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鱿鱼游戏》

安国，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县级市。

打开安国市政府官网，可以看到2024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40.24万人的县级市，有各级各类学校（园）176所，在职教师5794人，在校学生64403人。其中，幼儿园85所，小学65所，初中9所，普通高中4所，职教，特教，进修，电大各1所，乡镇成人学校11所。

对于38岁的赵猛来说，安国是他的故乡，是京津石的咽喉，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还是关汉卿的籍贯所在。尽管学术界为这位“东方莎士比亚”究竟是河北人还是山西人吵得不可开交，但不妨碍县城内以“关汉卿”命名的学校、小区、酒厂、药厂和培训机构随处可见。

在安国，民办学校用一个巴掌数得过来：2所小学、1所初中、2所高中。而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安国注册的教育、培训、辅导机构有74家，其中41家是在“双减”政策出台后成立的。赵猛，正是这教育“台风眼”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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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猛说，安国没有体量特别大的教培机构，却也经历过一段繁荣期。

2021年之前，教书法、舞蹈、钢琴、武术、跆拳道、演讲与口才的门头随处可见，“从幼儿园到三年级，几乎每个家长都会给孩子报至少两门兴趣班。尤其是书法，安国的孩子几乎都学过。”

赵猛真正决定上手做教培是在2020年的春天。彼时，除了药材市场和学校，整个安国陷入了一种严峻的停滞。一些机构死掉，另一些没死透的机构积攒了大量停课却没退费的生员。赵猛把这个过程定义成“县域教育消费升级的必经阶段”。

赵猛认为这是个契机，“在消费降级的趋势下，县域教育消费反而会暗自升级。只要质量够好，价格够便宜。”他看重的是幼儿园在读这一波家长，他们以90后和00后为主，这些人中不少曾上过大学，对孩子教育有一定思考，不会盲目跟风，他们会认真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这些课外辅导。低年级的学生，更多是80后父母的二胎或三胎。“这批家长经历了花钱买教训的洗礼，变得更加看重性价比。”

在考察了一些有市场影响力的双师课堂后，赵猛最初考虑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县城孩子们提供新的教育服务。但很快，他发现问题出现在低年级孩子的学习习惯上。许多孩子在早期未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尤其依赖外界监督。

因此，许多县城的小学和初中家长更倾向于“认人不认机器”。他们希望通过培训机构给孩子找一位有经验的老师，手把手地指导。在有限的可选范围内，一些从学校体系里出来做教辅的个体老师格外受欢迎。近两三年，县域教培机构最大的竞争对手某种程度上是体制内教师。

一些家长只看疗效，只要能提分，花钱能解决的都不叫事。少数机构也会为吸引生源，直接用某校某名师引流，相互输送利益。

赵猛不认可这样的教育。在他看来，个别老师在当地名气大，但无非是押题、刷题，只要停下刷题，学生成绩立马掉下来。一种糟糕的教学模式并不能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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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国，医生、教师、公务员是很吃香的职业，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则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定的情绪之下。除了这种被深深烙印的来自内部的差序共识，也有来自外部的偏见。

在知乎上，有一条热议：县城出来的孩子和城市出来的孩子有什么区别。下面的答案普遍让人看着不舒服：敏感、尖锐、嘴笨、勾心斗角、格外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自己的感受、带有“朴素且复杂的成熟”和“不怀好意的真诚”。这里面既有城市人的刻板印象，也有县城青年的“自我剖析”，刻毒又残酷。

赵猛就是一名典型的县中孩子，一个反复被筛选的样本。

八岁时，他进入郑各庄小学，读的是村小。五年级时，京城里教书的姑爷爷回乡探亲，建议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当年，十二岁的赵猛反向筛选，到县城读书并一路名列前茅。

初升高那年，赵猛发挥失常，没能考入县上最好的安国中学，进入了另一所公立高中。这是他第一次成为被筛选的对象。进入高中后，赵猛一蹶不振，成绩迅速下滑。然而，班主任一句不经意的叹息再度改变了男孩的命运。高二时，班主任有意无意地向一名同学提起赵猛，“你看，赵猛以前学习那么好，现在不好好学，真是可惜了。”

简单一句“真是可惜了”，让赵猛感觉到自己仍被人期待着，于是，下决心发奋读书。2006年，赵猛以年级高分考入大学。大学里，他读师范专业。太爷爷、爷爷都是教书先生，大姐、二姐也是老师。

尽管经历了反复筛选，尘埃落定，十多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赵猛忽地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以何种方式，大家看似一度逃出了原生之地，但事实上，真正逆天改命的，不过寥寥几个考入清北的同侪。大多数普通专本生仍宿命般地走上了父辈们的老路。”

回乡创业四年，赵猛内心被几种情绪拉扯着：一方面，他希望能成为一个能够对孩子们的人格产生积极影响的好老师；另一方面，他也深感无力，“安国很小，如果你想在这里长久生活，就得谨小慎微，积攒口碑，绝不能让自己‘社会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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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项持续的挑战，不仅改变个人思想，还关乎社会结构的变革。很多时候，赵猛会对着自己说，“算了，别再想了，县城的家庭就是这样。人们的生活状态、教育程度、认知水平，都刚好与这片土地匹配。放下那种泛滥的‘救人情结’，能多影响一个孩子是一个。”

事实上，县城教培机构里的很多家长很年轻，但在赵猛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教育观仍停留在数十年前、上几代人的水准。一些年轻的父母处于一种随大流的状态，学校让干啥就干啥，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反正我没能力管孩子，能学到哪就供到哪”。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缺位，错位，越位。

当然，并非所有父母都如此。和大城市类似的焦虑同样在县城的家长群中弥散。在赵猛看来，有两类家长最焦虑：一类是自身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考一代”，他们的身份主要是教师、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信唯有在千军万马的竞争中获胜才是成功；另一类人没上过大学，早早外去打工，吃尽了社会的苦，这些90后父母迫切希望孩子弥补当年的遗憾，避免走上自己曾经的老路。

县城人口流出多，流入少。人口流入少的地方，往往像一潭死水，长此以往，就容易滋生两种情绪：盲目自大或者井底之蛙。一旦人们滋生出这两种情绪，成长的步伐便会停滞，错失更多的人生可能。

比较，无处不在。其中，“比孩子”是彼此攀比的关键项。一旦孩子落于人后，意味着自己的教无能大概率会成为亲朋邻里茶余饭后的谈资。

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为了脸上有光，一些县城的家长会天天在网上看海淀区那群妈妈怎么去“鸡娃”，结果，他们在试图加入这场“卷”的游戏时，却发现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最后，高考时，他们与那些“卷了十几年的家庭”竞争，而自己却是“裸装”上阵。除了体制内家庭的孩子面对大城市同龄人勉强有一战之力外，普通家庭在信息差和观念差的双重困境下，只能通过县城的晚自习和地级市的寄宿制高中来改变命运。

县城里的家长有一条明确的焦虑起点：小学升初中。升初中之前，很多家庭是一种放养或半放养的状态，一旦孩子升入初中，局面就完全不同了。留在本县，读民办，去市里，还是去更好的省城？通常，每个县城都有一所最好的初中和一所最好的高中，只有通过筛选的孩子才能进入。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初中，仍需通过考试来决定是否能进入“培优班”。

即便如此，有限的“优势”也在被逐渐蚕食。这些年，周边乡镇的一些家长会在县城买学区房，早早蹲点阻击原住民。而一些县域内的T0级学校也会推出一些倾向乡镇学校的招生政策。读了县上最好的初中，未必能读最好的高中。外部，是来自乡镇中学和大城市同龄人的双面夹击，内部，是超级中学、低龄住校、一轮轮筛选和学校监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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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后，和所有安国人一样，赵猛被困在小区里，不用打卡上班，收入完全断绝。好处是，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人生。

那段时间，工作和失业几乎没差别，夫妻俩索性辞了职，在县城租下一间办公室。赵猛考察了一些知名的大语文品牌，但很快发现，行不通。县域学生基础太薄弱，地基不牢，盖不了高楼。“‘大语文’此路不通，我们就因地制宜，做‘小语文’。”

“我小时候，名字叫赵阳，外号‘卷毛羊’，我很不喜欢。二年级时，我从一本《新华字典》里看到了‘猛’这个字。猛，气势大、力量强。于是，我央求父母给我改名。”

一字之差，对人的影响足够大。赵猛决定从文字学入手，重新整理汉字的形、音、义，再结合中小学课文和课标，开发面向小学和初中的汉字课程。“县城的孩子很少看课外书。即便一些孩子有条件、有习惯阅读课外书，他们在语文学习上常遇到困难。只会背范文，写作能力却越来越远离写作本质。”

赵猛开局的招生方式很传统，拿着宣传单到学校门口发。结果，家长们并不买账，他们觉得孩子已经五六年级了，认识了很多字，干嘛还要从基础学起。

忙活了一年，赵猛招到了20个学生。里面还有一半是亲戚朋友的孩子。首批种子班谈不上盈利，“能来就已经是莫大的支持了。”

转折点是一起偶发事件。当地一位老校长认可赵猛的教学方式，把外孙子送来学。紧随而至的是一群来自公务员家庭的孩子。再后面，是在安国做传统中草药生意的家庭。家长们相互推荐，学生越来越多。

在县城，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论多小的社会，总能找出一群非富即贵的少数。尽管他们在给孩子筛选教培机构时，会明显的更挑剔。有一位妈妈替孩子预约了试听，每次都是亲自陪读，和赵猛做了三次正式沟通才做决定，“每回沟通的重点都很清晰。第一次是介绍孩子在学习方面的需求；第二次询问师资和教学问题；第三次是收集成功案例。”

人人往往期待“寒门出贵子”。实际上，寒门也是门，这个“门”，通常是县城“婆罗门”。这个时候，教培就成了教育的特供。县城似乎拥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其中的居高位者多半善于频频质疑。一开始，赵猛并不太适应这种略失平等的沟通方式，但接触得多了，他发现，在县城做教培，与上等人打交道，并非高不可攀。教育资源本就有限，一些事情凡坦诚相告，即使无法达到家长最初的预期，挑剔终会转化成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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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好老师从哪里来。

暂时招不到合适的老师，赵猛就卷自己。他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在当地算是高学历，对学生有一定吸引力。怕不够好，夫妻俩分别进修了北师大的教育学和汉语言文学，每周还自修教育心理学。

和赵猛夫妇不同，对许多返乡青年而言，小县城根本没有对口的专业岗位，教培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就业蓄水池。正因如此，这些教培新手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他们每月领到的工资也常被戏称为“窝囊费”。

一些教培老师会在网上晒工资：“底薪1400元，全勤奖金50元，话费补贴150元；课时费另算，每周8节课，前6节课按35元算，后两节70元；每个学生每月多发10元服务费。如果带班40个学生，一个月就是400元。在不迟到、不缺勤的情况下，月收入约3400元。”第一年不交社保，第二年社保报销50%。年轻老师们自嘲：“小县城就这样，爱干不干，反正都是廉价劳动力。”

这两年，县城的教培圈涌入了许多时髦的包装手段。一些新开设的教培机构跟风很快。顾客一进大门，就能看到一排排明晃晃的招牌：AI模型辅助学习、大数据分析、学习曲线，应有尽有。前台的桌上堆满了档案袋，里面是各种分析报告和进度图表。老师们的工作除了上课，最重要的就是忙着在家长群里发消息。

十几个学生坐在工位上，每个人捧着一台平板，刷单词或做题。APP的界面大多是模仿某些免费软件，只能在指定的平板上使用。平板可以租用，也可以买下来，因为廉价，往往极其卡顿。

老师以三本学历为主，好一点的二本往上，研究生就是稀缺资源了。一些小机构的老板也会轮班督学，即使只有初中学历，也可以上抖音把自己包装成名师，诱使家长排队交钱。即便已经草台班子成这样了，收费并不低廉，一个月的学费可以超过4000元。家长们一边将孩子送进这些机构，“学一点算一点”，一边又不断叮嘱：“家里花了这么多钱，都是为了你。”

即便是体制内的一些非名校老师，也常自嘲是“拉磨的驴”。上课时，常常戏谑道：“走，拉磨去。”

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身份变得异常敏感。既然师资都是捡别人剩下的，那怎么指望孩子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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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送往周边城市成了家长们解决教育需求的一种方案。

赵猛的班上有个学生，父母都是当地的公务员。孩子从四年级起开始学习汉字，发觉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每到暑假，家长就会送孩子去河南参加甲骨文夏令营，做一些田野调查。在安国，教培老师们能做的仍然是基础性的启蒙教学。想要进一步，家长们就会带着孩子往北京、石家庄、天津、郑州跑。

有个学员的家长找到赵猛，请他推荐几名当地的数学、物理老师做辅导，声明学费不是问题。折腾了一两个月，最终，家长却从赵猛这里买了一台学习机回家。“挺讽刺的，就是找不到满意的老师。”

这个家长的选择促使赵猛开展了一项新业务。他设了家门店，代理售卖某品牌学习机，五个月时间，卖掉60台。卖得最好的是价格最贵的两款，分别是8599元和6599元。低于5000元的型号，几乎没人买。“在县城，能给孩子买这种学习机的家长，在为孩子买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挑最好的。”事实上，和一些大城市的富裕阶层相比，他们的个人资产尚显不足，但对于教育的投入，却很舍得，“偏偏苦于没有好的资源”。

闲暇时，赵猛会和同行交流。交流的结果是，县城的孩子正逐渐进入一种过载的逆反状态，他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以赵猛熟悉的一家口才培训机构为例，顶峰期有500学生，但现在每周来上课的不到300人，剩下的学生都申请了停课。家长们普遍的理由是“孩子压力太大，什么都学不进去。除了学科，其他兴趣班都停了。”

创业四年里，赵猛职业性的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观察他们的眼睛，就能识别出哪些孩子正处于焦虑和痛苦之中。“一些孩子在三四年级还很调皮，无论学习好坏，眼睛都是闪亮的。你会看见那些光一天天黯淡下去。一旦读到初高中，人人戴上黑框眼镜、穿统一规划的校服，剪被约束的发型，作答标准答案。他们辨识不出自己了。”

“如果连续数十载、不停歇地让我们的孩子去被动记忆、去填充纸上信息，这种做法只会剥夺他们的追问和反思能力。”强行的用集体记忆覆盖，磨灭个人生活里的记忆，结果是让真实的内心蒙尘。每次看到眼神浑浊的孩子，赵猛都会建议家长给孩子留出一些空白时间，让他们暂时的躲避其中，哪怕是片刻的宁静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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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潭湖水，县城在它的最边缘处。即便湖中心卷起滔天巨浪，边缘是最后感应到的。

县城所谓的闲适，本质上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地方小，人口少，整体质量相对低，无法形成经济自循环，竞争性不强。久而久之，大脑皮层活跃度会下降，丧失对外界的敏锐触感。

回忆求学时的自己，赵猛觉得，那时的年轻人似乎更成熟。那个年代，人生好像并非只有高考一条路。赵猛见证了周边乡村小学的逐渐消失，县城初中集合了十里八村的同龄人。他所在的高中，以及附近的其他几所学校，越来越关注高考成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出生，仿佛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只为了应对那场改变人生的考试。能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小镇做题家始终是少数，更多的孩子成了陪跑的祭品，没有人关注他们去往了哪里，后来过得怎么样。

布尔迪厄把诸如资格证书、个人的言谈举止、习惯习性等归纳为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是人们获得经济资源的基础，好的经济资源又会带来更好的社会资源。教育系统就这样在社会不平等的文化再生产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很多时候，决定人一生的因素就是：生在何时、何地。时代和地域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你如何了解世界，决定了你和世界的关系。

迪迪埃·埃里蓬在他的《回归故里》中问出那一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命运是否早已被宣判？作为社会学家，埃里蓬回到那个久违的家乡，那个曾试图逃离的地方，那个曾经在成长过程中作为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无论如何抗拒，家乡依然深深植根于他的精神内核，直至他与自己曾经抗拒、否认的部分和解。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经历了各种形式的高压教育，拒斥与学习无关的一切。教育被视为阶级跃迁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父母总是让孩子做与学习、考试相关的事情，其他的，在他们看来都是在走弯路，在浪费时间。仿佛你有多高的学历，就有多高的收入，就是多成功的人。然而，当巨变袭来，人们开始怀疑，怀疑分数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怀疑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怀疑脱下长衫也过不好这一生，并因此无所适从。

但学校系统仍然像过去一样，强行向学生施加社会化的指令。那些在屈从这些指令过程中遇到困境的学生，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并不属于此地的隔阂感。

埃里蓬说，事实上，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本能的反抗，表现为倔强、反感、不顺从、讽刺、固执的拒绝，最终像许多人一样，因外力作用被无声地剔除出教育系统，但表面上看，这只是单纯由个人的行为造成的结果；另一条则是屈从于体制，接受学校的要求，从而得以顺利留在校园内。反抗，意味着失败；屈从，意味着生存。

今年秋季学期的招生计划中，关汉卿中学、实验中学、药兴学校、药城学校共开设了68个初中班，每班限额50人。安国中学、祁州中学、职教中心、兴华中学四所高中共计划招生5080人。

1994年，8岁的赵猛入读郑各庄小学；
1998年，12岁，转入安国县北七公小学读五年级；
2000年，14岁，升入祁州镇中学；
2003年，17岁，考入祁州中学；
2006年，20岁，考入吉林师范大学;
2010年， 24岁，大学毕业，成为北漂；
2020年，34岁，回乡创业；
2024年，赵猛说：“我们就是熬，慢慢熬出来就好了。”

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现在。

在一个流水车轮的时代，人们都是曾经的泡沫，轻盈而脆弱。事实上，生活从来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糕，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