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恢复高考的1977年算起，民办教育即将进入四十不惑的年龄。

教育部牵头组织起草的《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若干意见》，一拖再拖之后，有望年内推出。包括《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内的一揽子教育法案，正在提交人大审议。其中“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学校”等内容，对未来民办教育者的所去所从关系重大。

有观点认为，随着这一系列意见及法案的出台，民办教育将获得明确的“身份”，迎来明媚的春天；而有人则担心，分类管理政策出台后，若后续处置措施不当，一些民办教育者此前投入的巨大资产如何清晰地确权和定性，是一大挑战。弄不好，不要说发展，还有可能会元气大伤。

发展前景：大有可为，还是空间有限？

对此，受访的学界、政界和业界的人士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正方的意见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精英教育传媒研究院院长袁绪程为代表。袁绪程看好民办教育的理由如下：

一是财政方面的需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而另一方面为了稳增长，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上支出不断加大，如此势必缩减教育等方面的民生支出。这一缺口只能通过民间的社会资金来弥补。

二是经济转型的需要。中国经济转型，从产业结构来讲，一二产比重下降，三产的服务业就要跟上去，教育是三产中的源头和大头。放开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经济会有新的增长点。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能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从中长期看，它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撑。

三是民办学校自身提高水平的需要。除个别地区外，总体上讲，目前教育的供需已经达到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但结构性的问题开始凸显，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无法满足一部分民众的需求，如果政策放开，民办教育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则认为，民办教育从恢复以来一直走的是一条上升通道，只不过有时走得快点，有时候慢点。5年前，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颁布的时候，业内也高呼过民办教育的黄金时期来了，后来又有人认为民办教育发展进入困难时期，然而事实上它的发展既没有爆发，又没有停滞或衰退。

王烽认为，中国的教育适龄人口增幅长期看在缩窄，通过这些年的财政投入，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政府趋向于应保尽保，民办教育弥补公办教育数量不足的空间已经不大。国家对学历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是否放开让营利性民办教育进入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不过，王烽认为民办教育在学前教育、培训业、网络教育、国际学校，以及学历教育的衍生产品等领域是能够异军突起，有快速增长空间的。

行业变局：遍地英雄到王者鼎立？

尽管对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前景受访者见仁见智，但这一产业面临一个从遍地草莽英雄到数个大鳄鼎立的结构性变局则是一个不争事实。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表示，以北京这两年的教育均衡化为代表，公办教育的趋势是把过去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种种方式不断地稀释化，最终实现公办教育均衡公平地提供普惠教育这一根本性的使命。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设想，其最终实现需要多长时间也很难讲，但不可否认这是大势所趋。

“公办优质教育资源限制择校后，对优质资源的选择需求会转向民办学校。公办学校不允许择校给民办学校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民办学校应抓住这个机会，实施素质教育，努力提高自身的教育质量和竞争力。公办学校提供普惠的公平的教育服务，民办学校提供选择性教育，两者并行不悖，各得其所，互为补充，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韩民称。

阳光教育管理集团董事、总经理徐扬华表示，中国中小学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要上学有公办，要择校找民办”，近5年他亲见亲历一些有特色的优质私校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在北京上海，更包括很多二三线城市。新一代家长对个性化高品质教育的市场需求真实存在。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一些产业界的大鳄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将自身定位为“城市配套服务商”的万科，全力进军教育产业，开办了万科梅沙书院、万科麓城小学和万科天誉学校等实体学校。

民办教育不能承受之痛

尽管一些产业大鳄跃跃欲试，但大多数民办教育者在教育法案修订稿尚未出来之前，依然是趑趄不前，犹豫观望。

尽管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大多数民办教育的从业者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差别”始终存在。

广东省政协常委、广州昊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道明说如果能够把此前关于民办教育的法律条文真正落实到实处，那他就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在招生顺序、学生的奖项名额分配上面，都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民办教育要想超越公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者，有一定难度。

莫道明在投资兴办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下称天河学校）时，选择了营利性这一类别，这一选择的代价是无法享受到土地和税收优惠，不过莫道明表示，营利性的学校要自己解决用地问题，像天河学校的地就是商业地产，而非营利性的学校原则上是可以划拨的，但实际上也不一定。天河学校作为企业性质，需要纳税，而收费是有自主权的，但莫道明表示收费自主也只是理论上如此，实际上收费还是会受到地方有关部门的层层监管。

阳光教育管理集团董事、总经理徐扬华表示，在办学的过程中，民办教育主要遇到几个问题，一是市场准入方面，一些地方对民办学校持比较保守甚至“封杀”的态度，设置了很多玻璃门。二是在收费方面，很多地方提出了所谓的备案制，因为中央有相关的要求，但是实际上他们依然是把这一权力牢牢地攥在手里，名为备案，实际还是审批。三是在原先的法规框架下，企业办学选择了非营利性，因为可以享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但一旦分类管理政策出台，如果非营利性转为营利性，则必须交一大笔的税收，另外，此前投入的巨大资产如何清晰地确权和定性，也是一件大事。

分类管理：绕不过去的坎

对于业内关心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问题，王烽表示，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难题，首先因为它不光是教育部门一家的问题，还涉及到财税部门、土地部门等。此外，因为在教育适龄人口基本不增长的情况下，目前新建的民办学校数量比较少，所以分类管理主要针对过去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民办学校。当时国家为了弥补公办教育不足，以比较模糊的法律界定鼓励民办教育，即使一些民办学校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政府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目前中国整个教育和产业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问题，如果不清晰界定民办教育的类别，则前进的路将会没有路标。

袁绪程表示，如果不进行分类管理，民办学校就是非牛非马的状态，社会资本不敢大举投资，因为不仅他们的投资收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其出资的产权保障也是很模糊的。而捐助者方面，他们希望投入的是非营利性的学校，但是在目前的政策下学校的举办者是可以提取“合理回报”的，捐资者会因此望而却步。分类改革就是要把这些顾虑全部扫清。

王烽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对民办教育分类管理进行试点，目前一些地方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但分类管理兹事体大，且各地各学校都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因地制宜，不能所有地方、所有类别学校一个要求、一个进度。上面可以出一个指导意见，各地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出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个事情急不来，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

大幕即启，有人会倒下，有人会崛起，中国的民办教育版图或将重新改写，而在法律能够清晰界定并严格执行的前提下，民办教育从业者或将不再困惑，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本文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孙春芳，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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