中国的难民援助机构，做点有中国特征的项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黎巴嫩这边中国制造到处都是，难民营里面也常常见到，比如海信牌的空调外机，就挂在民防组织所在地的墙上。但整个黎巴嫩，或者是难民营的人，对中国还是有很多好奇心和神秘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仅限于社交网络、新闻等等。

我觉得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让彼此交流，了解一方的文化。他们很多人经常会把东亚三国，就是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搞混。班上的小女孩有时跑过来问过我：“防弹少年团是中国的吗？”我说：“不是，韩国的。”或者来问“xxx漫画是中国的吗？”我说：“不是，日本的。”好多类似的好奇提问，都得解释一下。似乎大家对中国的印象还是 Bruce Lee（李小龙）、Jackie Chan（成龙），要么就是什么 Kong Fu Panda（功夫熊猫）。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中文课的课堂，更多的是在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的，能够有互动、有正向激励的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在中文课的设计上面，其把难度设计得特别低，都是以入门为主。而且我告诉两位志愿者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多互动多夸奖。几乎每上三节语言课，就会搭一些文化活动课，文化活动课几乎占了所有课时的 25% 左右。

我们希望孩子们在学习中文，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了解了知识，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快乐。让他们短暂地比较残酷的现实当中脱离出来，享受课堂。

黎燃和难民营的孩子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在黎巴嫩正式登记在册的90余万叙利亚难民中，有48万是学龄儿童。但教育资源有限，理论上黎巴嫩最多只能容纳20万难民学生。一些公立学校上午结束了本国学生的教学后，下午会开放给叙利亚学生。但能这样上学的难民孩子也“非常之少”

两个当地志愿者 Marie 和 Elie 都是基督徒，他们对于大部分难民的信仰都不大了解。做中文课的志愿教师之前，根本没进过难民营。

Elie 的车上面之前是挂着各种十字架、神父像之类的东西，我就提醒他说你开车到那边，必须把这些东西都取下来，不然的话我担心你的车会出问题。也建议 Marie 最好不好穿短袖，不要把手机拿手上。

第一次去 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的那天，他俩有点那种刚到一个陌生环境时的紧张笨拙。反倒是我这么一个外国人轻车熟路地带他们两个走。

Elie 会中国功夫，会双节棍，特别受学生们欢迎。我是不会的。大家总是嚷嚷让Elie给我们表演两段厉害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我是坐在教室外面，在用我自己的电脑处理工作。孩子们有时候也会到我身边来，直接问我这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怎么在电脑上把中文字打出来……我就跟他们示范，然后起身让孩子们自己试试看。

Elie在给中文课的学生上课

作为一个老广，包利是也是我的绝活。在国内时，我就准备了 100 张崭新的一元纸币和很多红包。上中文课时，我会带些过去，作为小奖励。比如我根据他们今天学了什么，问些问题：你好吗？你来自哪里？你喜欢吃中国菜吗？诸如此类。

如果学生们全部答对了，或者只有一个错误的话，我就会给奖励。一个红包，一个中国结，一颗大白兔奶糖、椰子糖，或者中国书签等等。这些激励活动的效果很明显，孩子们就学得非常积极。

这里的孩子不是人人有上学的机会。中文课上这 15 孩子就有一半是无学可上的。

贝卡谷地难民营的孩子

有一些有学上的孩子，他们就是中文课就当做一个课外兴趣班，跟我最初设想的那样。但是对于那种没有学上的姑娘来说，她们多数会把中文课当做一个很难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会特别珍惜，然后特别积极。

贝鲁特

贝鲁特这座城市是一个界限分明得特别明显的地方。

一般来说，贝鲁特南边是穆斯林聚居区，贝鲁特的北边或者贝鲁特中心区的话，一般是基督教聚居区。我的办公室以及我现在住的地方都属于基督教区，因为基督教区整体社会治安方面会比较稳定。

如果你走在贝鲁特街头，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一南一北几乎完全不同的风格，就像是两座根本不相关的城市。里里外外的建筑风格，行人的穿着打扮，街上招牌的文字都相当不同。

贝鲁特街头

基督教区的街道法式风格特征很明显，这里号称是“中东小巴黎”。走在这一片区域的街上，你能够听到耳边飘来很多法语的声音，街上许多人互相打招呼喊的是“Bonjour”，法语的“你好”。商业也比较繁华，大型的 shoppingmall 都聚集在这块。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贝鲁特国家博物馆、Zaituna Bay、鸽子岩等等就在这个区。

如果你能从半空俯瞰贝鲁特这座城市，你可以看到北边有很多教堂，南边多是清真寺，非常多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建筑。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就在南边那一块。

海法（Haifa）医院，Burj El Barajneh 难民营里最主要的医院（规模和诊所差不多大）

刚抵达黎巴嫩时，我的办公室在的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富人区，总体水利电力等基建会比较好，社会治安也比较好。缺点是房租太贵，我正在把办公室搬离这里，我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钱。花更多钱在援助难民本身，对我而言更重要一些。

我现在住在亚美尼亚街附近，也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区，但位置不算中心，租金不贵。我住着一间 50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月租金 150 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 900 多块。我挺喜欢亚美尼亚街这个地方，安静、有艺术氛围。楼下的街道上就有好几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很棒的咖啡馆，也有一些卖艺术品的地方，有酒吧。但这里的基础设施比起富人区来说，也不太完善。

贝鲁特现在整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燃油的情况，整个贝鲁特的发电厂的电力都非常紧张。就以我自己租的地区为例，一天只有 1~2 个小时的政府供电，剩下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要靠发电机的。一天平均会停电 10 个小时。每天夜里，在凌晨两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停一次，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又停一次，下午三点也是准时就没电，直到五点重新来电，其余的时间也不定时会再停电。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最近听说发电机也不够用，都是从黑市里面收回来的油在供着发电机。我也不知道那黑市的油怎么来的。

在贝鲁特的另一处难民营 Shatila 难民营，可以看到难民营内外建筑的差别有多巨大那个白色的建筑是个职业学校）

难民营里面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政府供电几乎是不会进去的，只能靠几台发电机提供的 4-5 安培（发电机一般能发 25-30 A，然后平摊至各个用户，一户一般分 5 A。）电流勉强维持电力供应，也很不稳定。5 安培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开个洗衣机就能立马给你跳闸，或者开个空调就立马跳闸。就你的空调开不了，洗衣机也开不了，只能维持最最基本的需要——开个日光灯之类。而且有电的时间就那么 4-5 个小时。

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的处境有些尴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走不出难民营，也难以走出难民营。不仅是物理上，也是心理上。当地人对于叙利亚难民存在一些敌意、歧视的感觉。

有黎巴嫩人说：“他们把我们的黎巴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社会现在那么乱。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巴勒斯坦难民可以理解，那叙利亚现在不是说局势稳定了吗？他们现在就应该收拾收拾包裹回他们的叙利亚去啊。”这是他们的原话。当前黎巴嫩官方对于叙利亚人，就算是合法居留的叙利亚人，他们也只是居留而已，没有办法工作。

摆椰枣摊的父女俩

我曾经认识一个叙利亚难民小哥，悄悄出来打工，但收入实在是微薄。那是我办公室街对面的一家早餐店，小哥在店里打工。他从早十点到晚十点连续工作，几乎是一天都不休地连轴转。非常辛苦。但由于他属于“黑工”，每月只能拿大约 53 美金的薪水，合人民币 300 多块钱而已。我也跟做餐厅服务员的黎巴嫩当地人聊过天，有人告诉我他做服务员的薪水大约就是 300 美金左右。哎，所以有的时候，我真觉得贝鲁特是个有点割裂的地方。

Fatima

Fatima 是一个 40 多岁的叙利亚难民女性。她是我在难民营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自信，特别不一样。她一米六几左右的个子，整个人精神状态不错，看起来好像只有 30 多岁。

她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以及一个小外孙女一起居住在 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里。她花 100 多美元一个月的租金租下来现在这个总共 50 平方米的房子。其中 30 平方米左右的那一间用来做中文教室，以及刺绣工作室。Fatima 一家人挤在隔壁的2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Burj El Barajneh 难民营，由 Fatima的工作室 Jana Studio 窗户从外拍摄

Fatima 的大女儿十八九岁样子，小女儿六七岁样子，儿子大概 22 岁，大女儿生了女儿，也和他们住在一起。阿拉伯世界的女性结婚都特别早，尤其越传统的地区女性结婚越早，她们早早地被绑定在了家庭里面。

Fatima 这个人我觉得特别励志，简直就是女性独立自强的典范。她就一直在工作，很努力地工作，想要养活自己的一家人。

她来自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有一个挺幸福的童年。Fatima 家是一个挺大的家庭，她自己后来事业也做得挺成功的。她长大后去职业学校学美容，学得很出色，毕业之后就她就创立了自己的美容工作坊，事业越做越大，美容店也越开越红火。离开叙利亚之前，她自己手下已经有三家店铺了。

一家店专门做美容工作室，一家店做化妆品进出口专卖，还有一家店开辟了服装板块。那时期是她事业和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2012 年，战火就烧到了她家所在的城市。起初，Fatima 还犹豫：要不要逃？2013 年，再三思考下，她和丈夫带着全家人出逃，来到了贝鲁特的 Burj El-Barajneh 难民营。

难民营中的墓园，但墓园的面积是从一开始就划定好的，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按正常的墓面积埋葬逝者了，所以能发现一些人的墓离得很近或堆叠在一起。在里面走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小孩子的墓，不知道是病逝的还是因为触电逝世的。

战乱中，Fatima 和丈夫走散，2013 年到现在，她再也没收到丈夫的消息。

可想而知，对于Fatima 来说，当时的落差可以说是非常大。你想她原本就住着挺好的房子，有自己的生意，经济独立，事业上有想法，对未来也有很多的梦想。她当时的梦想之一，就是教育好孩子，让孩子们以后能够过上好的生活。但是一下子，落差就这么发生了。难民营里面的条件，跟她原本的生活条件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刚开始的半年，Fatima 几乎每天都很抑郁。她把自己关在她租的那个地方，不怎么出门，每天都在想：“我要回叙利亚，我要回叙利亚，我要回去……”但就这样一天天地拖下去，叙利亚依旧很混乱，Fatima 没法下定决心回去。就这样，半年过去，Fatima 听说她的店铺所在区域被轰炸了一轮，炸得空空荡荡。

这时，Fatima 真的字面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就算回去叙利亚，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她不得不做了决定，留在黎巴嫩。但是她总得做点什么去谋生，她有孩子要带，一家人在这里。她小时候从妈妈那学过刺绣，有点手工活的天分。所以 Fatima 找到一家机构去学刺绣。渐渐地生活也算是有起色。按照她的话来说，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日后会把刺绣这一个手艺用来谋生”。后来她可以开始培训别的绣娘，这就证明她的刺绣手艺已经挺不错的了。

开在路边的饮料摊，摊主也会去Fatima的工作室做刺绣或缝纫的工作，相当于同时做两份工

2019 年 10 月，Fatima 离开了当时工作的一家刺绣机构。离职之后，Fatima 真的没有什么钱，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当时她差点真的就睡在街上了，跟她的孩子们没处去。

那阵 Fatima 过得特别落魄，但机缘巧合的是她有一个朋友知道她的手艺，问她说：“能不能帮我刺绣几个包？”Fatima 说当然可以，给朋友定做了几个包，终于得到了一点收入。她的朋友被手工包惊艳了，提出一个想法问 Fatima：“你有没有兴趣去集市摆摊？”Fatima 说当然可以。

然后事情就这么发展再发展，她做好产品，朋友联系好展位，Fatima 去集市摆摊。她发现自己做的产品真的卖出去了，真的是凭借自己的劳动、自己售卖，获得了劳动的回报。她跟我说，当时的心里的感觉真是非常好的！这时候，Fatima 开始想：为什么我自己不成立工作室？

现在 Fatima 工作室已经成立了，整个工作室大概有 35 个人左右。这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Fatima 真是特别独立、特别向往自由的人。

前阵子，Fatima 提出请我吃饭。那一天到了餐厅之后，我问她，没事你干吗请我出来吃饭？她说：我都想请你好久了。原来，之前我带她和工作室的绣娘一起去吃饭。当时是我买的单。Fatima 一直记在心里，特别想请我吃一次。我俩吃饭的这一天，距离上一次我请她吃饭，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黎燃和绣娘们去海边吃饭，在车上一起自拍

准确地说，Fatima 是“难民”，但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用这么一个标签去定义这样一个群体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她是难民，她连饭都吃不起了，她怎么还能请我吃饭呢。

但实际上，她与我，还有我接触的其他“难民”一样，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和个性，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与故事，最重要的是：有着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她是一名叙利亚女性，我的朋友。

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工作室的绣娘和 Fatima 边工作边在闲聊。绣娘问 Fatima：“你什么时候再找个丈夫？给孩子们找个爸爸？”我没看到 Fatima 脸上的神情，只听到她说：“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我心想，她不需要依附男人才能活下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Lyra。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