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震，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初中后分流，高中阶段呈现职普这样两种教育的类型，应该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常态。除了个别国家是隐性的职普分流之外，大多数的国家应该是和我国差不多的，是以显性的、以不同学校的形态来进行的一种分流。隐性的职业分流是以综合高中的形式，一个高中之内选择不同的课程来实现对一个学校之内不同学生的分流。我国这种情况应该是国际上非常普遍的对教育结构的一种安排。

当前关于职普分流社会比较关注的可能是关于职普比的问题，职普比应该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产业对人才类型结构的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教育的结构和类型与之相匹配、相适应。

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在初中后实现的职普分流经过过去改革开放的40年的发展，大体上满足了经济领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这样一个整体的需求。我们都知道产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有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四大类，在国际上基本也公认有这样四类人才的划分。这四类人才在数量的结构上基本呈现一个金字塔型：学术型最少，然后沿着知识创造和应用的产业链，在产业链中技能型、技术型的人才阶段是数量最大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型体现了人力资源结构数量的比例分布。当然，社会文明的进步使得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带来的是在收入指标上呈现出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一种分布，也就是说从事技术技能职业工作的人才，他应该有很大的比例能够进入到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才可能会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的收入结构体系。

因此，从当前我们国家的角度来看，职普比存在着一些受社会关注的争议问题，有支持的声音，也有不赞成的声音，整体上来看反映了国家需要和家庭以及个人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从国家的整体需要和长远安排来看，职普比“实现大体相当”是一个长期的追求和方向，但是具体到学生个人来讲，我们应该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生都有用自愿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升学路径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应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护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选择自己接受教育的类型和层次。但是，完全不受制约的这种教育选择权利和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除了教育投入成本和预期的判断，还有学生对自己兴趣能力倾向的自我认知偏差，以及对职业教育的误解等等，都会影响家庭、学生个人的教育选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一些教育选择非理性的现象。因此从一些宏观的角度加以引导和干预，在合理的条件下不应该视为有违教育公平的行为。

但是从目前的职业教育发展来看，职业教育整体的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别是非常之大的，好的职业学校非常受欢迎，招生分数超过普通高中，但是基本办学标准不达标、教学办学质量受社会诟病的中等职业学校也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职业教育对社会、对经济的重大贡献，要坚持发展职业教育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在职普比的政策设计方面又要坚决避免简单化的行政指令，应该把追求职普比的均衡发展，与加强对职业教育的规划保障、资源投入、提高办学质量、办学条件水平等等这些方面一起，实现与普通教育同步发展，实现同普通教育大体相当，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引导家庭和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职业教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方向，OECD发达国家职普比的平均值长期保持在大体相当的比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一直提倡职业教育应该是和高等教育一起成为青年人成功成才的道路，职业教育应该成为第二个成才道路，即第一个成才道路是接受学术化的高等教育，第二个成才道路是走职业教育的成才道路，第三个成才道路是创业，通过创业教育使青年人走向成功。但是，我们的文化中间，教育观念中间，仍然长期的存在鄙薄职业教育的情况。

在此我们列举几个观念，第一种，职业教育是否会阻碍创新，发展职业教育是否是阻碍创新？

一部分人担心职业教育会阻碍创新。从学理上来说，职业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强调职业行动能力。它是从知识原理走向产品和服务这个链条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它能满足人多样化成才的需求，同时它也应该成为所有人学习的内容。这一点体现在美国相关的研究中：美国人发现在高中阶段学习了职业技术课程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创新能力显著要优于高中阶段没有学过职业课程的学生，这是一个长期的研究的结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接受了职业基础教育的课程，不仅不会阻碍他的创新能力，反而会推动他在各个方面的创新能力的发展。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有一个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主要是为清华大学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技术技能类课程的教育，作为清华大学学术型创新人才的能力素质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这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会阻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的创新能力。

第二种是有人质疑发展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大规模的职业教育，是否会制约更多人向上发展流动的机会。应该来说，如果这个社会实现了提供多个渠道、多种类型的成才成功的机会，客观环境不存在阻碍人向上发展机会的情况下，影响人发展的机会主要应该归结于个人是否主动学习、是否终身学习和努力工作，那么在职业教育的轨道上应该也能不断地向上流动，成为在不同类型职业中间的顶尖人才，比如说建立统一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职业轨道上走到相应的顶点，一位厨师、一位数控机床加工工人，都有可能发展到跟大学教授、医生同样的职业高度而获得相应的待遇。

第三种观念是质疑新科技革命现代化发展会不会导致职普比下滑成为一个必然趋势。我们也是要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以德国为例，德国工业4.0需要的相应职业教育，并不是主张提升缩减职业学校的数量，以学历化提升的手段来回应新科技革命和现代化的趋势，而是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职业教育转型，瞄准职业行动能力，培养学生的完整行动的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对科技发展和工业4.0的适应。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实施好普职分流，以及普职分流的比例到底应该多大为好？从国家目前来说，全国整体职普比的宏观比例大概是保持在职是4，普是6，而且实现这样一个比例仍然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认为要做好职普分流还有很多的工作是值得做的。

第一个建议是要加大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的提升，加大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使中等职业学校的基本办学标准能够达标，使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投入能够达到自己需要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建议是在中等职业学校要加强职业性的综合素养的培养，筑牢人生心灵和精神方面的根基。在注重技术技能的同时，把学生综合素养，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立德树人这部分真正的做好做实，全面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综合素养，提升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学生的能力。

第三个建议是在职业教育体系和相关的招生选拔制度的设计方面，要坚持职业化、职业性，而非普教化。比如职教高考，职教高考目前基本上是以文化课+职业技能作为现在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两个重要依据，当然选择多样化的核心应该是职业性，因此应该要避免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职教高考变成一个以考纸笔测试的方式、以考认知书面作答的方式来实现的职业教育人才选拔，应该是把学生在职业任务、职业能力中真操实做的东西作为学生升学选拔和竞赛的主要依据，这样才能够充分反映职业教育类型的特色、定位。

第四个建议是要想办法让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的职业学校实现弯道超车。有可能的路径就是要加强数字化、网络化对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改造，通过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产教融合、专创融合，来促进中西部地区在不同的领域和轨道上快速崛起，成为我们国家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

最后，如何能够实现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使得职普分流不再成为家长的焦虑，不再成为大家按照分数被迫、被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可能需要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一个社会中由学历本位逐步向能力本位和贡献本位转变。

第二，人们主要追求在学校中的学历提升发展转变为追求既在学校中发展，也要在职业继续发展的轨道上不断地提升，通过工作本位的学习来向上发展，而不完全要依赖学历提升的这种向上发展。

第三，在就业领域大量的无资格就业逐步转向各个职业都要强调职业准入资格，使我们国家真正走入到一个资格社会。同时建立国家的职业资格框架，使每一个轨道上的人都能够心安理得、自信，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到社会阶层的高层次，而不是换轨发展，不应该是非要通过换轨道才表明能够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当然也可以是那样的，但是整体上要通过国家治理框架，让每一个职业轨道上的人都有机会向上发展。在教育的内部是要促进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从现在比较单一的供给走向多样化的供给，为不同的学生人生的出彩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和自由。

谢谢大家。

注：12月4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和震在“普职分流论坛“上进行了题为《关于普职比的观察与思考》的报告。论坛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协办。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ID：ce30ce），作者和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