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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讨论都集中在“供给侧”，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等，然而当我们面对“六成职校学生不愿成为蓝领”[1]时，我想，对职业教育和职校生的讨论也是时候关注一下“需求端”——即劳动力市场、劳动条件、劳动环境等——的问题了。这些从职校毕业的学生，面对的就业形势与工作实际情况，是不是真的如人们所期待，让他们发挥了“一技之长”呢？

“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能干”

杨晨跟着打工的父母来到广东，与许多流动儿童一样，到了读高中的年纪，杨晨考进了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所学的还是该校的特色专业——珠宝专业。2020年7月，她毕业。虽然疫情已经缓和，但就业形势对于许多毕业生而言还很严峻。

“我当时没有要求，只是想找一个工作再说”，杨晨将自己的就业预期降到最低，终于在年底工厂缺人的时候，找到一份珠宝工厂收发员的工作。

“我应聘的是质检部门，他们按照人员流动的情况，给我安排了收发岗，就是发石头，收石头，然后记录。”

虽然杨晨的工作看起来也与珠宝相关，但实际上，学校里学的专业技能在工作中并没有机会用到，而她所考取的珠宝鉴定中级证书对于她的求职和工作也没有实际的作用。她所从事的是底层工作，而在这里“如果你是干底层的，公司对你是没有要求的，你的工作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能干。如果你是技术人员，比如运营、运作、人事，可能就需要一个大专文凭，甚至更高。”

工作了一年，杨晨已经发现在这里“没有晋升机会，上级都是老板十几年的朋友。工作轻松，收入高。在这里的学徒和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资都很低。干珠宝这一行，除非你是国外留学的，或者艺术水平很高的，才有发展前景”。

“珠宝工厂”只是看起来很“贵气”，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这里的工作与大多数的工厂一样，杨晨每天除了八小时的正常工作之外，还有两个小时的加班，加上周末的加班工资，一个月的收入扣除五险一金后只有三千多。

杨晨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她想开一家婚纱店，“感觉就是，给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拍上美美的照片，就很好”，说这些的时候，她笑得很腼腆，也很温暖。

为了这个愿望，她也想存钱，但是她每个月微薄的工资还要分出一千块给父母作为家用，剩下的两千多块要在这个珠宝小镇维持生计已是不易，美好的愿望成为她排遣日复一日枯燥工作的调剂，作为一个模糊而旖旎的想象让她乏味的生活得以享有一些温热的瞬间。

与社会上流行的“职业学校学不到东西”的观念不一样，杨晨觉得在学校还是学到了专业相关的知识，“鉴定、设计、起版，虽然我们学得都很浅，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点点”，除了学习，她也在计划着考取了专业相关的证书，很明显，她毕业后所遭遇的就业困境并不来源于她“没有学到东西”，而是学无所用。

杨晨和她许多同学的就业经历与近年来屡屡见报的工厂技术工人“用工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职校学生“怀技不遇”，而工厂似乎“求贤若渴”。而事实上，不管是珠宝行业还是其他的制造业，工厂对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即使有，始终也是有限的，大多数的工作岗位，是如同杨晨所在的岗位一样，“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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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招聘广告上的招工需求往往并没有写明应聘者需要何种教育程度，或者持有何种职业技能证书，或是相关工作经验，大多数的招聘广告往往只是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服从管理”。

这并非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是市场经济逻辑下大机器生产的需要，因为机器相对于工人而言越来越精确、稳定和可靠，更重要的是机器不知疲倦，只要有动力就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停歇，但人的工作精力却是有限的。

于是，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样的生产模式服务，那么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庸，来适应机器的节奏。杨晨和大多数她的中职同学们被输送到这样生产线上，他们的工作往往是为机器“喂料”或是“出料”。而他们之所以做这些重复、枯燥和低回报的工作，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学无术”，而是因为他们所学之“术”在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并不被需要。

学者杜连森在对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做民族志研究时，发现了学生们相似的境遇。研究期间，他代课所在班级的29名学生学的是数控设备和维修专业，学生们想象自己所学的专业可以让他们在工厂成为“技术员”，参与编程、画图等相对复杂而有创造性的工作。但当他们进入“专业相关”的工厂，接受了四年多职业教育的学生们却只能做“削毛边”、“拧螺丝”这样的简单劳动[1]。

杜连森清醒地指出了劳动的“去技能化”与职业教育的“空洞”之间的关系，“工业企业更重视劳动者驯服的个性品质，技能教育的价值因此被削弱，职业学校的教育过程更加重视规训和管理而偏离实质内容”。

想回农村“躺平”，外面太累了

林浩的童年在江西老家度过，初中的时候“叛逆”，被父母接到了身边，进了一家中职学校，学的是汽车维修与应用。在广东开一个塑料颗粒工厂的父母觉得这个专业能学到东西，好就业，将来还能自己出来单干。虽然林浩一开始对这个专业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毕业在这个行业待了三年，现在发现，“好像除了这个，别的也不会干”。

从实习到就业，林浩一直在做汽车维修，只是修不同的汽车，实习的时候修的是大货车，毕业后，在家里亲戚的介绍下，进了一家修车厂，修法系小轿车。这家小小的修车厂除了他，就是三个老板，“我是唯一的打工的”。

林浩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还算满意。2018年，他在这里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200元，公司包一顿午餐，早上八点四十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每个月休息两天，虽然没有其他的加班，他一个月的工作时间超过了25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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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时间相对较长，这份工作还有许多问题，譬如，老板没有与他签订劳动合同，每个月的工资也都是通过微信转账。但他一直觉得老板很好，他觉得自己刚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学徒工”，很多东西都要一边学一边做，在这里上班，学得比在学校更多更好也更实用。

工作三个月，林浩算过了试用期，老板主动将他的工资加到了1500元。之后的两年里，老板陆续给他加工资，到了今年离职的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有3100元。他觉得在这里工作是自己“赚到了”，因为与老板的相处很愉快，老板没什么架子，与他好像“兄弟”一样。

不过，今年年初，他还是觉得要出去“闯一下”，因为“只在一家店里时间做久了，外面的情况在更新，我都接触不到，所以想多学一点人家的东西”。于是他在另一家汽车维修中心找到了第二份工作。这里的规模相对比较大，除了老板夫妇，还有六个正式员工，不过与上一份工作相同的是，这里也没有与他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一个月底薪3500元，另外有饭补和房补，到手的工资有四千多块。

林浩也很清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可能面对的风险，事实上，他的新老板夫妇之前就因为员工出了严重事故，“赔了二十多万，公司也改名了”。工作了近半年，林浩也不知道公司有没有给他买意外险，他总抱着谦逊的学习心态，接受种种并不合理的工作安排：这里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每个月可以休息三天，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只休息一天，这些休息日都可以选择不休息，但无论是周末、每月的休息日还是法定节假日，加班都没有双倍工资。

工作这样忙，林浩还报名了国家开放大学的大专课程，也是学汽修专业，每周上两次课，每天晚上线上学习，看直播、做题。本以为他是要在这个专业继续进修升级，结果他考学的理由却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上大专是家里人支持，现在老家娶老婆，没有个大专文凭，人家相亲都不看你的。之后我可能还要专升本。在这里上班是没有前途的，读不读大专也没什么关系。这里工作快十年的老师傅，可能工作稍微轻松一点，工资也就大概五六千块，老家娶个老婆，彩礼都要三十万。其实我现在也不想谈恋爱，太累了。就是家里催得紧。……我一直想回老家，感觉外面太累了。也不想挣很多钱，钱够用，平平淡淡就可以了。我以前在老家，十几岁就会开拖拉机耕田了，还是种田有趣。”

工作三年，林浩的收入从1200元到现在的3500元，看起来增长迅猛，但事实上，他所在地区2020年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已经达到7800余元，他目前的工资不足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半。

低收入并不只是中职生会面对的就业困境，根据《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接受调查的2016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平均收入为3599元，而毕业三年后的月平均收入为6379元[3]，看似收入增长了近一倍。而事实上，2019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93383元一年[4]，即约7780元每月，调查中高职毕业生工作三年后的工资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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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浩与其他职校毕业生而言，无论是在流水线还是在城市的服务岗位，工作辛苦或者工作环境恶劣几乎已经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必然，更让他们感到无望的，无论是日复一日枯燥重复的简单劳动，还是像林浩一样有幸给一个像“兄弟”一样的老板打工，“打工”的出路都是一样的，那便是没有出路。

林浩尚且有农村可回，童年的务农经验让他对农业劳动并不陌生，但是大多数的职校毕业生并无乡可归，且不论他们是否具有农业劳动的技能，在农村土地流转、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地被集中在资本手上，这些职校毕业生可以选择的只能是在城市“打工”，或者回乡村“打工”。

一直在离职，一直在飘荡

“一直在离职，一直在飘荡，就像个流浪人一样，居无定所。”毕业一年后，刘小小这样形容她现在的生活。

与杨晨和林浩一样，刘小小曾经是流动儿童，五六岁大就跟着父母从四川来了广东，一直在这里长大。刘小小跟杨晨是好闺蜜，两人在同一所学校，学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各自在不同的地方，但仍然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刘小小毕业的这一年过得有些坎坷，找过三四份工作，都不顺利，“有的做了一个月，有的做了半个月”。与杨晨不同，毕业前的实习已经消磨掉了刘小小对于珠宝行业的兴趣，“我不像她们一样，觉得学了三年，就一定要干这个行业，我不喜欢这个行业，干了也没什么意思。”

确实，无论是杨晨现在做的收发员工作，还是刘小小实习时候做的配石工作，中职毕业的她们在珠宝行业可以找到的工作，多半枯燥重复又看不到什么前景。她毕业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超市做收银员。初入职场的她并不知道收银的工作要求，她以为只是扫码后按程序收钱、出货就是，没有人告诉她，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她也是要负责“点钱”（核查）的。“

“当时少了一点钱，他们就骂我，就说你为什么没有点钱。但是我觉得，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走之前要点钱，我没有点，现在有问题了，就让我这个新人背锅。”不愿受这样的冤枉，刘小小做了两个星期就辞去了第一份工作。

后来，刘小小居住的工业区有电子厂招工。那是一家小型电子厂，招的是派遣工。招工的时候中介说得很好，一个小时工资十四元。刘小小在厂里每天早上八点钟上班直到晚上九点，除去午休一小时，上午和下午各休息十分钟，全天都在产线上，并且全周无休。

然而，最让刘小小不能接受的并不是这样的高强度劳动，而是产线上对新员工的欺压。“就像校园欺凌一样，新来的就得被欺负。厂里的工作是计时的，我是临时工，速度没有那么快，经常就被别人讲闲话，感受到浓浓的恶意。没有人会教你，也不会给你时间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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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小的父母让她忍，告诉她“等你熬到老员工就也会欺负新员工的”，她不能认同，“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干嘛要欺负新人？我很不喜欢。”于是，工作半个月的她再次辞职，但由于没有做满合同规定的时间，她被扣押了工资，14天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原本应该拿到2300块，中介只给了她1000块。

离职后，她才知道，原本派遣工在工厂的工资是15元一个小时，中介做了阴阳合同，到她那里每小时被扣除了1块钱，再加上被扣押的工资，她感觉“厂里太黑了”，虽然她也知道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是为了一千多块，还要四处去跑，“觉得不会很快解决，还可能没有结果”，她只好忍气吞声，但从此对“中介”和“进厂”都有了阴影。哪怕她现在没有收入，时常会被父母唠叨，心理压力也很大，但是一想到工厂里的欺凌和中介的压榨，她便下定决心再也不进厂了。

可是，疫情之下，除了工厂和类似外卖这样的平台工作，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其实并不丰富。她下载了各种招聘软件，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兴趣，选择了烘焙类和收银相关的工作，也投了许多简历，但几个月下来都没有面试的机会。她也意识到，“现在很少地方愿意招新手，尤其像我这样完全不会的”。

对于未来该如何，她也很迷茫，虽然说自己不喜欢珠宝行业，但兜兜转转，她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去考一个本专业的高职……

刘小小毕业后的打工经验总是伴随着屈辱，这些来自老板、同事和中介的欺凌，在许多人看来已经成为“打工人”必然要承受的，仿佛从事一份辛苦的低收入工作就理所当然，连着自己的尊严也要被践踏。当她拒绝被这样践踏时，她面对的是一连几个月的失业。

事实上，对于职校生和社会上从事所谓“厌恶性”工作的工人的歧视是一以贯之的，在这个越来越弱肉强食的商品世界里，钱可以买到的不只是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它还被期待可以买到人的才学、地位和尊严。

当这些职校学生的就业“钱”途暗淡，当他们被指责“不学无术”，没有从职业教育当中获得足够的“技能”时，是我们没有对这个社会整体的就业结构进行足够的反思，如同前文所说，无论是杨晨、林浩还是刘小小，他们缺少的并不是所谓“职业技能”，而是真正尊重他们的技能，让他们有发挥空间和提升空间的就业机会。

（文中杨晨、林浩、刘小小均为化名。）

注释：

[1]中国青年报.超六成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选择当“蓝领”.[2021-10-11]：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011/c1004-32249340.html

[2]杜连森.“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122-130.

[3] 王伯庆、马妍. 2020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EB/OL](2020-07-01)[2021-11-19].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1632445.

[4]国家统计局. 年度数据. [DB/OL]. [2021-11-19].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HOPE学堂”（ID：hopexuetang2018），作者薛小希。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