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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22年高考落下帷幕，“同分不同命”等段子不绝于耳。“北京孩子上211，山东只能上大专，河南回家去搬砖”。然而，高考“地狱模式”的地区也在为挣脱疯狂内卷而探索新路，以河南郑州为例，截止2022年，除了纳入中招的25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还拥有24所国际化学校。

如今，越来越多非一二线城市探索多元升学，绕开高考独木桥。当国际化教育从北上广深等“高地”延伸到非一线城市甚至“十八线”小城，迁徙开荒、开疆拓土面临怎样的危机与挑战？是“教育新生态”、“洋高考”还是“落榜生回收站”？身处国际教育“洼地”，经历几多风雨？

关闭国际部的隐痛：落榜的孩子、虚荣的家长

中考“普职五五分流”提前划定人生路，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国内升学”内卷“依旧疯狂，孩子和家庭不堪重负。因此，不少家长把目光投向国际化路线。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22中国留学白皮书》，近年来，在中小学意向留学人群中，国际化学校学生占比持续上升。此外，意向留学人群的学业规划也更加多样。

”白皮书“数据显示，即便疫情持续三年，坚定留学计划，同时关注多种升学途径、进行两手准备的群体占比均达43%。而在申请本科及以上阶段留学的意向群体中，不少人会考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海外高校在国内的分支院校等其他与国际教育相关的升学途径。中国家长对国际教育的需求和认可度不断上涨。在众多国际化特色学校中，一线城市以及发达省份的中坚城市发展迅猛，而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则隐身为被遮蔽的一角。

▲来源：新东方《2022中国留学白皮书》

根据顶思研究部的数据，非一线城市国际化特色学校数量在全国分布不均，华东地区以接近半数比例独占鳌头，西南和华南紧随其后，西北地区以4%的份额居于末端。

▲来源：顶思研究部

相较于一线城市，受限的生源是小城市国际学校的一大痛点。曾任职于湖南某县级市全国连锁品牌国际学校的连骁校长说，不同层级的城市，选择国际教育的家长持不同心态。在一线城市，由于发达的经济、文化背景，家长财力雄厚，视野开阔，对于国际教育，基本上是长线规划，主动选择。而在非一线城市则是”半路出家“，”被动选择“居多，具体而言，家长们的规划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中考前，发现孩子学习、精神压力大，成绩落后，冲刺高中无望，因此，在初二、初三选择国际路线，目的是逃避升学独木桥，试图“弯道超车、逆袭”；

二是上高中后，发现孩子够不到985、211或一本线，因此放弃国内大学，或在高考后让孩子念海外大学预科，从而获取国外文凭。

由于被动选择占比高，这对学校生源的整体素质有影响。“这是由市场决定的。”连校长说。

学生基础弱，不服从管理，就更难以取得好成绩。“生源难题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家庭问题。”郭志永说。作为江西省首家获得三大考试局授权，采用A Level考试体系的地级市国际高中的校长，他已经决定关停国际部，目前正在清退老师和少量学生。

郭志永所在的这所学校曾在创立之初将两名学生成功送往牛津大学，一时在当地声名鹊起。如今，满怀教育理想的郭志永颇感落寞，“来自家长的消耗是我决定放弃的最主要原因。”

在郭校长看来，小城市国际学校的生源主要是成绩较差，但家境优渥的孩子，家长不甘心让孩子上职高，便选择了国际路线。“家长很少考虑到这样的路线是否适合孩子，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虚荣心，掩盖自身教育的失败！”

通常，这样的家长尽管并不怎么参与孩子的教育，却对孩子有着高目标。进校时，家长会要求学校力保孩子达到某一等级的国外名校，而不考虑孩子的基础。“难伺候”是这一群体的一大特点。付出了远高于公立学校的学费，家长普遍会产生“甲方心态”，将教育的任务全部卸给学校，甚至将孩子的不佳表现悉数“甩锅”。

郭校长曾多次与不同家长交流，却很少能达成共识。“孩子的素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氛围决定的，学术表现只是态度、习惯、三观的一个副产品。”郭校长谈到，“一些家长教育思想比较落后，这给学校带来极大的困扰。”

师资匮乏，外教难招，职业尊严无处寻找

师资力量是一所学校的灵魂。然而，在小城市的国际学校，优质的国际教育师资却无比匮乏，教师既难招，又难留。

郭校长将办学的主要人力成本分为中教、外教和校长。对于小城市而言，一个同时具备能力、智慧和资源的校长对于学校的发展极为重要，但通常价格不菲。

而在连校长看来，中教和外教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处于教学大纲内，如学科教师、升学指导、管理人员等；另一类则是大纲之外，他们需要具备辅导竞赛和科研的高阶能力。

一线城市的优质师资、高级人才和外教数量多，选择余地大，他们通常拥有国际化背景，更能理解和实行国际教育。此外，由于一线城市管理先进，学科设置更为丰富，原汁原味的四年制国际高中有很大的接受度；而在小城市，则通常走简洁化路线，出于对成本的控制，主打数理化的三年制更受欢迎。

“在数理化方面，双语中教的教学成果实际上更好。”连校长说。双语中教具有双语教学、稳定度高、多角色担当、成长经历贴合学生等优势。在师资成本方面，不同城市，中教的工资相差并不大。

而外教则更愿意留在一线城市，小城市请单个外教的成本高昂。“在大城市，外国人多，有自己的生活圈。外教所看重的不仅是高工资，当然，我们肯定要以更高的工资吸引他们。”郭校长感同身受。但受限于总体预算和学生的外语水平，小城市的外教比例通常不高。

但由于一线城市的竞争、生活压力巨大，“人才回流”成为小城市的一大优势。逃离大城市的优秀师资回到家乡，通常会选择同类型学校。他们是当地人，天然地对学生关爱更多，付出度、忠诚度也高，有时教育效果反倒更好。“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本地老师，常能创造将中等学生带到拔尖水平的奇迹！”连校长说。

然而，从业教师的具体生态却远没有想象中乐观。“没尊严，压力大，不知道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目前任职于浙江省某县级市国际高中的沈老师无奈说道。

在小城市，国际高中的存在能够为一些家境尚可的家庭提供一条不需要背井离乡的升学之路。然而，在面对这样的家庭时，学校将自己视为服务者，为了维持稳定的生源和学费收入，学校对其管理过于包容和宽松，尤其是遇到师生冲突时，学校会极力地维护学生，而非坚持自身规章制度。

沈老师回忆，某次她发现学生考试作弊，根据校规，学生成绩将被取消，并需要参加补考。但被“抓包”的学生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提供监控录像，声称老师造谣。尽管后来这几个学生被带到德育处，却并未依据校规受到应有的惩戒。这一经历让沈老师陷入深思，在冲突面前，老师总是处于弱势，职业尊严得不到维护，学校暧昧不明的态度让她寒心。

此外，由于国际教育的师资匮乏，人数有限且流动性大，学校通常会让老师身兼数科。一个教数学的老师，还需要兼顾经济学、微积分、统计学，甚至因为有些老师有留学经历，学校还会要求他们同时教托福和雅思。从老师的职业良心出发，这样的教学安排无法保证授课质量，但学校下达的任务却无法拒绝。

沈老师说，每天早上学生入学到晚上就寝，一天她有将近14个小时的工作。作为两个孩子的家长，她分身乏力，无暇照顾孩子，完全依靠老人帮忙。有时，甚至孩子还要跟着她上班，等妈妈完成工作深夜才能回家，十分疲累。

对教师如“客服”般的压榨无法长久。沈老师指出，学校如果不把教育放在首位，而是商业化思维，一味以营利为导向，长此以往，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认知局限，水土不服，小城的文化土壤

根据顶思研究部的数据，近十年来非一线城市国际化特色学校的增速平缓。国际教育在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有一定市场，但缺口并不大。省会城市因人口聚集、经济发达，该类型学校数量较多，小城市则默默无闻。

▲来源：顶思研究部

除了生源受限，师资匮乏，小城市文化土壤所带来的认知局限也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此，连校长认为，国际教育想要在非一线城市迎来更大发展，需要学校不断开拓家长的认知。“家长对国际教育存在极大误解。”在传统观念下，家长默认留学是”后进生“的救命稻草，成绩差才出国；实际上，有不少优秀的学生也选择国际路线，走这条路不是为了轻松，而是为了使努力的价值最大化，“当无止境的内卷使努力的价值被折叠时，国际化道路能带给孩子惊喜！”

曾在公办学校和国际学校都有丰富从业经历的连校长认为，公立教育讲究整齐划一，一切以考试和升学为导向，较少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强调“师道尊严”，在老师的绝对权威下，授课以老师为中心，着重应试技巧训练。

而国际教育在管理上更讲究平等、尊重和沟通，在教学模式上，特别是幼小初阶段，强调以能力为主导，而非以成绩；在高中阶段，强调知识面的广度和理解，考试更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此外，在“以评促教”的背景下，国际教育更注重形成性评估，而非总结性评估，以IBDP为例，其内部评估机制比例高，更为人性化，更尊重教育本身的规律。

因此，如果对这些区别没有较深体认，家长仍然是处于被动之中，无法基于对孩子本身的理解和尊重做出适合他们的选择，国际教育又将会成为一种“面子工程”。对此，郭校长也有同感，尽管小城市能够提供便捷的国际教育服务，许多家长还是会选择将孩子送往大城市就读，除了追求更高的教育品质，还有“面子”上的考量。“本地抬头不见低头见，而把孩子送到外地，成绩好不好没人知道。”

对此，沈老师提到，除了家长，校方的市场教育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教育从来就不是轻松的，甚至是天底下最难的事。”当一味讨好学生变成常态，家长会习惯于当“甩手掌柜”，生源也只会愈加糟糕，长此以往，不健康的业态将伤害系统内部的每一个人。

曾怀着“用10年时间为家乡培养1000个留学生”梦想的郭校长如今“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他发现，国家在不断对国际教育进行规范，而这些规范措施落实到当地，则面临不同的解读和执行。

“同样的政策，理解却不一样！”在北上广深，国际教育发达，有完整的生态和服务链，一线城市的管理者也具备更开放的心态和眼界。而在小城市，郭志永的国际高中仅此一所，作为当地教育系统的“异类”，管理者自身认知受限，对国际教育带来的新情况感到捉襟见肘，这不免让郭志永陷入痛苦。“缺乏适合生存的土壤，我们举步维艰。”

结语

在升学多元化的今天，国际教育已有遍地开花之势。以常熟UWC、镇江枫叶国际学校、句容碧桂园等学校为例，一些知名品牌的引入确实给许多非一线城市带来新鲜活力，促进当地教育生态的多元与升级。然而，在”宇宙尽头仍是体制内“的小县城，国际教育常常水土不服，有时甚至折戟沉沙，披荆斩棘的开拓者面临诸多艰难挑战。

国际教育资深从业者、自媒体“ABB讲教育界的故事”创始人刘老师看来，教育领域也有相对概念上的高地与洼地之分。当教育洼地要涉足国际教育时，往往需要聘请教育高地人，他们不仅能为当地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方法，也给招生增加了更多的说服力；然而，当教育高地人在教育洼地工作时，又常常会面临当地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在鸡犬相闻的小县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不断改造土地的肥力，是留给洼地拓荒人的西西弗斯式的难题。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顶思”（ID：idingsi），作者敖竹梅。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