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育部要求，进入8月份后各大部属高校陆续公布了2014年度决算情况。根据公布情况制作的各种 “大学富豪榜”引发了热议。从年度收入总额来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分别以123.6亿元、109.1亿元和85.8亿元盘踞排行榜前三位。

然而，总额并不能反映内里的收支结构，也无法体现学校师生规模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究竟哪些高校是“真土豪”？高校又将钱花在了哪些地方？高校整体的财政状况究竟如何？

《南风窗》记者收集了截至2015年9月已经公开去年决算情况的73所高校（211高校43所，985高校30所）的详细数据。

统计结果显示，73所学校共收入约2028.73亿元，平均每所学校在2014年度获得约27.79亿元的收入，其中政府财政拨款共计约945.35亿元，占学校总收入的46.6%，不到一半。支出方面，总计支出1808.9亿元，占总收入的89.2%，没有出现大规模收不抵支的情况。

政府拨款

有许多人聚焦于高校所获得的总收入和政府拨款总额，但总额能反映校际之间的真实情况吗？恐怕不然。由于高校之间的教职工人数以及学生人数有较大差别，财政拨款等相应出现差异当属正常。

若仅考虑专任教师的人数，获得“师均拨款”最多的其实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才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总收入达到全国第二的浙江大学实际上只排名第10位。

将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直接比较，能更清晰地看出财政拨款真正的校际差异。这两所学校的专任教师均在3400人上下，但浙大2014年仅获得27.1亿元财政拨款，清华却拿到了38.4亿元，整整多出42%。

除了顶级985高校之间的差别，985高校和211高校之间的财政拨款流向更是受到瞩目。2014年，211高校的财政拨款在2.9亿元~17.5亿元之间，校均8.5亿元；而985高校的2014年财政拨款则在9.4亿元~38.4亿元之间，校均19.4亿元。从校均数据来看，985高校的财政拨款约是211高校的2.3倍。

但是，985高校的师生规模一般也会大过211高校，985高校的校均专任教师人数约是211高校的1.9倍。换而言之，985高校用1.9倍的教师“换来了”2.3倍的财政拨款。

如果说拨款差异并不算太大，那么两类高校之间真正的区别就在于拨款之外的“创收项目”，这在总收入上体现得更为明显：211高校2014年收入在5.3亿元~29.0亿元之间，校均收入15.8亿元；而985高校则在18.8亿元~123.6亿元之间，校均收入45.0亿元—985高校的校均收入是211高校的2.9倍。

造成211高校和985高校收入差距的究竟是哪一类收入？

“创收之道”

从数据来看，真正造成差距的是高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即事业收入，包括附属高中和高校的学费以及住宿费、科研经费拨款等等。此外，985高校获得捐赠收入和“投资收入”的能力大大优于211高校。

也就是说，985高校主要靠教学科研相关的收入和“投资能力”拉开跟211高校的收入差距，而211高校则是“校外机构”表现得更好—211高校的经营收入和附属机构上缴收入都好于985高校，而经营收入指的是高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的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实际上，不同高校因为“创收能力”不同，对于财政的依赖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一些财政拨款数额巨大的综合类院校，看起来并不那么“依赖”政府财政。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财政拨款占当年总收入的比例都低于35%，而北京中医药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中央音乐学院这4所高校的“依赖度”则高于65%。

一些“财大气粗”的高校是如何“创收”的？不同的学校有自己的“创收点”。浙江大学拿到财政拨款的能力虽不如清华大学，但其2014年的“投资收入”高达39.3亿元，傲视群雄，第二名清华大学的此项收入仅15.1亿元（投资收入等于“其他收入”减去捐赠收入，主要指投资收益、租金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现金和存货盘盈收入等等）。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投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排名全国前5位的，全部是上海、浙江和广东的高校。

在财政部、教育部2012年12月印发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中，曾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严格控制对外投资。在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对外投资的，应当履行有关审批程序。”此外，高等学校不得使用财政拨款及其结余进行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票、期货、基金、企业债券等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浙江大学公开的《2014 年部门决算》中，仅说明“其他收入”比2013年增加了16.6亿元，并没有对其中巨额的“投资收入”做出解释。但是查阅公开报道可以发现，浙江大学曾在2013年9月出让华家池校区三宗土地，最终以136.73亿元总价成交，成为杭州“新地王”。2010年，被8亿多元债务缠身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就获得了卖地还债的政府许可。早在2005年，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曾以24.6亿的价格成为“地王”。

这些被纳入“其他收入”口径进行统计的“投资收入”最终花在了哪里？浙江大学39.6亿元的“其他收入”有39.2亿元都花在了教育支出尤其是高等教育支出上面，还有3000余万成了住房保障支出。

此外，各高校还有不同的“创收来源”。 “211高校”上海财经大学主要是靠教育收费来“支撑”，其41.3%的收入来自于此—同属华东地区的“985高校”东南大学的教育收费仅占总收入的9.1%。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近6成的收入来自事业收入；中山大学的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约为1.14亿元，这在统计的高校中名列第一。

捐赠收入是否能作为高校的重点收入来源？目前来看还远远达不到。公布了2014年捐赠收入的53所高校里，收到的捐赠在55.2万元~4.0亿元之间，这最多也仅占这些高校总收入的3.8%。

各种“创收”的背后，是高校面临的财政压力。

钱去哪儿了？

跟频频引起关注的高校债务问题相关联的，是高校的收支平衡情况。“有的大学其实是很凄惨的，它用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来支付贷款利息，有时还要挪用老师的工资。”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认为，一些高校的贷款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等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债务一旦造成，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校就需要用很多年才能消化，“这对高校而言是不公平的，高校的债务问题还是需要政府的帮助”。

从2014年的决算数据来看，已经有7所高校的当年支出大于收入，分别是福州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大学。

福州大学在决算报告中的解释是“化债专项经费列支了以往年度新校区建设经费”，北京邮电大学则是“学校沙河校区投入以及公租房建设导致支出增长较大”。东华大学并没有在报告做出相应解释，应《南风窗》记者收集要求，该校有关财务部门负责人做出的说明称：“根据上海市统一安排，回购了原社会化的学生公寓，学校于2014年动用以前年度结余资金支付了学生宿舍回购款，这是形成报表所反映的学校当年支出大于收入的主要原因”。

新校区的使用、学生宿舍的回购等等一系列支出，都跟楼房和土地的买卖、使用和开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教育支出一直是也应该是高校支出的重头，对于绝大部分学校来说，会将通过教育收费所获得的收入全额用到教育支出上面—只有极少数学校例外。

江南大学的2245.28万元教育收费收入、大连理工大学1010.91万元的教育收费收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999.35万元的教育收费收入、中国传媒大学的1258.30万元教育收费收入等等，就没有被用到教育支出中，而是被用到住房公积金、购房补贴等住房保障支出当中。

高校财政公开

决算账目是高校财政的“晴雨表”，能反映出高校运转的大致情况。去年7月底，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明确规定，收支预决算总表、收入（支出）预决算表、财政拨款支出预决算表必须公开。

但从《南风窗》记者的搜索情况来看，这些决算数据的公开并不理想。首先就是公开的决算表比较“粗”，一些能真正反映问题的细化条目及其数据并没有公开，比如高校教师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具体的科研事业收入有多少，学校内不同学院的资金分配有什么规律？有些高校比较重视公开财政拨款的详细使用情况，对于本校的其他往来收支用“空格”来代替。

其次就是对预决算情况的解释说明非常少，许多学校只是单纯地罗列与上一年的数据对比，并没有对收支的大幅变动、分配、异常“挪用”做出明确说明。此外，极少数学校的公开形式和方式也颇为“隐秘”，被列入“985工程”的某重点大学用压缩的图片格式进行“决算公开”，图片上的收支明细数据几乎不可辨认；还有的学校给决算报告设置密码，不输入密码就不能复制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有的学校的决算公开页面网址已经无法打开……

有媒体曾粗略统计，“十八大”以来，仅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已达50多起。而财政公开，仅仅是接受监督、预防腐败的第一步。

本文转载自南风窗   作者：戴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