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众口难调的万人大会，必然以搭建足够丰富的平台来尊重和满足每个人的选择为保障，也因此，浓缩了百年AERA之精华而设计的12张易拉宝海报虽然摆放在显要位置，但始终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驻足关注。

唯独我却长长地在那里站立，仔细阅读着每一张浓缩版背后的用意。说实话，当初来乍到的新奇劲儿过去之后，作为一个独立教育媒体人，最好奇的就是究竟什么原因让一个本土会议能够成为全球教育研究者的焦点，并历久弥新。其实第一张海报尽管讲的是源起的事实——在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一年诞生了AERA，但它却给了AERA天然的科学基因，之后百年中的每一次科学进步、社会发展和政治大事都在深刻影响着AERA的议题以及体现着主办者对教育必然在时代发展中大有可为的信念。

AERA，始终表达着一种通过专业社群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愿望，而推动的方式就是“促进教育走向真正的科学”——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但“教育最强大脑”们云集AERA却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教育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

这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很多人认为教育并不是一门科学，它更多地依赖于经验，将一群人所理解的知识传授到另一群人的大脑中，当前者的传授经验足够丰富时就促进了后者的认知水平。

事实上，当教育基于经验的时候，它必然“躲在深闺”，在封闭的环境体系里发挥作用；而只有当教育基于科学，才有可能融入到时代发展的脉动中发挥自身的作用。这就是AERA百年不变的定位——通过基于科学的教育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专业社群的作用也必然促进其自身从经院式研究者转型为责任型公众学者。也正是因为专业社群的这种富有“科学转化”使命的不可替代性，才使得AERA走过百年依然历久弥性，因为它集结的是一群有担当、有思想、有实践的“教育最强大脑”。

本届年会的组织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Kevin G.Welner教授在协会研讨会上的一番话再次证实了我的“推断”。他说，“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美国在1916年的挑战出奇相似。在1916年，新兴工业化及城市化经济为工作场所、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波又一波新移民潮引发了对革命激进主义会破坏所谓的美式生活方式的恐惧；令人震惊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使种族及民族分化更加严重；日益加剧的全球冲突使各个国家都在面临着民主和多样化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存留，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世界各地。

二十世纪初期的领导人让学校来承担解决这些变化所引发的大量令人不知所措的社会挑战的责任，当时，许多改革者指望工业化的效率和生产力能引导并履行这一责任。因此，遵循时代的进步驱动力，改革者们主要采用了技术方法和结构方法。第一批AERA研究者就是该尝试的一部分，他们谋求创造出教育工作者可以用来改善大型学校系统的科学知识——至今我们仍在追求这个目标。”

会后，我继续追问Kevin Welner，一个专业社群究竟能用怎样的方式成为推动社会的力量？Kevin认为，走过的一个世纪AERA科学精神不变，但也给出了一个教训，那就是科学研究本身需要拥护者，而且能够让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是被周密而有设计地推进。他说，2016年AERA百年年度会议就是想突出科学研究、政治文明和社会分析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把百年会议安排在美国首都举行，时间又正值选举季的中旬，期间可能充斥着会引发争议的教育问题辩论，这些辩论中有很多都涉及因多样性而引发的争议和机遇。作为一个专业群体，理所当然地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来参与这些辩论，并以缜密、专业的学术探究来影响他们。

Kevin还透露，2016年也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一百周年。杜威始终认为学者必须以提高对社会问题（教育及更高的层面）的认识及促进这些问题以民主和公开方式解决来民主地投身“大众”。杜威在书中提醒我们，科学能在正式许可的机构所含的专业化技术研究领域通过持续的公开调查过程——而非通过被假定的过程——对社会进步（包括教育进步）做出最大贡献。

在Kevin的讲述中，我明显感受到让AERA有足够吸引力的关键词如下：

• 一是“专业社群”，越来越多有责任担当的教育研究者联盟；

• 二是“技术与结构”，通过技术的力量和结构的范式来进行科学提纯；

• 三是“孵化”，利用强大的平台将策略、技术和方法加以组合来孵化出公共学者。

其中的第三条是AERA高层组织者最看重的，也是难度最高的。

Kevin说，“AERA的公共学术一度局限于向从业人员做报告或是在公开会议上做演讲。百年为拐点，新的参与形式将存在于各种公共场所，包括为非专业读者写文章、媒体评论、写博客和发帖、帮助在公共网站、政府听证会或诉讼中作证、和团体及学校教育工作者开展合作研究以及其他利用研究来影响公民参与有组织行动的活动。”

教育正在艰难地走向科学

正是因为AERA明确的定位导向，因此在组委会设计的9种讨论交流方式中用数据、实证方式进行的研究的报告成为主流。通过“我的AERA”强大的分类和检索功能，我梳理出一些数据，在收录的530篇会议论文、展示的177张海报、展开的665个圆桌会议、479个座谈会、207个特邀演讲人会议、29个炉边谈话中体现大数据分析的占50%以上、以个案或小规模样本分析为基础的达80%，无论是政策制度研究、区域发展研究，还是小到一个课堂、一个项目、一所学校的研究，都力图在规律、策略、方法、工具等层面加以深度开掘。

近年来，随着学习平台的广泛使用，产生了大量微发生数据（microgenetic data），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好地理解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及其过程或模式如何，学习分析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在本次大会的圆桌论坛上，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Richard R. Halverson展望了未来数据、学校和技术的前景，将其归纳为三种冲突：

• 基于学校的个性化课程服务与基于数据驱动的个人化社会文化服务的冲突；

• 基于校内标准化考试的最优化教学和基于开放学习环境的多元化灵活社区学习的冲突；

• 学校功能设计系统观和生活世界的冲突（虽然学校功能设计的系统观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但有迹象开始表明生活世界的回归）。

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的交叉研究，是本届年会中的重要关注内容。这一专题类研究除了关注教师自我成长的规律性研究以外，还特别对教育技术能力和使用情况，以及技术作为教师发展的工具与途径的研究。

研究者们从宏观外界环境支持、 中观教学设计的实践性指导, 以及微观教师自身技术感知和接受等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 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通过对中学 11 位科学教师长达一年的追踪，了解到信息与通信技术作为认知工具, 在教学设计以及基于探究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情况，并发现，教师师运用认知工具支持教学的具体实践行为、 教育管理者对教师这一教学的支持以及教师运用技术的技能是影响教师进行技术整合于教学的重要因素。

当然还有一些更微观的研究也颇有意思。

比如，尽管五十多年前，人们已经就学校图书馆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展开了学术研究，但是更广泛教育界中的教育研究者却鲜有人知道到这一研究。哈佛大学教授探讨了过去二十年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领域发表的大部分学校图书馆研究，并把关注点放在呼吁进行更多系统化和严谨的研究上面，研究学校相关因素及其对成绩的影响。教授提供了对于60个学校图书馆实证研究设计及影响的综合分析，找出不足与差距，并就解决这些设计与分析上的不足提出一些替代性解决方案。

比如，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通过分析预测学生成绩的变量结构，来科学检测教学效果。研究中应用了多层次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教学效果对于学生情感成绩的影响比对于认知成绩的影响更大。在学校层面的教学之下，学生的学习态度更好，因而数学成绩分值很高，但效率却很低；学校层面的教学在认知成绩方面显示出积极效果，但在情感成绩方面却有着很消极。

还有一些议题切入口小，但通过实证和数据分析却给我们带来颇多启发，比如《什么时候反馈能够有效支持学生的学习》《终身学习的秘诀：对10组STEM爱好者的更进一步观察》《STEM素养联系如何应用于创客空间》《通过简明反思性写作敢于改进教师心理》等。

来自美国教育部和约克大学项目组的研究更微小，通过使用网格空间技术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对教师的观察性目光凝视与对话交流性目光凝视加以研究对比，从而了解教师的目光与其专业水平或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研究不难让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量的研究正通过技术让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探寻变成可能。教育与技术在悄然之间打破了以往仅仅在几个专题或主题中探讨的界限，几乎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需要通过技术的支持才得以具体深化。这也是AERA从一开始就期待切入的两大关键元素——技术方法和结构方法。近年来，技术突然甩开原本的依附状态，自己走到了时代发展的前台，这给AERA以“走向科学”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内涵注入了如虎添翼般的能量。与此同时，技术不仅在前沿以自身的迅猛发展牵拉着教育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还成为跨越各个领域的“媒人”，在技术的支持下，大量与教育跨界的结合让脑科学、学习科学、社会性情绪、媒介素养等“新名词”奔涌而来，扩宽了教育本身的视阈。

作者注：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的杨雪老师对本文翻译过程的支持。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育能见度”（iedu5252），经作者授权转载，原标题为《见证AERA·华盛顿走笔（二）Ⅰ“教育最强大脑”们云集，究竟想干什么事？》。