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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作者刁文

2022年5月1日“劳动节”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历时20余载修订历程的新职业教育法将正式实施，是要作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的法律保障。用立法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让职教人感到振奋的同时，也纷纷表达其的“来之不易”。

全国人大曾经对前版《职业教育法》进行过专门的执法检查，当时提出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社会地位、师资队伍、企业参与及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等六大方面的问题至今看来依然适用。这一版新法回应了很多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同等地位、产教融合、强调类型等……有很多文章分析不再赘述。当然，光靠一部法律无法解决所有现实问题，还需要实施细则、需要实践、需要时间。更遑论目前我们国家职业教育体系还存在着教育、人社等多部门协同发展、形成合力的现实挑战。

2021年双减政策实施的大环境下，职业教育被国家的大力重视，让普通公众从对鸡娃的焦虑转到职普分流的担忧，总之不希望自己家娃成为分流到职教的那一个。对职业教育的新期待也常常被简化为学历提升的新渠道，公众对职业教育依然充满不信任和偏见，所谓“投入产出比”不高。从国家角度来看，在今天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让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出合格的一线技术服务人员、大国工匠、高精尖技能人才等等……让中国制造真正屹立，不受疫情、国际环境变化的牵制。职业教育大热的背后，也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期待。正如一位职教前辈对我分享：职业教育是一个百年事业，只有心平气和，慢慢积累，久久为功。

那么在新的职教法保障下，是否能够真的提升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信任、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作为职业教育的从业人之一，有些问题还期待探讨和关注。

同等地位易，不同类型难

记得“职教改革20条”开宗明义地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地位。不同类型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度。这次新职教法也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同等地位、不同类型的表述，这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总纲。地位可以通过投入、通过升格等多种方式给予保障，而不同类型个人认为恰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心，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大的不同。

这不是从体制机制来谈，不是说普教有高考，我们也要有符合职教类型的高考。这种不同类型，是以学生的需求、特点为出发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来谈的。职业学校的学生我始终不认为是失败的学生，是差的学生。即使他们的学习能力、学习基础有所缺陷，那也是针对应试能力而言的。职业学校的学生需要专属的教育教学设计和教学改革创新。相同的知识点在普通教育领域可能讲授的教学方法即可，但在职教领域学生学习并掌握可能需要的就是活动、体验或项目式。包括学生活动、日常管理等，都需要针对这一类型的学生特点给予专门的策划和安排，而不是照搬普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学生管理方法。

同样不能忽略的，职业教育类型学生中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普遍来自平民或贫民家庭，尤其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特殊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更需要在教育教学设计中考虑到学生群体的特点和特殊性。

因此，从职业学校学生类型为出发点，切实设计符合这一群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管理的方式方法，虽将具有极为困难的挑战，但同时也是解决学生能够真正喜欢在校的学习生活，改善现有学风的根本所在。

改变中招“以分录人”的录取方式

“普职分流”，成为不亚于“双减”的教育热词，迅速地进入公众视野，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上不了高中被分流到职业学校。是时候可以考虑改变中招“以分录人”的录取方式了，特别是在目前职教学历上升渠道已经打通的前提下，彻底将进入高中还是进入职教的选择权交给学生和家长，同时招生、同时录取：

1、都是义务教育的出口，如果按分录取、先来后到，形式上都不平等，谈何职教普教同等地位？

2、鼓励政府、企业、公益基金、职业学校出台奖励政策，以资金或就业岗位等多样形式，奖励优秀学生职教领域学习。为国家、为企业培养优秀技能人才提供支持和奖励从中职开始。

是读普通高中进入每年千万大学毕业生的内卷大军？还是通过“3+2”、职教高考获得学历的同时再学门技术？把选择权交还给学生和家长，把竞争权交给学校，而非按招生名额按分、按比例划分，要相信群众的智慧与判断。

今年北京中职进行自主招生尝试，通过职业学校考核后，中考作为成绩备案，个人认为就是很好的方向之一。不少中间层的学生和家长积极报名。

当然，考虑到各种现实因素、传统文化、家人意见等，最后可能依然是报考普高的居多，但起码将选择权利还给学生和学校，自己是否能跨过各自的门槛实际上非常清楚。而至于是否建立综合高中、高中后再分流，我想也就没那么重要了，不同特色的路径自己选择。

警惕职业教育的功利性学历提升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系列改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中职，关于中职的质量、地位、存废等都有很多的观点和话题。而事实上，向上升学已经是近年来中职教育的主要功能，远远大于其就业职能。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的研究，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在近1.7万份样本中就业的比例仅为35%，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其中约10%升入本科院校。在升学渠道上，对口单招和各种形式的直升（五年一贯制、中本贯通等）是主要的升学方式。也有近9%的学生选择了普通高考，与普高生同台竞技。对于坚持到毕业的学生，男生和女生的总体升学率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女生的本科升学率（7.2%）略高于男生（5.4%）。而随着2023年职教高考的全面铺开，这一比例应该会持续提升。

这些数据的背后也说明，升学势必给中职学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今的中职教育如果不号称自己有升学的两把刷子，估计是招不来学生的。我不反对职业教育学生的学历提升，这符合家长和学生的现实利益，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水平。

但我们需要警惕职业教育领域的功利性升学、走捷径的升学，避免学校学生为了升学而升学，升学成为主要的评价价值观。

因此，相对于读了职教依然可以上大学的故事。我更倾向于为一个学生想做好养老护理，而到护理学院深造这样的故事点赞，我认为这更加发挥了职业教育类型学历上升的作用。

同样援引田志磊在其《中职教育升学：误解、事实与政策》中所提到的两个值得关注的数据：

——2020年，我国中职毕业生升学率65%，远超德国。

——我国台湾地区经过上世纪90年代教改后，中职升学率从1988年的不足5%一路飙升到2012年的83.5%，此后略有下降但2018年仍有79%。

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到，升学率一定代表着质量吗？而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在职教大量升学后所带来的就业预期提高、基层人力资源不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值得我们借鉴。

企业参与职教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持

新职教法当然再次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参与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出了设计和保障，也提出了很多的设想、路径，但企业总归是要看投入职业教育的效益、成本，国内职业学校普遍规模较大、很多学校又办在远离产业、企业的区域，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门槛始终不低。

在未来的实施细则或地方经验上，期待能够看到真正的为企业参与职教所提供的真金与白银。即企业毕竟参与的是技能性学习为主的内容，那么在课程设置、教学场所、教学形式等方面是否可以放宽？是否可以直接购买企业服务？企业主导可以吗？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对企业的成本是否能够实际降低？等等。这将取决于政策是否能够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

职业教育的地位提升，

很多要靠教育外部的指挥棒的改变

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不信任，其本质是接受职业教育背后所连接的就业质量、社会评价、福利政策等等。职业教育长期处于低端的评价地位，让职业教育学校毕业学生“低人一等”。人社部于2021年10月发布《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打破技术技能人才评价受年龄、资历、身份和比例等条件限制，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人社部网站截图

评价机制的改变，会带动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选择。各地可以在事业单位招聘中拿出一定比例或明确部分岗位定向给职校毕业学生，能够彻底拥有普通教育出身学生相同的门槛条件。或者为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广大一线技术服务行业从业者提供更多社会公共服务或福利，例如在子女入学、积分落户、购房购车、保障房申请等方面不仅要照顾高精尖人才，还要普惠一线技术服务人才。

只有这些外部指挥棒发生转变，职业教育的地位，学生及家长选择职业教育才能真正无后顾之忧。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一句在新华字典中示范标点符号的话，现在则经常被用来调侃不同路径后的不同状况。新职教法引领下，能否改变当下的环境，我个人还是保持期待。理想状况下，还是希望无论升学、就业还是学技能，选择的主动权在自己，供给的多样化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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