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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场关于中国足球的“口水战”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并愈演愈烈，知名喜剧演员巩汉林与前男足队长冯潇霆隔空对线，引发业内多位人士及无数网友热讨。中国足球也继春节期间男足惨败、女足夺冠后，又一次迎来五味杂陈式的“集体狂欢”。

回归理性后，“足球从娃娃抓起”这句老生常谈的口号再次回荡在耳畔，青训问题依旧是中国足球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事实上，近些年我国对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不可谓不上心，校园足球即是一块重点开垦的土壤，但收获却不甚喜人。借此，黑板洞察梳理了中国校园足球的发展演变，并类比其他国家关于校园足球的建设规划，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国家体育总局到教育部，校园足球大网铺展开来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强调要加强对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培养，但当时只是停留在口号层面，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措施加以推动。直到 2009 年，国家愈发重视学校在青少年足球培养上的关键作用，逐渐把校园足球上升到国家大政层面上对待，由此开启了一系列改革。

2009 年，为了提高足球运动的普及，培养学生学习足球的兴趣，深化基础和素质教育，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启动了“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工程，组成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决定持续 10 年每年投入 4000 万元用于校园足球的培训系统。并颁布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强体育课中足球教育的比例，形成在校学生“人人喜欢足球，一半以上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良好局面。

如果说 2009 年是中国校园足球第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么五年后的 2014 年则是其第二次关键转折。这一年，全国校园足球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决定将此前由体育总局或足协主导的一些“校园足球”项目转到教育部麾下，由教育部全权负责。此举标志着校园足球工作不再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统帅，教育部正式牵手负责。

由于校园足球工作的特殊性，不仅涉及足球这一世界第一运动在我国的发展，更关乎广大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问题，开展起来更加复杂，需要各部门主次分明协同配合。因此，改由教育部牵头负责是系统优化的结果，也是体教融合背景下的深度考量。时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表示，校园足球工作由教育部牵头，可以将足球项目纳入教育改革的大格局、纳入学校体育的大盘子。

教育部带领下，我国校园足球工作稳中有进，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20 年度，教育部认定并命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3663 所、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41 个、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 30 个以及足球特色幼儿园 2710 所；2021 年度，认定并命名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2038 所、校园足球试点县（区）40 个、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 28 个、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5 个以及 2030 所足球特色幼儿园。

“出界”&“越位”

校园足球偏离“球门”

校园足球工作开展多年以来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争议和问题。政策鼓励下，社会各界近乎一致地表达出对“校园足球”的热情。众星捧月般关注下，学校似乎不和足球“攀”上点关系，就会显得落伍脱轨一样，想尽办法研究属于自己学校的“特色”，因此我们看到了“足球操”、“足球舞”等争议颇大的校园足球项目。校园足球也一次次得偏离“球门”，被戴上“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帽子。

此前已有不少城市、不少学校在校园足球开展过程中存在盲目蜂拥而上的现象，这些学校表面上非常积极，摆出一副要把校园足球做大做强的姿态，实际上却游走在“出界”的边缘，进攻路线已经偏离“球门”多时。他们对开展校园足球工作表面热情，实则冷落。更有甚者，将开展校园足球工作当成“摇钱树”，以此要求拨款，从中捞笔“油水”。

另外，关于校园足球是否会成为变相“应试教育”的争议也不绝于耳，是其成为“香饽饽”后，大部分家长仍对此心存疑虑的原因之一。目前来看，这个疑虑完全可以打消，甚至能在既有教育评价体系下“不攻自破”。

家长的担心在于足球成为必修课，同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与升学挂钩后，是否意味着其变成另一项应试教育，变相增加孩子学习负担。而我国教育体系下，除孩子身体健康外，家长们更在乎的还是孩子未来的出路和前途。回想学生生涯，升学学业变紧后，自己或身边同学被勒令放弃足球的案例应该比比皆是。

所以，校园足球在我国还不完全具备与升学择校挂钩的条件，晋升机制并不明晰和完善，况且多数人还会将其视为升学阻碍，更不要提“越位”去和学科应试教育争抢饭碗了。

校园足球需要“直塞”

而非一味“回传”

其实，近几年来国家一直在鼓励支持兴办各类赛事，地方学校也积极响应兴建自己的校队，筹办校内各项足球活动。共同努力下，校园里踢球的身影越来越多，足球场的价值终于不再只是为学校宣传时提供素材。但另一方面，校园足球仍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地位，陷入了一种自顾自“玩耍”的闭环”。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校园足球体系还未真正完善健全。直观体现即，各地赛事虽不少，但大多处于“交织相错”的局面，缺少统一的赛事竞争体系；优秀人才时涌现，但都因升学转校而泯然众人，亟需必要的人才选拔晋升机制。所以，要打好校园足球这场攻坚战，我们当务之急是送出几脚关键的“直塞球”，将整个阵型打出穿透力、层次感，而非一味“回传倒脚”，原地踏步。

针对这一困局，我们可以看看邻国日本是如何做的。日本的校园足球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体系，其主要以业余俱乐部的形式存在，并且按照日本“足球俱乐部训练中心制度”划分规格等级。在庞大的校园足球人口基数驱动下，日本每年有大约 2 万所中小学参加各种类型的校园足球比赛，参赛总人数达到 10 万余人。

第100届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全国阶段赛程

除此之外，要着重强调一下赫赫有名的日本高中足球联赛。该联赛始于 1917 年，每年举行一次，每次都会有多达 40 多家电视台进行转播，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观看。在强曝光、重关注背景下，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受到众多学校追捧，每届参赛球队基本稳定在 4000 余支，参赛球员可达数万人，各所学校都想通过参加比赛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在普通毕业考学外，将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俱乐部接轨，选拔青少年中的优秀人才输送到职业足球俱乐部中发展。所以在日本，只要高中时期足球天赋出众，走上职业道路便不是梦。中田英寿，中村俊辅，本田圭佑、柴崎岳、冈崎慎司等等曾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日本球星均是在高中足球联赛中被发掘培养，成长为日后日本足球的中流砥柱。

必须要承认，与日本相比，我国校园足球不论在规模还是制度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和差异，国家及地方各校正在寻找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年 2 月，教育部在介绍 2022 年工作要点时提到，要在今年举办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据悉，该联赛分为小学、初中（U13&U15）、高中及大学几部分（U17&U19），是规模体量最大的一届校园足球赛事，目前已在落实中，疫情防控条件允许情况下，最晚不迟于 5 月开赛。像清华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已增设足球项目的招生测试，希望从中选拔品学兼优、足球水平突出的高水平学生运动员。

文化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足球氛围培养至关重要

人们茶余饭后拿国足作为谈资时最常说“×××，14 亿人挑不出 11 个会踢球的！”，调侃归调侃，问题实际上不能这样看。中国有 14 亿人不假，但真正从事足球这项运动的孩子又有多少呢？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资深足球评论员张路“中国常年踢球的孩子人数一直到 2015 年大搞校园足球前都没有改变，据说是 5000 人”的言论，相信很大程度上戳到了人们内心深处。

以此来重新审视中国足球，不难发现，在这些年发展过程中，我们缺少了像英、法、意、德等欧洲足球传统强国那般深厚的足球文化积累，急功近利驱使下忽视了构建发展具有自身特点的足球文化，最终导致下至校园上至国家始终找不到一套适合的“战术打法”。

德甲球队多特蒙德主场狂热的球迷

以德国为例，德国有大大小小 27000 余个足球俱乐部，全国上下共有 18 个级别的联赛，足球注册人口将近千万，约占国家总人口的 1/8。可以讲，足球已经成为德国每个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深地流淌在血液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句话用在足球身上并不适用。物质层面的场地、设施不难建设；制度层面的竞赛、管理也易于学习；但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却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和塑造，绝非是一个政策、一项赛事、一笔资金就能完成的。

校园作为孩子接触足球运动的第一大阵地，在孕育足球文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不重视校园足球文化建设，那么“形式主义”“面子工程”的状况还将屡禁不止，严重威胁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足球特色学校足球场数量为 33868 片，校均足球场地为 1.1 片，另据教育部 2021 年教育事业统计结果，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2.93 万所，在校生 2.91 亿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牢牢把握住这个“大池子”，切实做好校园足球建设工作，不敢说涌现出多少优秀的职业球员，但一定对塑造我国足球文化氛围有着巨大推动。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但还请给校园的孩子们一点空间和时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板洞察”（ID：heibandongcha），作者王玮。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