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哈佛对MOOC的态度忽然变得积极，于是借参加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之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拜访了哈佛著名中国历史学家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哈佛负责高级学习的副教务长。论坛期间和包弼德教授就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进行了一次谈话，主要探讨对新技术支持学习的理解和他目前负责的HarvardX情况。

很多人知道，作为历史学家的包弼德与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合开的哈佛在线中国历史课ChinaX；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还具有信息技术方面的专长。分管副教务长和主讲教师双重身份的包弼德承认，他这大半年来对在线教育的理解在不断变化并且还会持续变化。

首先讨论了哈佛对MOOC价值观的转变问题，并认为哈佛本质上还是为了保持和提升本校的教学质量。全世界的MOOC热潮给教授们提升社会知名度提供了新的路径，这种知名度是出色的教学和信息技术平台结合所带来的。毫无疑问，每个大学都有不少很好的教授，他们也大多比较重视教学，但MOOC可以鼓励至少部分好教授能对自己的讲授更下功夫，也能让本校师生在这种技术平台上获得更多的互动。

MOOC的成本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不管哪种MOOC平台想要长期运行就必须平衡成本，虽然起步阶段可以贴钱，而且长远看也可以不赚钱，但不能长期赔本。包弼德说，2012年MIT和哈佛各投入3000万美元组建edX。这一共6000万美元的初期投入是技术平台的建设和初期运行的费用，并不包括每门课制作和升级的成本，也不包括每门课开课运行的成本。目前HarvardX每门课（一个学期）的制作成本在5万-10万美元之间，这还不包括支付开课过程中增加的助教岗位的费用。

另外，在线资源当然为全世界的人提供了听课机会，为全社会的知识普及贡献了力量，包括哈佛在内的很多大学也乐于这么做。但这一点的优先级要低于上述两点。不管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不可能长期且巨额地把逻辑上应该用于本校的资源投向校外。

随后还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包弼德承认他每周都要关注HarvardX的后台数据，分析不同背景选课者的听课情况。目前为止的经验说明，对选课者而言，高淘汰率不等于课程没用：HarvardX的听课者中70%以上已经有本科学位，对他们而言学位和证书不那么重要；关注某门课中某一个或几个片段的学生很多，他们在听过自己感兴趣的片段后选择放弃其余部分是合理的。MOOC平台反而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加碎片化和结构化的多样选择，比如以片段而不是课为单位，但如何让原来分属不同课的片段组合成一门结构上合理的课程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讲课教师而言，哈佛参加HarvardX的教授们自己提出申请，学校和所在院系审核通过后才能制作在线课程并上平台运行，虽然成本目前由学校承担，但教授们不会因此得到额外薪酬。事实已经证明，成功开设MOOC课程的教授们得到的是自己在全社会的学术美誉度的增加，也会带来自己论文的高下载率和引用率以及自己专著的高销量，这些对教授们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另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需要把所有课程都搬到MOOC平台上，优先考虑的应该是那些通识类的优秀课程，而这是哈佛的强项。

除了平台和课程开发的投入外，课程的运行也需要人力资源。包弼德半开玩笑说哈佛不太缺钱，但希望提供给学生有理由的资助。HarvardX的出现在该方面的结果是新设了更多助教岗位，让更多学生通过这类劳动获得资助。我们也谈到发展，长远看，选课者还是可能会被要求支付少量费用，每人付一点点就足够承担成本。像哈佛这样的大学可能不需从中赚钱，但要做到基本不贴钱。具体怎么做还需好好考虑，比如一个选择是，付费者能得到助教的在线互动，而不付费者就只能看看视频资源。

另外，现在MOOC的后台数据已经表明，课程如果不变，那么第二轮开设以后的选课者人数就呈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因此需要有持续的投入，鼓励教师去修改课程以保持和提升质量。可能的选择是，给每门课在5年内有2-3次修改的机会并给予经费支持，而这也需要纳入成本平衡的考虑中。

谈到ChinaX这门课，目前大约45000人在线学习，其中大约有12%的人在中国，平均年龄是24岁，小于美国选课者的28岁。我还给他看了中国微信平台上关于这门课的介绍信息。包弼德说他授课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改变传统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但目前看似乎ChinaX的平台甚至比哈佛校园来得更为有效，因为最大的教室也装不下45000人。因此，他自问道，如果我的课程的使命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那是在哈佛课堂里开课还是上HarvardX更好呢？

如果一所大学有一批包弼德这样的努力教学的好老师，有一个HarvardX这样的运维良好的平台，再加上一套控制质量和成本的体制机制，MOOC的道路是不是就能走下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