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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农村一直以来都有较为强烈的“生男偏好”，每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儿子。笔者在华北农村调研时发现，“纯女户”在当地极为少见。没有儿子的家庭在当地被称为“绝户头”，这样的家庭在村庄里说不起话、办不起事，更做不起人。即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很严格的时期，当地农民也要想尽一切办法生儿子。当前当地的年轻人也仍然认同这一套生育观念，认为至少要生一个儿子才行。

驻马店东头村小刘的经历在华北农村很有代表性。

小刘生于1990年，19岁结婚，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大女儿8岁，二女儿5岁，儿子2岁。当笔者问她“如果第三个不是儿子，还要不要再生”时，小刘非常肯定地回答，“要”。在东头村，像小刘这样的年轻媳妇，有三四个小孩很正常，而且基本上最小的一个是儿子。

笔者在东头村调研时还遇到一个38岁的媳妇，现在有七个女儿，一个儿子。由于小孩太多，家庭经济条件难以应付，这一户在2017年被评为了贫困户。小刘说：“在农村，一定要有个儿子，以前这种观念更强，现在还好一点。我们（年轻人）也想要个儿子，有个根，传宗接代。要是没有儿子，婆婆虽然口里不说，但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时间长了（家庭）不会和睦。为了家庭（和睦），也要有个儿子，毕竟是一家人，还是要顾及公公婆婆的感受。我生第二个女儿之后，当时冲动地说不想再生了，我妈把我说了一顿，她自己有这个经历……”接着，小刘向我们讲述了她母亲在没有生弟弟时所受到的那些委屈。

小刘母亲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前面三个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小刘是老大。小刘的母亲在2006年才生下小儿子，其间经历过三次流产，都因为是女儿而流掉。小刘比弟弟大17岁。也正是母亲一定要生儿子，导致小刘很早就辍学在家做家务。

小刘说：“我小学没有上完就没读了，家里太忙了。我们家当时是三姐妹，没有男孩，别人都看不起，我妈心里很难受。本来她已经结扎，后来又揭了。之后怀孕三次，因为是女孩，都做掉了。我妈怀孕后不敢出门，怕被人看见，那时计划生育抓得紧，她和我说，让我别去读书了，在家帮忙做饭……（没有弟弟之前）我妈心里纠结，难受，在邻居面前受委屈，说话办事都感觉矮人一截，抬不起头。比如结婚铺床，大家都愿意找有儿子的家庭，儿子越多的越好，没有儿子的不让你沾边。人家结婚铺床都不让我妈参加，她心里很失落。农村人在外面聊天都是一堆一堆的，说起儿子这个话题，我妈就没话说了。人家都说，这辈子没有儿子，肯定是上辈子做了啥亏心事，老天爷在惩罚。我妈一般很少参加聊天，别人也不愿和她聊天……她就是受过这些委屈，所以一定要生个儿子，也让我一定要生儿子。我当时说不生了，她很生气，与我吵了一顿。”

可见，华北农村一直以来都有“生男偏好”的传统。同样，在华南宗族性村庄，当地农民也一定要生儿子。然而，相同的“生男偏好”，在华北农村和华南农村却是源于不同的动力。

生儿子：功能性还是价值性？

对于“为什么一定要生儿子”这一问题，华北农民给予了一个共同的解释——“为了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即延续香火，使得家族能够代代相传、血脉绵延，这是农民的一种价值追求，构成了对农民生育行为的价值性阐释。然而，进一步的调研发现，传宗接代虽然构成了农民生儿子的基本动力，但华北农民生儿子更主要是出于功能性的需要。华北农村一般都是多姓杂居，村庄内部形成了以五服以内的小亲族为核心的竞争性结构。

小亲族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村庄政治中，还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儿子”是参与村庄竞争的基本条件，没有儿子的家庭在村庄里没有面子，他们往往会自动退出村庄竞争，成为村庄社会中的边缘人。没有儿子的家庭往往没有继续奋斗的动力，父代在很年轻时就不再劳动，也不愿建房，呈现出“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状态，全然没有有儿子的家庭那般奋斗的热情。此外，儿子越多，父母在村庄内部说话、做事都越有底气，在村庄竞争中也就越容易占据主导权和优势地位，因而华北农民迫切地希望通过生育更多的儿子来壮大自己的家族力量，从而在村庄竞争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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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驻马店东头村调研时采访过一个典型案例。东头村的刘阿姨生于1952年，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幸的是，两个儿子都只生了两个女儿。刘阿姨的二儿子是大学生，和妻子一起在郑州工作，已经在郑州买房。刘阿姨靠自己的勤劳培养了一个大学生，按理说应该很自豪，在村里也应该很有面子，但在访谈中，她却显得非常沮丧，尤其是问及其家庭情况时，她情绪非常低落，没有孙子对她打击很大。

她说：“没有孙子，感觉低人一等，村里人都知道我老大（大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老二一直在外面，村里人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别人问我老二是不是一儿一女，我说‘嗯’，就应付过去。平常不愿意出去聊天，不愿意说那事。总觉得别人会看低你，说你两个儿子都没有儿子，肯定是上辈子干了什么缺德事，其实是命。”刘阿姨对没有孙子这件事耿耿于怀，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在村里没有面子。

对于华北农民而言，生儿子更多是出于参与村庄竞争的需要，与传宗接代的价值性目标相比，功能性的考虑更具有现实性和即时性。与之不同，华南宗族性村庄的农民生儿子更多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价值性追求。

功能性与价值性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是出于现实性的考虑，而后者则更为强调绵延的价值目标。实际上，华北农民和华南农民在“生男偏好”上的不同动力，可以从父代对子代的代际支持等行为逻辑中进一步展现出来。

在华北农村，父代不仅要生儿子，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倾尽全力使每个儿子结上婚。如果子代最终沦为光棍，那么村庄舆论会谴责父母没有本事。儿子没有结婚会令父母在村庄内部没有面子，也使得其失去参与村庄竞争的机会，在村庄中逐渐被边缘化。

笔者调研时发现，当地村庄打光棍的极少，只要儿子没有智力缺陷，父母都会想尽办法使他结上婚。如果男子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那么可以找条件差一点的女性，或者是通过找再婚的女性来解决。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找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女子也是可以的。在驻马店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存在智力缺陷的媳妇，这些男子一般家庭经济条件很差，甚至有的是残疾人。对于男方父母而言，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让儿子打光棍，打光棍意味着绝后，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在村庄会逐渐沦为边缘地位。因此，即使是有智力缺陷的媳妇，也要找一个。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想要这个媳妇，而只是想要她给家里生小孩，最好是生男孩。只有有了男孩，这个家庭才能在村庄社会中继续站稳脚跟。

而在华南农村，父代对子代的代际支持有限。父代有为儿子娶媳妇的责任，但责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亲力亲为，而是可以通过动员家庭整体资源来帮助子代成婚。并且，父代只消尽力即可。如果儿子迟迟没有结婚，村庄舆论会说这个儿子太不懂事了，这么大还不结婚，还要父母为他操心，就算最后真的不幸沦为光棍，村庄舆论更多是谴责子代自己没有本事，而不会说父母。

正是由于华北农民生儿子主要是出于功能性的需要，父母才会积极投入到为子代成家立业的实践中，不惜为子代奋斗一辈子。而对于华南农民来说，生儿子是为了家族血脉的绵延，是服务于传宗接代的需求，是一种更为长远的、价值性的考虑，因而并不会促使他们积极为子代的婚姻奔波。

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动力

华北农村当前仍然较为普遍的“生男偏好”，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正逐渐发生转变。

具体而言，河南农村的生育观念已经从“多子多福”逐渐转变为“一儿一女”，但前提仍是一定要有一个儿子。笔者在驻马店农村调研了解到，现在如果头胎是男孩，第二胎还是男孩的话，90%以上的家庭会选择流产。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男性婚姻成本不断提高，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通过父母的不断努力，还能勉强为其负担婚姻成本，若是有两个儿子，在当前的婚姻成本面前，大部分农民家庭都难以承担；二是养育小孩的成本不断提高，这既与市场物价提高有关，同时也源于农民在养育小孩上的相互攀比。东头村一位年轻媳妇说：“现在养个小孩连吃穿都要跟人家比，看到别人家小孩吃什么，自己家小孩没有吃到，就感觉跟人家玩不到一块儿。以前大家都穷，没啥可比的，现在什么都要比，有钱的要比，没钱的也要比，砸锅卖铁都要比，不然就觉得亏待了孩子。”由此可见，河南农村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直接动力源于高额彩礼带来的男性婚姻成本的提高，以及养育小孩的成本提高。

与之相比，山东农村生育观念的转变则有所不同。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山东农村当地政府的执行能力很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更为彻底和严格，因此计划生育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最突出的表现是，“纯女户”家庭在山东农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比率。

以笔者2016年调研的山东淄博郭村为例，在二三十岁的适婚青年中，该村“纯女户”家庭的比例达到40%。这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山东农村当前的婚姻市场结构性失衡并不明显，因此彩礼也没有河南农村那么高。可以说，山东农村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执行政策的结果。

本文摘选自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不断渗入村庄，农民日益嵌入市场，且与之发生深度互动。作者通过驻村调研考察，挖掘潜藏于乡野日常下农民的生活逻辑及家庭的内在机制，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抽丝剥茧地梳理了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嬗变。此书所论聚焦于家庭领域的具体现象，如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之延伸至村庄、市场等场域，剖析相互间丰富而幽微的联动关系。流变的家庭既是社会从传统至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其发展变迁的见证。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民说iHuman”（ID：xinminshuo），作者李永萍。原标题：《农民的生育观到底什么样？》。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