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Byplayers》

在古代耶路撒冷，传说有处叫做“针眼”的窄门，驮满货的骆驼想要通过，就必须卸下货物。在它百公里外的拿撒勒村，一些农户也有这种小门，人们称为“过孔”，据说和当地频繁的冲突有关，甚至有人引申到了特洛伊战争带来的警示。无论如何，“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的说法来自于此。

人的心中也有一道门。想要通过命途中的槛，也需要把心里驮带的包裹卸下来。只有放下，一种全新的局面才能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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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年，德国人莱布尼茨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所有平行世界里面最好的世界，一个好到不能再好的世界。

在最好的可能世界里，一切都是最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

事实上，这不是莱布尼茨一个人的观点，这一观点在18世纪的欧陆追随者甚多。人们认为，局部的苦与恶是必须的，它们是大局的代价。“最好的可能世界论”是人们对于社会动荡和痛苦的一种回应。

有一个人偏不这样认为，这个人就是伏尔泰。他对莱布尼茨证明一切都很好的所谓证据深深怀疑。1759年，66岁的伏尔泰用三天写完了《老实人或乐观主义》。讲的是老实人无脑乐天却倒霉得很，吹吹垮垮流浪了大半个欧洲，在尝遍世界上的罪恶和非理性后，开始面对现实。结尾处，唱响“先天和谐论”的导师又要为不幸辩护，老实人却阻止了他：您说得都对，但是种咱们的地要紧。

《森林民宿》

实际上，7年前的伏尔泰还是“最好的可能世界论”的追随者之一，在他的《微型巨人》中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而转变发生在1755年，里斯本的一场大地震让他开始挑战曾经相信“没有人会无辜受苦”的自己。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受偶然性主宰的世界。

一切都会好的，是支撑人的希望。

一切都是好的，只是虚妄的幻象。

①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

我们生活在一个史有前例的时代。世界的样子就是人心的投射。

我们总被人教着要乐观，但乐观是什么？

乐观不是吃着苦的时候，一口咬定百事顺利。乐观是在认识到这是个充满不幸的世界后，仍能高兴地争论，发自心腹地大笑，为热爱奔跑。

任时间流转，马依旧走日，象依旧走田。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未来又将面对什么，做你该做的，就是乐观。

李剑雄，心可能社区发起人。2023年末，李剑雄在北京创办了一所心灵夜校，为城市青年提供疗愈实验项目。李剑雄说，“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具希望的词。

开办夜校的初衷源自李剑雄个人的困境：看不到尽头的数据指标、错综复杂的职场人际、三十而立的存在危机和长期失眠的身心疾病。终于，在教育互联网大厂消耗七年的李剑雄抑郁了。

在开启了一段漫长的自救之旅后，李剑雄有了新的可能：通过一些基金会找到合适的场地后，夜校很快结成了一支共创团队，每周提供戏剧、舞动、颂钵、绘画、正念等课程，帮助青年人去发现、确认、澄清“我是谁、我要去何方”。

“我们是谁”是一个比“做什么”或“如何做”更重要的问题。只有找到了“我是谁”，才能找到行动的内在源泉和动力。

世界是一张布满迷雾、随时位移的地图。屏蔽那些传闻、风声和各种对于外部的多余期待，让心慢下来，审视走过的路，即使在喧嚣中发出微弱的声音，也要用心辨识自己。

剧烈变动之下，各种数据统计和演绎推理都是无效的。你必须感觉出来你要做什么。你必须迟疑，必须观察，学会像冲浪者或赛车手那样行动：根据内在感觉，跟随动态变化。

与平庸相对的，创业者并非天赋异禀，面临困境也会害怕，也走各种弯路，他们并不比任何人更快乐，他们挣扎、恐惧，有时无法面对真相。但他们清楚自己的使命，做且仅做显然需要做的事。当人们专注于希望经历的焦点时，世界会以一种魔术般的方式与目标呼应。

这个时候，做某件事的理由是你无法不去做它。如果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不需要做决策。你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就在那里，做就好了。

②人间无故土，小雨是家乡

北方的雨听起来就冷。这是我搬来北方小城的第二个月，还时时回想起南方的山色沈沈。

《First Love》

在漳州港尾镇梅市村，江晨曦守着她的“大儿童”走过了9个年头。与一些庞大机构不同，“大儿童”陪伴着港尾镇的孩子们走过童年时光。

去年，江晨曦发起了一场行动研究发布会，主题是“如何通过教育创新在城乡结合部推动教育公平”。对于江晨曦和学生而言，他们既是行动的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梅市村是我的家乡，也是大儿童师生们家乡本来的样子。”

没有图书馆、没有大公园、没有科技宫。江晨曦和她的孩子们每周花一天的时间去Gangwei Walks，走近那些即将消失的田边、河湾、市集、杂货铺、副食店，人与人的涟漪结成一个崭新的学习村庄。江晨曦在行动报告里记下，当我们以一种愿景式的视角重新看附近，孩子们似乎拥有了改变的渴望和创造的可能。

在世界之中采取行动，而非对世界采取行动。

港尾镇孩子们的视角才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正确方式。我会很留心芥末堆文末读者的留言，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或视角，有认可的，有不认可的，都是我们对世界看法的一种反映。

巴斯夏在170年前把经济学家分为两种：好的和坏的。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常局限于看得见的结果；而好的经济学家却能兼顾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结果。我想，对于创业者也好，写作者也好，同样分为两种：一类对“看不见的结果”置若罔闻，一类善于综合“看得见的结果”与“看不见的结果”作选择。

不仅如此，佐藤学曾经对教育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视角：“飞鸟之眼”、“蜻蜓之眼”和“蚂蚁之眼”。如同是用眼睛在观察世界，不同的眼睛就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飞鸟高翔天空，一目千里；蜻蜓的复眼由许多小单元组成，每个单元都能独立感知，方便观察事物的局部特征；相比之下，蚂蚁在生活中需要随时感知周围环境，强调近距离了解事物。

我着迷于那种内容多元化的特质，不拘泥于一类，兼容并蓄，既有融合宏观趋势的前沿文章，也有对于一个行业的挖掘与解读，还不乏以个体创业者的角度，去体察微末的感受，与创业者们共同成长。

借此我们就能知道周遭的世界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其中的人们又付出了何种代价。有了新的视角，才可能有新的行动。

③凡行多少地，十二所更长

如果这是最好的平行世界，那么，其它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甲辰。甲是拆的意思，万物剖符甲而出；辰是震的意思，众生经震动而长。

历史上的甲辰年从来都像被拆封的快递。

1964年，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一连串运动风起云涌。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慈禧举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革命组织光复会、华兴会成立。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英国在上海划立租界。天地会举行反清起义，耒阳爆发农民抗粮。

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中美第一次直接贸易。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大旱，揭开连年酷旱的序幕。

在时间的长河中，破坏与震动，迸发和生长，循环往复，潮起潮落。

当我们站远一点，以更大的格局审视周遭，或者能够更从容地勾勒出当下的轮廓，生长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另一方面，假如能意识到困局的严峻性，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VIVANT》

在大理诸多的教育创新机构里，问渠社是特别的存在。

每年，孩子们会开动“年猪公司”，在春节前的一周，调研杀年猪这种千年以来保留的习俗，亲自下场体验云南人过年必不可少的活动，制作在地味道的香肠、培根、坛坛肉等美食，分工协作进行年猪产品的销售。对很多第一次接触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柄穿越历史闸门的钥匙，也是了解当地生活的一扇窗口，还是一道关于生命的开放式问题。

在创始人黄飞看来，这是一个真实的项目，孩子们需要创建品牌，设计标识和宣发广告，要担任不同的角色，找到线上线下各种渠道，计算利润，直到把产品售完。学习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它在风中，在河流，在食物里，在传统仪式上，在家庭和朋友的爱之中。

你看，我们仍然有很多事可以做。

极端天气、人工智能引发的虚假信息、社会的两极分化、生活成本危机和网络攻击将是全世界人们在新的一年中面临的风险。也许新的问题出现以及问题的迎刃而解会让这一年不再平庸。平庸的对立面并非在于惊奇，而是在于保持克制，不被迷惑，不被大众涌入的浪潮所摄，不随此大流。

甲与辰，生存游戏迎来新版本，先前熟知的套路和打法不再奏效，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发现边界和探索新的玩法。眼见的机会也可能像齐泽克所说，我们的时代就像黑暗中的隧道，你以为隧道的洞口处有光，其实是撞向我们的火车。

怎么办？如何是好？要放松，要观察，审视历史，经历历史吧，也许从来没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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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新年里大家都需要对未来做一些预测，然而，事实是，只要我们的思想仍然受制于机器时代可控性、可预测性和越快越好等思维方式的束缚，我们就会继续在旧的框架里打转。何况，伏尔泰说，预测从来都是为大人物而作，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必要。

最后，我还是想带你看看过去。1755年，里斯本城内地震，引发大火，繁华之都瞬间毁灭，世界为之震动。伏尔泰彻底抛弃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他在《里斯本的灾难》末尾处写道：

谦卑地叹息，柔顺地承受，

年轻时我曾在困境中轻歌，

乐观的旋律让人忘乎所以。

转眼间，

白云苍狗，世人多艰，

我还在暗夜里寻找一线微光，

从此学会了默默忍受，

暗中忍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